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全球多国博士申请人数出现下滑，引发了对未来科研人才储备的担忧。从澳大利亚、日本到巴西、加拿大，高昂的生活成本、微薄的助学金以及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正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攻读博士学位。
过去几年，一些国家的博士项目申请人数出现下滑，有专家警告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从澳大利亚、日本到巴西和英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微薄的助学金以及毕业后有限的就业前景，正在阻碍人们攻读博士学位。
据经合组织（OECD）巴黎总部项目负责人斯拉里科表示，这些下降的数据应该「敲响警钟」。
「这表明我们需要改革（博士生的）工作条件，并考虑多样化的职业选择——否则，我们将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最终将拖慢科学进步的步伐。」，他说。
2023年，澳大利亚大学和澳大利亚研究生院理事会（ACGR）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尽管该国人口同期增长超过7%，但2018年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国内博士生入学人数却减少了8%。
在许多国家，阻碍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个最大因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与他们获得的报酬不成比例。
在美国，有些博士甚至还在为食物不足发愁！
Nature网站文章称，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社会流行病学专业四年级博士生Cruz表示，要在波士顿这座生活成本为每年62500美元的城市中养活自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
她在全职写论文之外，还给一位教职科研人员的同事做每周20个小时的研究员，并通过教学来补充她37000美元的津贴（哈佛大学于2024年7月将博士生津贴提高到至少50000 美元） 。
她在折扣农贸市场购物，在那里花10美元就能买到一周的农产品，还与另外两个人合租以尽量减少住房成本。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园食品储藏室为没钱购买食物的学生提供帮助
2024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哈佛大学的粮食不足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传闻。
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办公室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参与回复的1287名博士生和458名博士后中，分别有17%和13%的人曾经历过粮食不足——这一数字与美国人口中经历过粮食不足的比例（13%）持平，甚至还有些许超过。
受访博士们表示，他们不得不跳过正餐、减少份量、或者吃营养价值很低的食物。
有些人还报告说，他们因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感到焦虑。粮食不足往往还与受访者因难以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而面临住房风险有关。
一项针对161所英国大学的尚未发表的研究发现，食品不足已经「超乎寻常」。
领导这项研究的纽卡斯特诺森比亚大学健康生活实验室（Healthy Living Lab）的负责人Defeyter表示，有20%的博士生受到粮食不足的影响，「这远远高于英国人口中的平均水平（6-10%)」。
在澳大利亚，博士生平均津贴约为32,000澳元（20,000美元）。「这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研究生研究委员会（ACGR）主席Louise Sharpe说。
Sharpe补充说，尽管这笔津贴对于单身人士来说略高于贫困线，但澳大利亚博士生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通常具有在不同行业工作的经验——并且有家庭和其他责任。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是日本博士生的主要担忧之一，自21世纪初以来，日本的博士生数量一直在下降。2023年，日本国内博士生入学人数为15,014人，而2003年的峰值为18,232人。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去年宣布计划为博士生提供额外资助。
在巴西，人们也对研究生教育失去了兴趣。
去年，巴西联邦研究生教育支持与评估机构（CAPES）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该国国内博士新生入学人数为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CAPES主席Denise Pires de Carvalho表示，新冠疫情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人数下降的唯一原因。
他说，巴西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不愿增加对科学和技术的资助，也是主要原因。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023年，巴西政府将硕士和博士生的助学金金额提高了40%——这是十年来的首次增长。这一变化使得同年入学人数略有增加。
在加拿大，虽然博士生数量尚未下降，但过去几年里，为博士生提供足够维持生计的「生活工资」呼声一直很高，位于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研究生研究协会候任主席Adam Sarty说。
去年，加拿大政府响应了这一需求，二十多年来首次提高了研究生奖学金。这是一改变很受欢迎，但Sarty指出，这些助学金只提供给最优秀的学生——还需要额外的改变，以便为更多学生提供经济保障。
但是，由于2024年实施的国际学生上限政策，导致MBA等专业型研究生项目的入学人数下降，许多加拿大的大学正面临财政压力。
近年来，英国等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质疑大学是否有能力支持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
不久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间接经费削减到15%，这对于一个预算超400亿美元的庞大机构，影响巨大。
同日，根据Science杂志报道，白宫为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出的预算数字为3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该机构目前的预算是91亿美元，削减了几乎2/3。
根据Science杂志的报道：NSF预算的削减几乎肯定会降低研究人员获得NSF资助的机会。一位美国高等教育游说者评论道：「如果成功率下降到 10%，那为什么还要申请呢……如果研究人员无法在美国获得资助，他们可能会决定离开美国。」
这一次，马斯克所在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大刀也砍向了科研界。
早在1月28日，Nature杂志就以「特朗普团队宣布冻结联邦拨款，美国科学界陷入混乱」为题报道了美国经费冻结与取消的事件。尽管问题看似已解决，但随后越来越多来自各领域的科学家开始报告，自己的科研经费被冻结，而解冻的时间却遥不可及。
根据「Nature」杂志的报道，超过100名依赖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博士后研究员被拒绝继续获得薪资，他们面临着生计困难。
这些博士后依然为如何支付食物、房租和信用卡账单感到焦虑。
博士生入学人数的下降是人们远离学术界这一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2021年，Sarrico和她在经合组织(OECD)的团队发现，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资助者和研究人员认为，即使在入学人数没有下降的地方，由于学术界职业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也很难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研究生项目中。
「这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还关系到你能吸引到的人才的质量」，Sarrico说。
在中国等世界的一些地区，博士学位持有者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以至于博士学位持有者的工作岗位数量正在减少，特别是在学术界，香港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员Hugo Horta说。
一些国家正在通过旨在为博士生提供求职技能的项目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去年春天宣布计划推出长期带薪实习项目，帮助博士毕业生多样化就业选择。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拥有博士学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存在着误解。
「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正在把那些想永远做学生的年轻人，放在象牙塔里，让他们研究与我们的社会福祉无关的深奥问题」Sharpe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的了。」
Sharpe表示，在澳大利亚，博士学位持有者经常担任领导角色，例如在政府等部门。
Nature在一篇其网站文章中给了博士生们三条工作建议：主动出击；针对不同的工作，准备不同的自我介绍以及多用主动句。
X上一位的一位专门指导博士生就业的招聘经理Ashley Ruba也给了博士生们一些找工作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