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社会学家已经退回到了“当下”（Elias，1987）。此引文出自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Elias）于1987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乍看上去，这是一句容易让人感到困惑的话，因为对“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结构性与机制性阐释，本身就是社会学的题中之意。那么，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埃利亚斯，为何会对当时的社会学家提出尖锐的批评呢？
实际上，埃利亚斯意在扭转当时社会学家过分聚焦现实问题的倾向，力图将历史视野带回社会学研究以重新激活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努力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埃利亚斯一生著述颇丰，所涉领域广泛，既有《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2009）这样的理论著作，亦有包括《局内人和局外人》（Elias，1994）、《德国人》（Elias，1996）这类以民族国家和身份认同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学著作，还有诸如《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埃利亚斯，2006）等音乐社会学作品。
埃利亚斯有着诸多“名号”和“标签”，一方面，他的社会学理论因为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而被理解为“关于型构”（figurations）的社会学（丹尼斯·史密斯，2011：1）；另一方面，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身体”的论述被归为“身体社会学”的代表作品（克里斯·希林，2010：143）。抛开这些“标签”不论，埃利亚斯的著作实质上带有强烈的“历史取向”。正因如此，丹尼斯·史密斯（2000：6）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将他列为战后历史社会学第二阶段发展的思想源泉。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国内社会学界日渐成为热门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历史社会学学术传统的讨论，这些作品或者侧重于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现状的讨论（应星，2018；严飞，2018），或者引介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体系（李钧鹏，2018；郭台辉，2019；严飞，2019；钱力成，2019），亦有围绕历史社会学的总体形态展开的讨论（孟庆延，2018；李里峰，2018；赵鼎新，2019），但是鲜有围绕埃利亚斯的讨论。除此之外，国内社会理论研究界也对埃利亚斯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围绕其“文明化”理论展开，有的集中于对羞耻感与文明化进程关系的探讨（王佳鹏，2017），有的则讨论其文明化分析模式与社区研究之间的关联（杨渝东，2015），但都鲜少涉及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尽管埃利亚斯本人从未将“历史社会学”作为其最重要的“学术标识”，然而，其研究路径却因为其研究始终聚焦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丹尼斯·史密斯，2000：63）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社会学色彩。
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直至70年代，历史社会学在美国兴起，这实质上是对当时以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静态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等学者提出了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并由此开启了二战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之路。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重新出版并且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实质上构成了历史社会学在战后复兴的重要理论源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埃利亚斯这样一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有着怎样的意义？其理论体系、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又对今天中国历史社会学有着怎样的启发？
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
《文明的进程》的双重议题：艾里亚斯问题意识中的断裂与统一
目前，社会学所感兴趣的是较短时期内的社会进程，特别是一些与现时社会有关的问题。总的来说，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目前还无人问津。这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埃利亚斯，2009：2）
如上述引文所言，埃利亚斯认为社会学更关心“较短时期内的社会进程”和“与现时社会有关的问题”，而对“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进程缺少足够的关心。埃利亚斯的这段话，实质上构成了我们理解《文明的进程》的起点。
《
文明的进程
》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
王佩莉 /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版
《文明的进程》（以下简称《文》）被称为“21世纪的社会学”（袁志英，2002）。然而，这一著作在取得了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
