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 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 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 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 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 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 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 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17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 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 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 法兰西在18世纪，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 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

法兰西是第一个有怨恨情结的民族。 在18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 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 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 当18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尽管法国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法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强烈要求恢复被英格兰夺走的优势地位，重新赢得法国的荣耀。

有两种办法可能确保法国的卓越地位和荣耀： 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法国变成一个类似英格兰的国家； 或者削弱英格兰这个对手的力量。 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拥护第一种办法，他们心中没有怨恨，认为法国有能力实行从英格兰学到的东西，并因此可以轻松地超越它的榜样兼竞争者。 但这项任务比预期的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于是亲英情绪逐渐让位给仇英情绪。 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们深信，法国同英格兰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现实中前者确实次于后者。 英格兰的优越地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们心中滋生了对西方（英格兰）的怨恨。

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 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给出了与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 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

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 在法国人看来，英格兰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一个“只对金属有感情”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正义、贪婪、腐化、堕落，由商业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适合法国效仿的。

在对外关系中，怨恨使得法国人常常不是以法国变得强大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削弱英格兰为目的。 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 法国精英和大众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国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憎恶。 美国脱离英国统治，是最让法国人解恨的事。 但路易十六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最终让自己死在断头台。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情结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响更甚。 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在18世纪晚期出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扎下了根。 所以说，法兰西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现的最终原因。 但这个时候，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称雄世界，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比不上英国，甚至比法国也自愧不如。 这让德意志人难以释怀。 尽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先进的”西方民族（英格兰和法兰西）学习了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的启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视法兰西为效仿的榜样，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到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反面榜样。 “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 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的说法，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世界生产，垄断所有的生产能力和通过政治操纵以及资本、技术和海军优势使世界处于幼稚和依附状态。 ” 因此，德国不应该被英国人所宣传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须让国家主导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样，德意志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随着西方日益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德国人对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怨恨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怨恨。 当把目光转向自己国家内部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发现，德意志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那些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东西： 资产阶级、贸易与工业、城市、科学。 但他们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过西方，这些因素又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但代表这些非德意志价值观的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 正是贪婪的犹太民族的阴谋诡计，使得德意志没有办法表现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样优秀。 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了反法爱国行动。 这就滋生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直到发生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暴行。 不过，犹太家庭出生的卡尔·马克思还是把怨恨集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 怨恨情结，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在落后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 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发起和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