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钱荒：两宋货币经济的系统性循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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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后人对于宋朝货币的真实情况都存在认知偏差，并产生有相互矛盾的简单结论。 比如迷信当时的货币经济超前发展，反过来说明经济规模的良性发展。甚至可以对周边国家形成货币霸权，发动类似金融战的长期消耗。但从其他角度来看，宋式铜钱又存在着购买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倘若我们将两个现象加以整合，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系统性循环难题。

在漫长的两宋阶段，朝廷经常被铜钱的短缺问题所困扰。 这是由于一些大型中心城市的商业发展，让流通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更有价值的真金白银却被指令性的排斥，只用于特殊情况或对外贸易，自然让低净值的铜币负担加重。所以，无论加速铸造多少新钱，市场的需求都不可能被喂饱。

在这种比较畸形的封闭环境下，铜钱本身的制作也存在利润问题。 从采矿、冶炼、铸造到人工时间等必要环节，全部都需要额外花费。所以在不断赶制的过程中，会出现运营成本的攀升，也就是铸币利润率下跌。

作为应对措施，宋朝随即用变相的海禁措施，人为压低铜钱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 好处就是铜钱能在国内长期以低于自身真实水平的价格销售。哪怕官营垄断政策的生产效率低下，又会助推铸币成本，也可以将努力将影响压缩到最小范围。

即便如此，宋朝的铜钱还是在严防死守下大量外流。 这是因为官营的海外贸易始终存在，并且经常将钱铜钱作为重要的购买手段。尽管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黄金和白银才是普遍被认可的支付手段，却架不住东方帝国的指令性扶持。许多番邦使节的朝贡收益，就包括了众多在域外用途有限的铜币。即便是以私人身份靠岸的船只，也会在核算货物价格后拿到铜钱。所从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海岸，都有一定比例的两宋货币。

然而，那些严重依赖宋朝铜钱的邻国，往往是自身经济体量非常有限的破落小国。 比如公元11-12世纪朝鲜高丽王朝，刚刚步入手工业高速发展和货币经济逐渐兴起的初级阶段。国王一度发行过自己的铜钱，但无论质量数量都难以让人满意。随即就让宋朝的铜钱大量流入，成为本国获得天朝物产的对口购买券。宋朝方面虽在外交活动中屡屡塞钱贿赂，却不愿意看到民间铜币的走私腾挪。所以会三令五申的要求禁止，却架不住事情的愈演愈烈。

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他们同样因经济发展而开始对铜钱需求量加大。 本国朝廷也曾多次尝试推广自铸铜钱，却同样因质量和数量问题而失败。所以就不得不转而追求宋钱，以各种手段将铜币送往东瀛市场。到1266年，镰仓幕府索性两手一摊，宣布宋钱为日本自己的法定货币。以至于在后世的28个地方，总计出土过多达55.2万枚的铜钱，其中宋朝货的占比又高达82.4%！

今天的很多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这种不断向外输出本国货币的做法，难道不是建立经济霸权的成功象征？然而，只要看一看当时日韩两国的生产水平和国际地位，就知道这样的成功实则毫无意义。 宋朝根本不存在对两位邻居的进口需求，却要肩负起二者的货币体系维持，简直是在经年累月的搞赔本经营。

相比之下，经济多样性和国际地位更高的辽和西夏，就在吸纳宋钱的事情上更加精明。 通过数次对北宋方面的军事胜利，他们每年都享有收取岁币的纳贡权益。但却只要真金白银和紧俏的大宗商品，对于铜钱根本不削一顾。同时又孤立民间层面的走私之风，将流通市场上的铜钱也吸纳到手里。利用宋朝本身的高税率现象，将更为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又反向倾销到对方国内。其结果必然是两头占便宜，加剧宋朝境内的钱荒问题。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哪里是宋朝向外输出货币战争，分明是对方不断给你施加金融地雷。

为了应对“钱荒”，大宋朝廷又不得不采取许多补救措施。 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发行最初的纸币。但在缺乏准备金概念的时代，这样的超前尝试容易引起金融动荡，所以始终被自然压缩在最小范围之内。

其次，便是允许价值更低的铁钱流行 。因为早在五代时期的四川和湖广等地，就已经有原始的铁钱出现。宋朝则继续维持这一局面，甚至在需要时还将其发扬光大。当对抗西夏的前线出现军费亏空，便就地铸造大量铁钱充数，进而允许铜铁两钱的区域并行。后来到经济压力更大的南宋时期，朝廷还为防止铜钱流入金国，下令边境一律使用铸铁货币。

期间，为尽可能多获取铸币的原材料，宋朝还多次从民间大肆搜刮铜器。 甚至实施丧心变狂的铜禁。早在经济体量更大的北宋阶段，就曾规定铜器一律要由官造，禁止民间私自生产。凡不适合官造的，还需在监视下才能完成。至于用在大门上的铜钉、铜饰等物也一律禁止铸造，百姓私藏的铜器也要上交官府。

日后的南宋则更进一步，直接将铜列为禁卖品，并由朝廷主导发起了三次大规模搜铜行动。 仅在宋高宗执政时，就从南方的半壁江山上搜刮了200万斤铜。结果却导致铜价暴涨，形成违背初衷的恶性循环。许多人开始自发的积压铜钱、铜器，让流通市场上的货币反而是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