其一，埃利亚斯曾经指出，社会学家应当考虑具有过程性质的关系网络或型构（Elias，1978：115，转引自史密斯，2011：28），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型构”这一抽象的概念术语？埃利亚斯又是如何从“型构”的视角来剖析“文明化”进程的？埃利亚斯对构成“型构”的诸种社会要素的分析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的路径有何差异？
其二，《文明的进程》分为上下两卷，其上卷运用大量以往不为人重视的史料描绘了西方社会中人类日常行为的“文明化”过程，即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包括人的举止表情、心理结构、情感的表达等。埃利亚斯认为，这一个体“羞耻感”的不断增强和对个体情绪不断控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化”进程的具体表现；而下卷则主要讨论了欧洲中世纪之后各个“zhuan制主义王权国家”的社会形成机制。这一文本结构带来了理解上的困惑：即上下两卷之间究竟是何种内在关联。实际上，人们更容易被其上卷中所勾勒的人类个体行为的“文明化”进程所吸引，因而更多地将埃利亚斯的社会学同“身体规训”联系在一起，从“心理机制”和“个性结构”角度来展开讨论：有的以“文明化的身体规训”和“自我强化机制”来贯穿理解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与《宫廷社会》（希林，2010：146－155），有的则将其著作中对个体行为的“羞耻感”、不断形成的新的礼仪规范的“追逐感”同“自我认同”的现代社会学命题联结在一起（王佳鹏，2017）。这样一种理解方式本无可厚非，却忽视了《文》下卷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即“专zhi主义封建国家”的形成过程。那么，究竟缘何出现了这种“割裂式”的理解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问题意识层面，从这本著作中“个体行为”与“国家形成”这一双重主题的分离与统一来做总体性的理解。
《文》的副标题为“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所谓心理起源，指人类的个性结构的发展与行为方式的变化；而所谓“社会起源”，则是指包括阶层、职业等在内的诸多社会分类机制和权力结构的长期变化。仅从副标题看，似乎“心理起源”对应的是该书的上卷，而“社会起源”则对应的是该书的下卷。但是，埃利亚斯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
在这本书末尾暂定的文明理论草案中对朝着情感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方向发展的个人结构长期变化和把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变化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联系提出了一个模式。这种社会形态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如朝着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细腻化和不断加强，朝着“国家控制”不断稳固的方向发展的（埃利亚斯，2009：3）。
从文本结构上看，《文》一书确有“身体”与“国家”两个主题：一方面，埃利亚斯勾勒了西方从中世纪初期直到中世纪末期以控制自身行为为核心的“文明”的演进过程，指出这种“文明”进程的本质是自我控制行为的不断加强过程，并以此回答“西方人为什么自中世纪以来个体行为举止越来越礼貌和文明，每个个体的个性结构都在朝着压抑自己本能冲动的方向演进”这一问题（埃利亚斯，2009：1－230）；另一方面，《文》的下卷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进入中世纪后期之后，欧洲为什么渐渐走出了过去“分裂—集中与战争—再度分裂”的循环，脱离了以领主分封为核心的“封建制度”，渐渐形成了有着相对稳定的中央政权的君主zhuan制国家（埃利亚斯，2009：231－418）。因而，埃利亚斯要讨论的乃是形塑上述两个现象的共同社会过程，即：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为什么个体行为的越发文明与君主国家的越发稳定同时出现？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机制在起着作用？
在几个世纪里，国王或国君的职能取得了专zhi的形态，同时情感有节，行为有度，可以说行为的“文明”也使人感到有了明显的强化，这种情况不能视之为时间上的偶然并列。上卷所汇集的语录便是这种行为变化的证明；它们清楚地表明，这种变化和等级社会的形成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这种社会的至尊便是那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君，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便是国君的宫廷。（埃利亚斯，2009：3）
那么，埃利亚斯是否从两个看似分裂的主题中找到了共同的演进逻辑呢？理解埃利亚斯所做的这一努力，是理解其历史社会学路径的关键。笔者将从“身体技术”与“zhuan制国家”两个主题入手，分别展开讨论。
身体技术的历史演进：理性人的社会生产
这些例子就像一些快镜头，在短短的几页中便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在同一生活范围内人的行为标准是如何逐渐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的；展现了人们如何就餐，如何就寝，又是如何与别人发生争斗的（埃利亚斯，2009：2）。
如上所言，《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身体技术”。所谓身体技术，就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莫斯，2003：301），因而，埃利亚斯恰恰揭示了欧洲人使用自身身体方式的持久而微妙的变化。
埃利亚斯利列举了翔实的史料去分析人身体行为特点，例如就餐中的礼仪（包括吃肉食、关于刀叉等的使用）、擤鼻涕、吐痰乃至卧室内的行为等，他勾勒了这些行为在较长历史跨度内的细微变化，而整个“文明化”的过程也就浓缩在这些身体行为的变化之中（埃利亚斯，2009：68－217）。
