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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11日，在第23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上，中国作家刘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摩洛哥和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文◈小南整理
1993年，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发表。也就是在那一年，他与冯小刚相识。翌年冯小刚与朋友合开「好梦公司」，刘震云编剧的《一地鸡毛》成了该公司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视剧；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成为茅盾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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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对自己的学历和作品都非常地自信。
1978年国家首次恢复高考以后，刘震云凭借在当兵期间的形成的阅读习惯、自学大学微积分经历，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读书期间，刘震云就是一个文学青年。据《人物》杂志，校友（后来成了妻子）郭建梅回忆，当时的刘震云「满脑子的文学梦」，满口「我要当中国的鲁迅啊」之类的话。
夏天太热，穷学生们舍不得买风扇。刘震云经常是光着膀子，穿着松松的大裤衩，在宿舍天天熬夜，一边写，一边汗「哗啦哗啦」地流。
即使现在已成名，按照刘震云自己的说法，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没有变：每天上午6点半起床，起床后跑步两个小时，晚上9点半准时睡觉，依然对写作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2011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几年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
刘震云的作品不断被搬上荧屏，他成了目前中国最具有票房保证的金牌编剧之一。自1993年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一地鸡毛》起，二人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都改编自他的小说。他也在作家、编剧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身份，对这种转换他乐见其成，从文字到影像，不过是“换了一种阅读方式”。
采访过程中，刘震云不喜欢别人打断他，不太回答不喜欢的问题，也不那么喜欢笑。尽管他在拍封面照时还爱穿那件对襟黑色中山装，尽管出门依旧搭乘地铁，但他显然不再是当年那个写作《一地鸡毛》时被人任意评论的刘震云了。
这样的态度和他所说的作品当中的「没有态度」倒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一地鸡毛》开始
1991年完成的小说《一地鸡毛》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对一对小夫妻日常生活的描述。刘震云在这部作品当中并没有运用华丽的词藻对人物进行太多的心理描写，而是以朴实的语言叙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现在想来，《一地鸡毛》对于今天的意义在于它促成了刘震云和冯小刚的第一次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原则是“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中有底……这个角度价值千金。”
影评人云飞扬也认为，和圈内好些编剧把作品卖了，制作方就随便改（剧本）的关系相比，“他们还是真诚的密切合作关系。冯小刚和王朔、刘震云脾气、性格比较相通，从《一地鸡毛》开始，他和刘震云合作了那么久，和一般导演、编剧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刘震云说自己是个对概念之间的边缘毫不介意的人。在他最初写出《一地鸡毛》时，别人都评论说写得不合规则。「他们都说不像小说，小说得有起承转合，有故事，有情节，《一地鸡毛》就是小林的流水账。不过我没什么特别的顾忌。」
王朔曾经评价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是「一扫以往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传统伦理道德，绝无仅有地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
但这部小说改变了刘震云一家拮据的生活，《人物》杂志采访郭建梅称，他们一下子拿到了8万元版权费：
「哎呦我印象可深了，后来《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了，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你都不知道，就简直，你能理解那个，那个眼都得发绿。我就觉得当时拿到家，在那床上啊你知道，哎呦在那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一遍遍地看，根本就爱不释手。」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
最艰苦的时候，刘震云和妻子俩人曾挤在「厕所边上的一个小斗室」里生活，夏天下班后吃西瓜，没地儿去，只能拿到办公室吃。
刘震云写作的范围很广，从《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到《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都关注过现实，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乡土流传》，《温故一九四二》则是关注历史。
