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不是贺卫方，也不是田文昌，我的梦想，是鬼谷子和风清扬。我并不出山，但我的学生苏秦张仪，却配六国相印。我并不想一统江湖，可我的学生令狐冲，却是江湖人心所向。所以我不做律师，请用你们的成功，为我的人生加冕。
——陈少文，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司考名师
今天我就想讲，我为什么会选择老师这个职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大明王朝》。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朝廷重臣高翰文才高八斗、心系民生。朝廷派他到江浙一带去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这个人痛恨官僚，但是一到江浙就陷入一场官场的黑局，而无力挣扎。他就去拜访另外一位高官，叫胡部堂。
▲胡部堂即《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宪”，图片来自百度贴吧
胡部堂和他并不特别的交深，但是却和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第一，你不该出来当官，你的才情只适合诗文风雅；
第二，你应该在翰林院储才篆书，圣贤的书是用来读的，可拿来办事却百无一用。
两人可是第一次见面，但第一次就说得如此直白，可谓是交浅言深，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电视机外的我和电视机里的高翰文，我想都有同样的感受。
人这一辈子，可能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做的工作。那我适合做什么呢？
其实我最早特别喜欢做的就是主持人。
我很向往能像 28 岁的白岩松一样，坐在一个又一个的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前，用 8 分钟的时间浓缩每个人的人生精华。
我觉得，如果有一种行业能让我每天经历不同的人生，那我岂不是赚了。
我这一辈子能活出几万种生命，所以我像白岩松一样渴望年老。因此，我的长相和我的声音，都是奔着那个职业去的，这是我最想做的职业。
而有一件事，彻底摧毁了我的梦想。
那是 2001 年的 911，你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吗？
两架飞机在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几千个生命瞬间瓦解，可是你知道吗？当时在研究生的宿舍里 ，我们客厅摆了一个黑白电视，我吃着午饭，看到电视机里传来的这个电视画面。
可是在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没感觉。有感觉的是，好爽啊！你美国人也有今天；没感觉的是，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影响世界走向的国际大新闻，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小事而已。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反思我当时的两个反应。
几千个生命在你面前消失，你居然没有感觉，你没有悲悯情怀；
一件能影响世界走向的大事在你面前发生，两栋大楼倒塌，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你居然不认为那是一个大新闻？
如果一个职业所需要的情怀和技能我都缺乏，我怎能做到这个行业的一流？
如果不能做这个行业的一流；我就宁愿放弃这个行业。
因为在我心里，
除了一流都是末流
。
因为钱不是我这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我希望能够做一流的事业。这件事，摧毁了我这个梦想。
还有第二件事，当我是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受了一个采访任务，要到学校旁边的一个派出所去，采访他们日常的工作。
你们知道当时的司法环境，派出所碰到媒体来了以后，一定会热情的接待我们喝酒。我知道那是社会，我知道我是学校里面的学生，我必须去适应社会，所以，当天晚上的所有酒我都灌到了我肚子里。
当我有一瞬间抬起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镜框被我压弯了，可见我当时已经醉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没有人晃醒我，周围人仍然在喝第二场。
如果将来我毕业后，是在这样的单位里，可能每天、每时、每刻，我都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我再次苏醒的时候，我一睁眼，发现是一个高档的洗浴场所。在那个洗浴场所内，我记得很清楚，有人帮我脱光了衣服，但我知道是男的（笑声），然后我被扔进了池子，反正也不知道又被谁拉了出来，穿上了衣服。
那个时候我已经清醒了一点，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大概五点，那是合肥当年降的第一场大雪。
我没有地方去，因为学校的寝室还没有开门，我现在回去得爬上围墙，才能回到那个寒冷的宿舍，我没有选择回去。
我跟我同去的那个电台的同事借了 50 块钱， 我说我要找个地方呆一会，我现在想吐，很难受。他给我 50，说了一句话，别忘了还我。然后我找了一个通宵的录像厅，我想看录像，但凌晨的录像厅放的什么片子各位都懂的，我已经醉到没心思看录像了，又睡了一觉。
到了凌晨六点钟，我突然从内心里涌出来一种感受，
我以后要过这样的生活吗？这真的是我喜欢的日子吗？
回到寝室跟同学说帮我请个假，我要睡一上午。
我记得很清楚，我把我初恋女友叫到床边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一辈子我坚决不当公务员，
我一定不去我不喜欢的地方，我宁愿回答学生一万个问题，我也不向领导点一万次头。
这两件事让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不应该干什么。
我应该干什么呢？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当我当上老师以后，我经常在课堂上跟学生讲，你们要有职业道德。
我有一个同事，有一次问我——
陈少文，你每次在课堂上都说，你有道德有道德，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我带你去那种场所，你干不干那个事。
我会和你一样 。
你别和我绕，我干，你干不干？
我是个正常男人，你干我也干。
那不得了吗？你这个伪君子。
我知道我去了一定会干，所以我一定不会去那种场所。
我要是跟你在一起喝醉了，带你去你会不去吗？
很简单，我就不跟你喝醉。
你跟我在一起喝酒你会不喝醉吗？
很简单，我就不跟你喝酒。
你跟我交朋友你会不跟我喝酒吗？
很简单，我就不交你这个朋友。
我控制不了最后的结果，难道不能控制过程吗？我控制不了过程，难道不能控制前提吗？