埃利亚斯发现，在西方中世纪早期，个体的“文明”行为只是存在于极少数宫廷王室之中，而弥散于大部分社会阶层中的乃是各种以现代观点来看的“不文明”行为：吃饭的礼仪（用手直接抓取食物而不是用餐具）、直接用手擤鼻涕等乃是大部分人的普遍状态。这一状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开始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刀叉进餐；文艺复兴后期，越来越多的礼仪规范开始出现，原先以“方便”而非“文明”为核心的个体行为开始进入私人领域。
如果从观念的进程来看，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发掘人的“理性”，同时给西方文明注入了新的观念逻辑：人的行为举止和各种外在表现，特别是礼貌的程度，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理性程度。由此，埃利亚斯提出问题：这一经历了个体行为普遍文明化过程的社会，其发生过程究竟是什么？
埃利亚斯明确指出了“文明化”的本质是节制自身欲望的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这是个体对冲动、对感情用事以及本能的欲望和攻击性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也是对羞耻、难堪的心理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机制”，而这一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形塑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掌握”这一文明化的“身体技术”。进而，埃利亚斯追问：这样一种个体行为的文明化与自我强化的心理机制的形成，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结构性要素？
这一围绕社会发生过程展开追问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埃利亚斯整个社会学研究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曾经围绕身体技术、权力技术等问题展开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其著作《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都是围绕这类论题展开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与此同时，在惩罚时，人们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从光线的物质惩罚到轻微剥夺和羞辱（福柯，2003：202）。因此，福柯的问题意识在于现代刑罚体系是如何采用种种权力技术，来规训、管理、控制人的身体的，并借此揭示了以“现代”和“理性”为名的刑罚体系的实质机制；与之不同，埃利亚斯将关于“理性人的生产术”这一问题意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这样一种对个体行为和情感的“自我控制机制”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他敏锐地破解了上述“自我控制机制”得以衍生的社会密码：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与长途交通工具的出现等社会结构性要素在“文明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商人、市镇和自由民的出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原本用以满足自身和家庭需求的生产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以用于交换的剩余，进而出现了新的职业阶层，即商人；并出现了越来越多在市镇生活和居住的商人与市民阶层。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其二，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和长途交通工具的发展，商业与贸易繁荣起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对人类理性计算能力的更高要求。不仅如此，更广地域范围和文明范围的商业贸易往来的增多，也要求每个个体对自身的冲动、情绪性反应加以控制和压制。
其三，上述诸因素在长时段历时期内的叠加作用与演化，其本质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越发细密的社会分工时代的转变。埃利亚斯认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尽管存在着交换、依赖与协作，但是这种关系相互依存的程度并不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条简单而直接，交换多按以物易物的方式完成，或者依靠武力进行掠夺。然而，随着社会分工开始变得细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过程环节开始增加，加之新的行业（商业）的出现、新的交换形式的出现（货币）、新的人群聚居地的出现（市场、市镇），等等，实质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变得更为复杂。在社会分工越发细密的情况下，对个人攻击性的监控和调节变成了共同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情绪的监控只有通过自我强制才会有效。因此，埃利亚斯指出：
鉴于其行为的深远后果而对其眼前的情绪与本能的冲动加以克制；它们在个人身上——相对于另外的标准——培养一种均衡的自我控制，后者如同一枚坚固的指环，将其全部的行为镶嵌其中；并按照社会的标准对其本能进行坚持不懈的调节。在这当中，在人的身上培养一种审慎的态度，培养对本能与情绪的调剂机制者，不仅仅直接是成年人的职能；而且成年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半是自动半是自觉地为孩子在制造相应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形成一种“理性”，形成一种细致而稳定的“自控”；以致一部分被抑制的本能冲动和情绪根本不再直接被意识到。（埃利亚斯，2009：451）
由此，埃利亚斯在《文》上卷中，在勾勒了“身体技术”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化”趋势的同时，也揭示了这一趋势的本质：个体在漫长时期内个性结构的普遍变化以及自我控制机制的生成。然而，埃利亚斯并没有将这种变化单纯从观念角度展开讨论，而是从人口增加、生产力发展、新社会阶层涌现、社会分工紧密等一系列社会结构性要素给出了社会学阐释；同时，这些结构性要素并非孤立地发挥着某种作用，而是历史地、有机地相互联结在一起，产生着“型构”的作用。正如丹尼斯·史密斯所言：
