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们需要于欢

在某国，警察暴力首要服务的，可能并非老百姓。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尤其“命案必破”等规定，更多是老百姓在搭便车——私营暴力如失控，官员将比百姓更加危险；

在现实中，跟警察或官员拌几句嘴就被拘留的，也大有人在。老百姓遇到暴力威胁或攻击，则难以得到应有的警力救济。所以，火车站附近敲诈盛行，讨债公司为所欲为，暴力强拆无人过问……

暴力必须被垄断。平民持有1.8焦动能的儿童玩具枪，都会被判刑。平民正当防卫的要件，被限制得极为苛刻，几乎完全交由公检法裁量。于欢母子遭遇的恐惧和耻辱，在公检法眼中一文不值。如果他们是两个警察或拆迁队员，那自然另当别论；

110警察撂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飘然而去之后，于欢母子成为无国之人。没有祖国的保护，他们什么都不是。然后，讨债者用阳具抽打于欢母亲的面部，并试图塞进嘴去。在于欢动刀之后，祖国很快现身，抓了他这名罪犯；

当暴力成为唯一自救渠道，暴力便具备凌驾于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除非不加区别地拒斥任何暴力尤其是国家暴力，念叨“非暴力”者不是庙堂伪君子，就是野生仁波切。要求暴力受害者宽恕暴力，等同于二次加害。跟随其后的，是更酷烈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