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26名海外学者与国内19位著名学者，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就“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中国方案与全球治理”“共同发展与共同价值”三大议题进行具体探讨，研讨视角以对当今全球化的充分理解为基础，体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对此，人们的回答向来见仁见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有些人把所有过去的文化都看成传统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我们讲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挥了作用，一般地来讲，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的这类文化。一位越南学者的发言，似乎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葛剑雄的观点。越南战略研究与国际发展中心主席阮玉长指出，中国古代制度文化对于越南有着深刻影响，而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历史尤其重要，早在1070年，越南就有孔庙和孔子像，在15到18世纪的时候，达到高峰。
法国文化部前文化事务总监吉耶斯认为，人性和文化这两个词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也折射出中国人最高的一些道德准则。“诚”，“仁、仁德”，这些非常关键的词都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与基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完美地形容了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吉耶斯用“人文主义”这个词汇来代指中国人所讲的仁德、仁爱。他指出，14—16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是欧洲人对古典重新发现的过程。而一些中国传统的表达，比如“仁慈、仁德”，实际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或古文中获取，这种双向主义或者平行主义是令人震惊的。
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看来，中国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是人作为人、群体作为群体、家作为家、国作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伦理。这些精神理念的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
20世纪著名学者马一浮曾说：“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形态。刘梦溪近年主要研究“六经”，对此十分认同。在他看来，“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跟今天的社会发展目标有很多相和谐的地方。比如：仁爱、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等等。他认为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最好地解释了“和而不同”这个中国人对待世界的基本观念。他解释说：“仇”字，古代写作“雠”。“隹”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雠”字的象征意涵是：两只短尾巴鸟在那里说话，它们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它们一定讨论得很热烈，讨论的结果不是这只鸟把那只鸟吃掉，而是和而解。“哲学四句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意义，世界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发展为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对传统文化光“照着讲”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接着讲”，讲出时代的新意来。
对如何传承传统文化，葛剑雄强调，“传”是沿袭保持传统的文化、过去的文化；“承”是使这些文化在今天仍有生命力，就是要选择性地继承。从“传”的角度看，我们不必去判断它今天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甚至不要考虑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比如精美的古代建筑往往保存在穷乡僻壤，无人注意，而今天应该有意识地去保存。对于“承”，简单地模仿古代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些人为了表示继承传统，一定要穿汉服，磕头跪拜，嘴里讲点文言文。其实，当年孔夫子说的也是口头话。所谓的汉服不过是当时的礼服，即使完全把它复原了，也不可能当今天的服装来穿。古代的价值观或者一种思想、一种理念，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的要求来重新解释，并且加以运用，进行创造性地转换。比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古代孝道的本质。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初大概6000万左右发展到鸦片战争前4.3亿至4.5亿，其中孝道观念起了很大作用。今天，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承担生育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华跟今天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教育他们，一个人本身必须承担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方法，多少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着的这样一个难题。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充分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里成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宋代是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文艺复兴
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武功不及汉唐的朝代给盖棺定论了。人们仿佛记不得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有不少海外的汉学家却从文明的角度，对宋代不吝赞美之词。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被许多美国高校采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
作为艺术历史学家，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东亚部主任马麟在演讲中坦言，要为宋代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正名”。他亦把宋代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马麟指出，在西方一本著名的艺术史专著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容有140页，讲的大概是170年的文艺复兴。而宋代有300年，在这本书上仅仅占了7页，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他强调，如果我们把宋代跟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那个时期的文艺复兴来作比较，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共同性。
的确，回望历史，宋代的科技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宋代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这些都为马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以大量极具价值的亚洲艺术作品馆藏著称。东亚部中国馆全部常设展品近500件，其中宋代书画虽只有20幅，但皆为精品，其中包括《晴峦萧寺图》。“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作为一名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策展人，马麟对《图画见闻志》的这段话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文明是由风景画所描述的，在视觉艺术上，宋代是非常大胆的。宋代开始出现大量风景画，而这其实比人物、静物更难，完全可以媲美此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但通过观察，马麟发现，大部分西方观众都特别容易欣赏佛像和陶俑，因为其与西方艺术里的古典雕塑相近，而宋代书画以及瓷
器的欣赏门槛就要高出许多。他还指出，文人画就是从宋代后期开始兴盛起来的，他们的画作常常需要你理解艺术家本人作为一个官员、作为一个孩子的心境。这是非常当代的思维。文人画一开始就是写意，不写实，这两个简单的词就足以总结中国传统书画的精髓。
观察灿若星河的文化中国当然不只有宋代书画一个视角。在国际艺术史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的心里，中国有种伟大的艺术——书法。他认为，书法其实并不仅仅是写中国汉字的方法，它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按照西方的观点，艺术的起源是从壁画上的野牛开始的。但朱青生认为，在人类的艺术史里，艺术发展有数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模仿造型，对看得到的现象和形象进行模仿；另一条道路是制造痕迹，把自我的存在、意义和精神状况保留在人为的“线条”里。如果我们把书法看成是人表达的一种痕迹，如果人的一种痕迹都可以成为艺术的话，那么，艺术的产生不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3万年前，可能在公元前13万年前。这条道路后来在中国写汉字时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它的根本原理属于全人类。只是在艺术发展史上，人们比较强调由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模仿艺术“画像”，而忘记了在中国艺术史上存在另外一条道路，它可以把人类精神的最高存在蕴含在里面。
“一带一路”架起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
政论片《大国外交》第五集《东方风来》，是以“一粒大米穿越千年的丝路之旅”开始的。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推动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4年前，“一带一路”倡议呱呱坠地。它充满了生机，在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它将怎样改变中国？又将给世界什么样的惊喜呢？