型构和过程强有力的塑造着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构造［或称“惯习”（habitus）］，并影响到他/它们有多少能力实施控制：控制自身，控制他人/其他群体，控制自然（丹尼斯·史密斯，2011：4）。
zhuan制国家的社会逻辑：稳定君主政权的结构要素
在《文》下卷中，埃利亚斯用同样的研究路径回答了下述问题：为什么自中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渐渐出现了有着相对稳固的君主政权的zhuan制主义国家？若要理解埃利亚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需要首先对如下历史背景加以了解。
一方面，埃利亚斯这里所谓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形态，而是指中世纪后期形成的、相对稳定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zhi国家；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封建制度存在着内在的离心力，即分裂—集中与战争和平的循环。在《文》下卷中通过对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历史循环的内在动因：
其一，在中世纪早期，国王并不具备管理大片领土的技术手段，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社会分工程度较低的自然经济，国王为了完成对各个封建领主的统治，最重要的分配手段和分配要素都是土地而非货币。
其二，上述社会历史状况造就了下述普遍事实：封建领主在分得土地之后，可以渐渐摆脱中央领主而并不仰仗中央领主的供给。地方领主和有实力的武士一直谋求巩固对其所辖地区的统治权，因此，总有武士崛起为中央领主，拥有着广袤的土地，却又因未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不得不将土地分给封臣；封臣总是伺机而动，一旦发现中央领主衰弱式微，便会伺机独立或者进犯中央。
由此，埃利亚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封建化”的社会学意涵：国土从从事征伐的中央领主手中转移到武士阶层手中不过是一个名为“封建化”的过程（埃利亚斯，2009：257）。
但是，埃利亚斯发现，自中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各个国家开始形成了有着相对稳固的君主政权的zhuan制主义国家，于是，他试图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走出了“集中—分裂”的历史循环：
为什么在中世纪的进程中和新时代的起始阶段各个等级的参与权一步步萎缩了呢？为什么一人独尊的专zhi抑或“绝对”统治，为什么与之俱来的贴上宫廷标签的强制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得以贯彻呢？为什么在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大小小地区都由中央加以平定而成为一个个的一统天下了呢？（埃利亚斯，2009：236）
那么，埃利亚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又和《文》上卷所关涉的“身体技术”的文明化和情感结构的自我强制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同样是从人口、社会分工形态、社会阶层结构等要素展开的分析：
其一，人口与社会阶层。埃利亚斯认为，从中世纪早期开始，欧洲人口的增加，特别是贵族人口的增加，导致了脱离土地工作的人口增加，加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居住着商人和自由民的市镇的产生，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开始出现：而交通运输方式的歌命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也使商人和市民阶层逐渐壮大。
其二，社会分工方式的细化。在自然经济时代，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资源和分配性资源，而在社会分工中，人们更多是从自然界（土地）中直接取用直接消费，很少有中间环节的过渡，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产链条中来，发挥着生产者、加工者、运输者与分配者的各种作用（参见埃利亚斯，2009：255）。
其三，上述社会结构性要素和社会分工形式产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更多依靠生产与加工、分配与运输、商业与贸易等联结在一起，法律逐渐取代暴力成为维系社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重要机制( 埃利亚斯，2009：286－287) ，而商业税收和货币则取代土地成为重要的支配性要素。
那么，这些社会结构要素的历史衍生是如何在稳定的君主zhuan制国家的生成中产生作用呢？埃利亚斯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要素的综合历史效果体现在下述方面：
首先，以土地为直接分配方式的封建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脱离土地的人口增加、商业贸易的繁盛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意味着各个社会阶层都开始减弱对土地的依赖。货币经济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意味着领主不再单纯依靠土地作为分配性要素，而更多依赖工商业为主的货币税收。
其次，社会阶层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阶层结构，即君主（宫廷）—贵族—市民（商人）。同时，由于商业的发展和货币成为分配性资源，君主已经不再单纯依靠暴力掠夺来获取土地进而实现统治，过去的自由骑士阶层渐渐失去了自身的“用武之地”，演化成了“宫廷贵族阶层”而依附于君主，同时，不再单纯依靠土地分配的封臣贵族实质上缺少了招募自由骑士为之作战的完全必要性，贵族阶层与宫廷之间的联结也愈发紧密：
