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选择出国的建筑留学生，常常为了求证心中的疑惑，不惜代价。陆轶辰当时的心态如同朝圣一般，因此实习过的事务所比其他同学都多。毕业时，他同时收到了OMA、Morphosis、努维尔和盖里的offer。
在职业生涯中，弗兰克·盖里和斯蒂文·霍尔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盖里是他在工作室的导师，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在毕业设计汇报结束后，八十岁高龄的盖里邀请他去自己的事务所工作，告诉他，自己会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建造”，这对于刚毕业的陆轶辰来说极具吸引力。
盖里事务所参与负责的阿布达比古根海姆美术馆项目方案 ©陆轶辰
离开洛杉矶后，陆轶辰回到纽约为斯蒂文·霍尔工作。斯蒂文·霍尔是他们那一代建筑师中，“极少数最终从后现代主义中走出来的建筑师”。与盖里“先发制人”的设计方法相比，斯蒂文的设计更倾向于“后发制人”。而盖里事务所有着一套严谨的设计工作方法，看似随机的造型背后，其实是一套极为完善的建造体系。
2012年，他接受了清华的教职，这一年的5月31日，陆轶辰从斯蒂文·霍尔事务所离职，第二天就搭乘飞机回国，先到深圳考察项目，随后又飞往北京开始教书。纽约、北京和深圳构成了他那些年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路径。他频繁地切换地点，也随之切换身份。有时前一天还在纽约与同事讨论设计，后一天就出现在北京的课堂上授课。尽管战线拉得很长，但当时年轻的陆轶辰并没有太在意时差，而是充满干劲地奔波于两地甚至三地之间。
2013年，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开始对外招标。清华美院的领导邀请陆轶辰参与，并主持建筑部分的设计，在与国内几家设计单位的竞争中，清华美院的方案在两轮评选中都获得了第一名，顺利拿到设计权。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模型 ©Link-Arc建筑事务所
2015年7月，米兰世博会开幕，本届世博会是中国第一次以独立自建馆的形式参与海外世博会，中国馆获得了世博展馆遗产大奖杰出奖一等奖，以及国际世博局颁发的2015年米兰世博会大模块建筑设计铜奖。对于陆轶辰来说，虽然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但这个耗时两年、团队全年无休的项目让事务所赔了个“底儿掉”，当初成立事务所融资的钱，几乎消耗殆尽。到2015年底，Link-Arc建筑事务所甚至发不出奖金，最后只能给每位同事奖励一张去米兰的往返机票，让他们与自己参与设计的项目合影留念。
用陆轶辰自己的话说，做中国馆的设计，彷佛“大象闯进了瓷器店”，一切都需要小心翼翼。
但也正是这样的机会，让一个年轻的建筑事务所在初创阶段能“在巨大的权力缝隙中照见自己，从而反思作为建筑师的意义”。
顶着中国第一个海外世博会自建馆主持建筑师的名头，当年还不到40岁的陆轶辰看起来“年轻气盛，前途无量”，许多的项目在向他招手。世博会后的那几年，他眼中的世界似乎是平的：纽约白天工作结束后，就将工作交接给上海，上海白天再把工作传到纽约——Link-Arc建筑事务所内部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打乒乓”，利用时差来提高项目进度。陆轶辰则频繁穿梭于不同的时区之间，自由切换不同的身份和工作节奏。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往返中美之间多达18次。
完成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项目后，Link-Arc建筑事务所陆续落地了一些项目，包括文化、教育、展览、规划与办公等，如华润集团档案馆、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学校、武汉长江中心、南京湾艺术中心等。这些项目还为他们赢得了纽约AIA和亚洲建筑师协会（AcAsia）的奖项。
上图：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草图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左：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苏圣亮
下图右：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细节 ©苏圣亮
然而，陆轶辰在回顾这些经历时，总觉得当时项目盖得太着急，思考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他也避免去消费“中国馆设计师”这个名头，于是主动选择“消失”。他需要通过时间去沉淀与积累。
到了2025年，陆轶辰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越是想避免消费“中国馆设计师”这一身份标签，反而越难剥离。作为一个建筑师，最好的方法是用新的作品，更新大众的认知。新年伊始，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最新项目顺德云鹭湿地博物馆和大众见面，同时位于深圳的两个学校项目：深圳前海桂湾学校和翠竹外国语学校也将在近期竣工并投入使用。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和陆轶辰展开一场对话，试图解答一个来自十年前的问题：
“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馆，很好奇你之后会做什么样的项目？”
顺德云鹭湿地博物馆位于一个栖息着2.5万只鹭鸟的岛屿旁边，这个项目源于一个感人的故事：26年前广东顺德人冼铨辉种植的一片竹林意外吸引了成群的白鹭来此定居，他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将这里变成了城市中的“鹭鸟天堂”。现在，顺德政府将它的保护范围扩大了13倍，将这里重塑为云鹭湿地公园。
上图：手绘草图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从湿地公园望向博物馆 ©田方方
现场踏勘的时候，建筑师们在密林中穿梭，满眼的竹林、榕树、大王椰，生态环境特别好，陆轶辰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去打扰这片美好，应该做一个“消失”的建筑，静静地融入这片湿地。最终方案里，建筑师把建筑藏在了落羽杉林后面，只有最高处像个潜望镜一样悄悄冒出树梢观察鹭鸟。陆轶辰希望这个建筑在自然面前谦逊、内敛，而不张扬。