很多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就奇了怪了，你自己扑通一身跳到江湖里，然后说身不由己。我可以在这里对着镜头跟所有人说，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个贪官，不是因为我不贪，而是因为我不是官。所以，我的人生，我真的想控制前提。
所以选了当老师但乐趣非常多，我碰到很多逗逼的学生。
第一个学生，有一天给我发了短信，说陈老师，毕业十年了，你当年教过我的知识我全都还给你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把学费还给我，我能还吗？
也许，教育就是把我教给你的知识忘掉以后剩下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永远还不给我，我只要出售了以后就概不认账，我卖的是价值观，不退货。
第二个学生也很逗逼。我在北京集训班上，经常给学生签名，一签签一两个小时。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明星。因为，我觉得老师不是明星，老师就是个价值观的载体，或者知识的载体。你喜欢我，仅仅因为你喜欢我身上，承载的那个人性的光泽。
教育的作用会彻底改变，因为社会太复杂。
教育的作用无非就是，推迟每个年轻人被社会同化的时间。
如果有一天，你终将变质，听了我的课能晚一天变质，如果你终将堕落，听了我的课能够晚一堕落，这就是教育的作用。
法律教育可以完成职业道德的培养，所以我每人都会送一句话，最常写的一句话是，
以积财富之心积学问，以求名利之心求道德。
那天有又一个学生上来，旁边好多人围着我，他让我签名，按照常规，我就写一句话送给他，不就完了吗？可能还是嘴欠，他非要说一句话，这句话把我惹恼了，他说陈老师，一生当中，有两个陈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个是陈少文，一个是陈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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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学生相处的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勾心斗角，没有机关算尽，没有我所讨厌的一切。
我看着学生，一点一点犯我当年的错误，我看着学生，一点一点走我当年的弯路，我真的想把我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告诉别人。你知道论语里有一句话，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
优秀的学生和最坏的学生，都不是教育的结果。教育就是影响中间的、这些在徘徊的、价值观没有定向的人。
他听了你的课知道该怎么走，这才是教育的作用。
如果你认为这个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是那个挣钱最多的律师，那么请问你，你学校被抓的那个被告，是不是你们教育的成果呢？
所以我不主张每个老师，把最成功的学生当作自己的教育产品，在每个地方推销，学生是不是把你当作他一生价值观塑造的恩师，这才是关键。我宁愿关注这些群体，我也不追求深刻，我希望自己变得有趣。因为深刻只是发现了世界的本质，有趣，却能改变世界的本质。你想做哪个呢？
我正在写一本书，已经要交给出版商了，我跟他说，千万不要包装成鸡汤的风格，因为我的文字，比鸡汤要高明。
我对它也有排斥，但我深深的知道，某个人生阶段，真的需要这些东西，佛教不就是解决心灵问题的，人生困惑不就要解答吗？所以保胎药对我没用，但它很有用。当你拥抱斯多葛学派，当你拥抱基督教哲学，当你拥抱佛教禅宗的时候，其实那些都是高级鸡汤。
人生只要有困惑，就需要有解答。人生问题很多，但种类不多。也许，我就给自己定位在，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我觉得，也许这是我的宿命，尽管我有条件深刻。
还有，我对教育有一条不满，就是
我觉得法学课堂上，充满了口号，充满了空洞的理念
。
就好像当年那个罗永浩，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回去写文章，叫《五星红旗》。每个人的标题都叫《五星红旗》，句子都是统一的，就是“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校园上空”。
可是唯独罗永浩，那么小就很反叛，他非要说实话，他写的是“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老师非常恼火，说五星红旗自建国以来，在作文里从来就没耷拉过，你必须给我重写。
把家长叫来，严厉地惩罚了， 最后他作了妥协。他说可以改， 改完以后，老师气得又吐血了。
他怎么改的呢？他这样改：“说来奇怪，尽管校园里没有风，但是五星红旗仍然高高飘扬在校园上空。”
我们的法学院，每天都在不停地给你灌输这些大词，每个人都会喊公平，喊人权，喊公义。但是每个人却不会从法条里，推出公平，推出人权，推出正义。
有一种职业道德的教育，是给你一个道德理想。因为每个人都做不到，所以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心之若素，无所谓。
但有一种职业道德教育，就是
底线教育
，因为每个人都做不到，所以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心灵不安。所以我们不喜欢后者，我们都喜欢厚德载物。但是职业道德教育，不应该那样悬在空中，应该落实在每一个细节里。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带着我的学生，四处拜访律师，去感受每一个律师代理案件的细节。
我希望他们从律师代理案件的细节里，体验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保障人权，什么叫职业敬业。
有一天我见到一个律师，陕西有一个人，涉嫌故意杀人，此人名叫董伟。几级法院审理之后，被核实为死刑，次日十点钟。就要被执行枪决，按照委托代理协议，这个律师其实已经可以向家属交代，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当他接到执行死刑的这个通知书时，立即去买了一张当天晚上赶往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上了这列火车，在凌晨的时候，下了北京西客站，打了个的，直奔最高院。但最高院的门卫拦着他，不让他进去，他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撒了谎，甚至不惜把他给打倒，冲了进去。但找不到法官，终于找到一个刑庭副庭长，简单说明来由。
可这个时候，离枪决剩不到半个小时。
那个庭长非常的好，并没有麻木不仁，仔细听他讲完以后，认为先暂停执行是至关重要。辗转打了无数电话，终于拨通了现场执行法官的手机。
而这个时候，离执行死刑，只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这就是著名的董伟枪下留人案。
我经常讲这个例子，来问同学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