贵族，至少是贵族的一部分，需要国王，这是因为随着独占的逐渐形成，自由武士的职能已从社会中消失；这还因为，由于货币不断交织于各个方面，光是庄园的收获——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水准相比——已不能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面对日益强大的市民阶层，有着贵族体面的社会存在更不能维持。在这种压力下，一部分贵族——希望在那里找到栖身之所的人——便去了宫廷，因之便直接地依附于国王。（埃利亚斯，2009：475）
再次，既往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武力是第一要素，整个社会阶层对礼仪并不重视。但是当武力和土地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逻辑而是被对理性计算和契约规则有较高要求的商业税收所取代之后，各个阶层都必须克制攻击性的欲望和本能，礼貌与文明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也成为自身资源的来源。
最后，在上述诸因素的演化与作用之下，中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走出了不稳定循环的怪圈——中世纪早期，各个领主国乃至中央领主国内部都在不断进行竞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为独占性的大领主。这种独占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具体体现为对领土的独占（查理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在土地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君主形成独占的方式是分封土地，因而暂时的统一总会一再成为藩属封臣独立倾向的牺牲品。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核心逻辑从土地和武力转换为税收与贸易之时，君主通过对税务的独占摆脱了对土地和封建的依赖，也完成了对暴力的独占。因此，最终在中世纪后期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君主专zhi国家，恰恰是诸多社会结构性要素不断演变，最终促使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通过税负独占和暴力独占而形成的（埃利亚斯，2009：328－338）。同时，这种独占看上去是君主个体性的，但是君主无法单纯依靠少数皇室成员和近臣完成对理性计算有着高度要求的“管理职能”，因此渐渐从皇室家族和宫廷中发展出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即分工明晰和强大的国家机器，而这恰恰意味着稳定的君主zhuan制只是表面现象，它本质上意味着军事和财政的支配权渐渐从君主手中滑落，使得君主对行政管理机构的依赖日益加深（埃利亚斯，2009：381：417）。
由此，埃利亚斯给出了对“君主专zhi主义国家生成的社会发生学”解释，而他给出这一解释的路径，恰恰是前文所提到的诸种社会结构性要素和社会联结形式的变化及其具体历史效果，通过这一路径，埃利亚斯将“个体文明”和“国家发生”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问题贯穿起来。
总结与讨论
在这一圈子的生活并非是和平的生活。在这里为数众多的人相互制约。围绕着体面与国王的恩宠所进行的竞争是剧烈的。纠纷事件，争名邀宠所引起的冲突不断。最终，以刀剑作为最后裁决手段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为了向上蹿升和社会成功而施展阴谋，明争暗斗，唇枪舌剑。他们需要并培养出与以兵器相争所不同的品性：深思，算计长远，自制，精确调节自己的情绪，识人之明，深知内幕，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种社会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埃利亚斯，2009：478）
Elias appointed Commander in the Order of Orange-Nassau (1987)
上述出自《文》全书最后部分“文明论纲”的引文简明而直接地概括了全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即，个体行为的文明化与君主zhuan制政权的稳定化是“文明的进程”的一体两面：
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所形成的稳定君主专zhi实质上是建立在货币、商业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密基础上的“国王机制”，诸种互相竞争的社会阶层不再依靠暴力的逻辑来争夺唯一的分配性资源——土地，而是在君主为主导的中央政权机器的调动与支配之下，通过“文明”的手段来争取各自的机遇，而君主也需要以有目的的机会分配来使其政权保持稳定，在这样的政权结构和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结构下，各个社会阶层相互依存的程度非常之高，竞争者们因为君主对“税务”的独占和对暴力的“消解”而无法联合起来对付君主。同时，没有了土地分封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以节制为核心的礼仪成为竞争的必备条件，原本只属于国王和宫廷的礼仪，成为各个阶层竞相追逐的规范，这才是埃利亚斯所给出的“稳定的君主zhuan制国家”得以生成的社会密码。
另一方面，竞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而在中世纪中后期，这种竞争日益体现为职能分工的复杂化——生产链条越长，越意味着相互协调配合，这就要求链条中的个体以可以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冲动的、本能的、情绪化的行为被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行为所替代。因此，无论是臣仆还是管理者抑或是作为独占者的君主，都越发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避免过于感情用事造成对既有秩序的破坏——因为竞争不再是封建时期那种围绕经济依赖暴力的自由竞争，而是在整个中央领主支配权之下的一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力量为目的的理性竞争，这才是个体行为“文明化”的实质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