建筑的形态看起来像四个水平旋转的混凝土“镜头”，捕捉着鹭鸟们的生活瞬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设计团队仔细测绘了场地里的每一棵树，总共有560棵。在做设计的时候，团队小心翼翼地确定建筑的位置，通过旋转每一层的体量来避开那些树木。
虽然这增加了结构和施工的难度，但陆轶辰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保护场地原生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
上图：旋转的四个镜头示意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远眺湿地博物馆的“第五立面” ©田方方
这个建筑不仅仅是一个观鸟塔或者一个展览馆，更是一个让人们可以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场所。所以四个错落的“取景框”分别朝向树根、树干、树冠和树梢。人们在建筑内部就可以在不同的高度，观察到鹭鸟在不同状态下的样子，不用去打扰鹭鸟。陆轶辰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把目光从建筑本身移开，更多地去关注自然。同时，建筑还把屋顶做成了荷花池，让建筑与生态水景融为一体，尽量减少人工的痕迹。
上图：四张取景框概念示意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左：从二层露台望向取景框 ©田方方
下图右：三层中庭空间 ©存在建筑
在材料的选择上，博物馆选择了现浇松木模混凝土。这种材料有一种天然的质朴感，它和周围的树林很搭。而且，松木的纹理，也让建筑的外墙看起来不那么冰冷，更有温度。站在建筑内部，阳光透过顶部的天窗洒下来，经过深梁的过滤，变得很柔和。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深圳翠竹外国语学校是Link-Arc建筑事务所对“城市中的校园”这一概念的实践成果。在陆轶辰看来，一座好的校园，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象牙塔，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与城市紧密相连的有机体。特别是当这个校园位于深圳老城的中心区域，它更应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与城市产生积极的互动。
深圳翠竹外国语学校位于罗湖区，被医院、住宅、商铺包围着，环境繁杂又带着烟火气。如何在这样一个高密度、复杂的城市环境中，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有趣、充满活力的校园？
设计团队希望这个学校就像是罗湖老城最后一块拼图，能够自然地嵌入到场地之中。
所以建筑用硬朗的边界来界定校园的范围，保证了学校内部的安全和独立性。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庭院，来柔化校园和城市之间的边界，让它们之间有一个自然的过渡。
左图：方案草图 © Link-Arc建筑事务所
右图：方案模型照片 ©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为了处理好场地南北五米的高差，设计团队将建筑设计成了一个层层叠落的形态，就像梯田一样，自北向南逐渐降低。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缓解教学楼体量对操场的压迫感，还可以将自然从地面层一直延伸到屋顶。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屋顶花园，课间10分钟可以迅速地来到自然之中疯跑玩闹一番。而且这些屋顶花园，也与城市各个方向的景观相呼应。从高处看，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微缩的山水城市，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在陆轶辰看来，“城市中的校园”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概念，更是一种开放、包容、多元的校园文化的体现。建筑师在建筑内部“挖”出了六个空间特色迥异的庭院，这些庭院就像是一个个“城市客厅”，将阳光、空气和绿色引入到建筑内部，从每个院子望出去是各有特色的城市对景。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板式教学楼，翠竹外国语学校在课室之外设计了很多大平台和灰空间，
建筑师希望学生和老师可以在公共空间里更自由地互动交流，把课堂带到教室之外，整个校园都是一个流动的教学场所。
上图：校园鸟瞰 ©田方方
下图左：建筑的“第五立面” ©郭诗雨
下图右：建筑立面细部 ©郭诗雨
在深圳翠竹外国语学校这个项目中，Link-Arc建筑事务所试图打破传统校园的封闭模式，将校园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校园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趣味的“城市花园”，一个能够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微缩城市”。陆轶辰相信，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城市中的校园”的内涵，才能创造出真正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建筑。
深圳前海桂湾学校位于深圳前海，场地规整方正，是中国很多新城开发提供的标准场地“格式”。950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和周边错综复杂的标高情况，使得这个校园不仅仅是简单的校园，更是一个联结新城交通、社区与校园、师生与居民的一个节点。这么大规模的校园，建设规模与复杂性更像一个城市，陆轶辰把它称之为“校园中的城市”。
左图：方案轴测分析图 ©Link-Arc建筑事务所
右图：俯瞰深圳前海桂湾学校 ©白羽
基于这样的思考，方案从三个层面提出了设计构想：首先，在规划层面上，希望这个学校能成为这片高密度区域的一个新的教育中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筑师没有把建筑做成一个庞然大物，而是将它分解成了一系列逐渐抬升的平台，就像层层叠叠的梯田一样，自南向北逐渐升高。这样的设计，既呼应了前海“水城”的规划理念，也让校园与周边环境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