他认为写的是当下的生活还是以前的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时期跟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情感。
「文学跟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就是用情感来看待这个世界。情感的方式比其他的方式包容性大，哲学是个侧面，经济是个侧面，数学也是个侧面，但是情感是面对整个世界。文学关注的是更远、更深的东西，从更远、更深的层面来看，已经不存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了，已经不存在历史和现在了。所以关注的是历史还是现实，其实不重要。」
这些全都成就了的《一九四二》。
还原1942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1942年。」这是《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一种典型非虚构的写法。
《温故一九四二》本来并不在刘震云的写作计划中，在此之前，刘震云写了《单位》、《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都是离他生活经历很近的作品。写这部作品对他来说完全是个「偶然」。
1990年，刘震云的朋友钱钢计划编一部《中国灾难史》，记录20世纪的100个大灾难，其中有一个是1942年死了300万人的河南大旱灾。钱钢为此找到河南灾民的后代、作家刘震云，想聊聊这个旱灾。刘震云却懵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刘震云觉得这是个大事，动身回到河南老家，开始调查此事，调查过程在刘震云1992年写成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记载。
「我是河南人，是“一九四二”的后代。」于是，他就和打捞这300万人的历史结上了缘分。
但是刘震云并不想为这部小说印上什么标签。「《温故一九四二》你说是个什么体，不是调查体，不是报告文学，说是小说，也不像小说。里面没有虚构的成分，里面是材料的集合。……但是拼凑本身是种虚构，但虚构里面是很大的真实。这个叫什么样体裁的作品，很难说，但不重要。」
他为了这部作品花了好几个月，一点一点进行采访。「这些人的记忆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在说话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刘震云认为这就是一种叙述的真实。
刘震云还查阅了许多史料，到图书馆，查1942年的报纸，反复研究其他人写的关于1942年的书。「像美国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谢伟思，还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们的书中记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书使我所看到了外国记者的记述和中国报纸的最大区别。」
「首先是个体的角度，当事人对一九四二的认识，是个人的亲历和体验。另外一个是公众的角度，把一九四二当做一个新闻，像当时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河南民国日报》，就是这个角度。」
「还有一个是外来的角度，像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角度，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的角度。最后是官方的角度，重庆政府怎么看，美国政府怎么看，美国当时驻重庆的一个外交官叫谢伟思，他也有文章，他对这个又怎么看。把各个角度组合在一块，能拼凑出来‘一九四二’相对真实的真相。」
「没态度」的执着
从1993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2011年拍成电影，19年间刘震云发生着太大的变化。
「有一些原则是不能改的，比如创作的时候应该没态度。」
不过刘震云并不赞同「苦难的作品才有力量」这样的说法。「也不一定，《我不是潘金莲》也很有重量啊，《一句顶一万句》也很有重量啊。《一九四二》主要表达的也不是苦难，而是人物对待苦难的态度。」
最后公映的电影把小说名字当中的那个「温故」二字去掉了，但显而易见的，那才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核心。问起刘震云觉得一九四二年这个饥荒为什么被忘掉了？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发生得太多」。
为了《一九四二》，刘震云研究了从东周以来发生在河南的旱灾，隔三差五就有一次，还有涝灾，人相食，易子而食。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就容易遗忘。用严峻的态度去对付吃饭，可笑么，吃不上饭还那么严峻干什么，只能用幽默的态度、自嘲的态度来对付它，这是不是更悲凉？」
张英曾是《南方周末》的文化记者，多次采访刘震云。他感到，刘震云是能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
「娱乐圈的同志你知道，说白了，都是那种，欺负起作家，欺负起这些作家和原著改编，那基本上没有一个作家能从娱乐圈拿到什么好处的……（但是那个圈内人给出这样的评价）一定是说他（刘震云）是能够玩得转这些人的，他不会出现像别的，买作家版权给他5万块钱，然后把名和利全抢走，他不会的……他能够不吃亏，还能让对方又觉得他厉害，又离不开他，跟他要保持交往，还要交易，同时还说这个人，又说他某些评价，说他鸡贼，那你想吧，那他一定是有，他很厉害……作家很少有这个能力的。」
在女儿刘雨霖看来，爸爸其实是个大爱大善的人：
「他给人更多的是细节上的感动。如果你和他出去吃饭，小姑娘端过来一杯热茶，不小心把茶弄洒了，他先会问你烫着了没有。我越大越体会到他的那种情怀，他要是闲下来，他最愿意干的事不是花钱坐游轮或者去哪儿度假，他最愿意在角落里找一个椅子坐着。他一直在关心每一个人脸上的心理活动，他的敏感程度和柔软程度，能够迅速的扑捉到每个人的情绪。」
✰ 文章综合2012年度《南都周刊》封面报道，作者易小荷，有删节，同时参考：
《刘震云的双重生活：客串在名利场的严肃文学作家》，人物杂志，作者：刘磊
《刘震云：人性观察者》，时代人物杂志，作者：柴广翰 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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