丝路兴，中国兴，世界兴。“一带一路”的提出唤醒了繁盛丝路的历史基因，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伊朗德黑兰大学荣休教授贝赫扎得·沙哈德用“婚姻”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促成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互利关系。近年来，人们看到许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典案例，从而相信这种友谊可以扩大和保持下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很好地把不同国家联系起来，为解决沿线国家面对的贫穷、恐怖主义、不稳定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约旦前副首相、中国-约旦非政府文化科技理事会主席萨米尔·哈巴什奈对于中国的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表示赞成。他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社会、文化、思想、理念等方面的改革，展示了巨大的灵活性。人们从中看到了创新精神，也看到了在巨大的成功背后，这种改革模式所体现的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价值的尊重。他认为，中国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基斯坦庞遮普大学艺术和人类学院院长穆罕默德·伊克·乔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巴基斯坦影响重大，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真正将国际关系建立在了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际社会的共赢，这是对国际社会关系发展的一大贡献。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一带一路”合奏着历史和现实的壮丽交响，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梦想。
作为社会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的《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曾风靡学界。阿尔布劳指出，世界社会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话题就是“共同的价值观”，然而人们并没有找到答案。他认为，今天我们可能发现一些新的价值观。通过价值观来实现和平共处，过上有价值的生活。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阿尔布劳认为，中国提出这些理念以及相关理论为当今世界理论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位著名的哈佛社会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曾预言，世界将由理论来统治。但是西方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理论。阿尔布劳提醒说，西方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东方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没有一个所谓的共同的西方价值观和共同的东方价值观。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来打造共同价值观，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妙处所在：所有的国家都知道他们必须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一带一路”不是靠某种意识形态把这些国家联系起来，而是用一种实际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一种他们欣赏的方式。
“一带一路”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荣休教授、海法大学荣休教授希霍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到整个全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次由一个非西方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积极倡议。看一下历史，思想的流动几乎都是西风东渐，“欧洲中心论”迄今弥漫欧美学界。当然，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看我们的历史，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就讲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同的历史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东方，以及真正的历史上的欧洲。希霍也特别提到了印度语言对西方语言的影响，中国17、18世纪对欧洲思想家的影响等等。但他同时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是比较被动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东风西渐，单就这一点来看，就非常与众不同。希霍强调，中国在全球化治理当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汉学家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作为各国汉学家、智库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举办首届以来，五年间，吸引了200余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分享真知灼见。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者，也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汉学家研修班的朋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汉学研究中汲取养分，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是这些与会者不懈的追求。其丰硕可观的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由此，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制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也是汉学研究新领域新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仅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宝贵经验，也是世界的宝贵经验。他提议，由政府资助，著名专家来牵头，中外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就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建构自己的理论，这不仅仅在学术上有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世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体现了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在吉耶斯眼里，这个座谈会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独特精神，即希望汉学家们能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意见。他感慨说，事实上，在那么多国家中，我们从哪里能看到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呢？吉耶斯认为此次座谈会的三个专题讨论涉及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根据文本、材料进行研究，这是汉学的传统；第二种方式是当代全球研究的一个框架，因为题目涉及地缘政治、全球治理与经济等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汉学家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承担着中国故事讲述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更好结合，并以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外传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汉学家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如《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一些地区非常受欢迎，中国的不少图书在世界各地热销，这个过程中，汉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日前落幕的北京图博会暨图书节上，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70余位汉学家、译者前来寻找中国故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创下书展历史之最。据悉，除了继续办好“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办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交流品牌，我国将继续实施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主办中外文学、影视等研修班，为各国汉学家互相学习和交流搭建平台；另一方面，把思想文化交流领域对话纳入政府间的执行计划，还考虑建立一个海外汉学研究的资助平台，形成制度和机制。
古代，中国文化经由 “丝绸之路”传到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汉学在欧洲始终是显学，汉学家是极受尊崇的人文学者。当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坚定了各国携手共进，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信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世界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汉学研究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为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合作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