上图：方案剖面图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校园鸟瞰 ©田方方
其次，在生态层面上，
陆轶辰希望将“绿色前海”的概念融入到校园设计中，让教育与自然和谐共生。
学校场地南北长、东西窄，400米跑道的设置使得校园的教学楼只能被安置在北侧，西北侧设置小学部，东北侧侧设置中学部。一道逐级抬升的“知识花园”让学生可以从操场直接去到北侧教学楼的每一层。这条位于校园的中部的绿轴，是一个半室外的空间，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享受绿色校园的静谧与欢愉。
最后，在教育层面上，设计团队希望能创造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们可以从教室“回归”到城市中，在开放、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筑师在“知识花园”的下部设置了“创意平台”，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多功能空间，不仅可以用于教学，还可以用于举办各种活动，例如校史展览、艺术节、戏剧节等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和自由。
上图：方案分析图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左：方案模型照片 ©Link-Arc建筑事务所
下图右：校园室内实景 ©ACF域图视觉
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上，桂湾学校采用了许多创新的技术和材料。比如支撑知识花园的“蘑菇柱”是清水混凝土一次浇筑而成的巨柱结构，几朵连续的蘑菇柱整个儿把知识花园悬挑在了创意平台的上部；又比如教学楼屋面的遮阳系统。它由一系列水平的太阳能板和一个穿孔遮阳板组成，既可以为校园提供清洁能源，又能避免阳光直射到教学楼里，设计采用了BIM与数控技术（CNC）进行建模和加工，确保了每一个构件的精度和质量。
左图：校园局部空间 ©ACF域图视觉
右图：孩子们与老师的使用场景 ©白羽
前海桂湾学校构架宏大，与其说是一个校园，更像一个面面俱到的城市：它需要连接场地南北侧的城市通廊，需要在东西两侧提供三个截然不同的标高（其中一个还在高架桥上），需要在南侧为城市提供一个公交站总站，需要在北侧划出一大块下沉的城市绿地给社区——设计的过程更像一个城市规划，因而陆轶辰提出了“校园中的城市”的理念。
设计团队希望这个校园不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社区，一个有足够地方“玩儿”，充分激发孩子们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的乐园。
从耶鲁建筑学院毕业后，您先后在弗兰克·盖里和斯蒂文·霍尔事务所任职，您也曾说，弗兰克·盖里和斯蒂文·霍尔是对您影响最大的建筑师，那这段经历对您而言价值在哪里？
他们的工作方法都很独特，背后都有着很深的积累。在中国实践后，我也尝试把这些方法嫁接到中国的项目上，说实话很难。中国的项目速度太快，几乎没有从概念原型出发，推敲，到成果的机会。相比我呆过的事务所，中国的建筑设计单位所谓自己的“工作方法”其实属于是主持建筑师的个人工作习惯，而不是系统性的“事务所工作方法”。从项目结果上可能看不出来太多差别，但两者在设计推导过程中的差距，其实是极大的。
我常跟同事说，设计结果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自然“推导”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就是这个原因。
左/右图：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同事在推敲物理模型 ©陆轶辰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是Link-Arc建筑事务所的第一个建成项目，一个年轻建筑师独立执业后完成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如此重要的世博会国家馆，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难想象的，成为中国馆的设计师，对您而言意味最难的是什么？
虽然它只是个3000平米的“小房子”，但毕竟是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现在想想，敢把如此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事务所，这个决策非常大胆，也很感恩当时领导的赏识。能做世博会国家馆的设计，大概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如果仅从做世博会国家馆设计的角度看，中国馆可能比日本馆、德国馆、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馆困难10倍，倒不是因为人为设置了多少门槛，关键是众口难调。
2015
年之后，又已经两届世博会了，您如何看待世博会国家馆的“身份认同”与展馆本身建筑需求的相互关系？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还在建设时，有一次和同事去意大利北部的乌迪内山上参观当地的胶合木厂家，路过瑞士和意大利边境的山区，突然看到窗外的阿尔卑斯山，山下散落着零星的木房子，斜坡屋顶上落着厚厚的积雪，建筑外墙是松木皮覆盖的墙瓦，边上是成片的羊群与绿色的牧场——雪峰下的自然与建筑完全地融为一体。当时和同事感慨，这山下每栋房子都可以是世博会国家馆。我们当时正在纠结的，是想尽一切方法去努力让中国馆可以被盖成一栋好的展览建筑所应该有的样子，而不要过度阐述，为此我们累得精疲力尽，但是就在我们身处的欧洲随便一个小镇，就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好房子。当
时感慨，改编了一首Michael Feinstein的Que Sera Sera（世事不可强求）的歌词：
当我还是根红杉木，
我问建筑师：
“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会漂亮吗？
我会堂皇吗？”
他对我说：
“世事不可强求
顺其自然吧。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世事不可强求。”
当我被裁下、安装，
成为一根木梁，
我问建筑师，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如何体现国家意志，民族梦想？”
他对我说：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