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混血大哥与90年代莫斯科

这是一个老吴发起的长期项目，“亚寒带故事会”。整理丝路沿线以及俄语地区的口述史，并进行再创作。之后这些故事，会被陆续做成播客节目，欢迎关注，鞠躬。

第一篇： 苏联美术史的孤独打捞者

第二篇： 我拎着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箱子，去了苏联

1991年发行的苏联杂志《首都 》

今天的主人公，我们都叫他，季马哥（Dima）。

电影导演、中俄双语家庭、莫斯科老熟人……他的头衔和经历太多，实在没法三言两语说完。如果非得一句话介绍，我会这么说——

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风度的一位。

不久前，我们电话聊了几个小时，本来以为三五个小时能把他的90年代的故事说完，结果，只刚聊了个开头。

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碎片。它们是飘忽不定的短暂画面，充满着遥远而陌生的氛围感。

简单来说，Dima 给我讲了一个又乱又浪漫的90年代，而 不是其他人口中，充满猎奇的花花世界。

一、不反抗就会变成奴隶

俄国电视剧的剧照

1989年，13岁的 Dima 和16岁的哥哥，跟着母亲一起从北京来到莫斯科，他们这一待就是十年。于是，就正好赶上了苏联末期的动荡，以及90年代的社会混乱。

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房子是亲戚给找的，屋里空荡荡，甚至连床都不够睡。Dima 就跟大哥一起在睡袋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之久。

最开始的两年，哥俩上的是一个公立寄宿学校，只有周末能回家，周一到周五就在学校吃大锅饭。妈妈在外面跑生意养家糊口，无暇顾及两个男孩。在学校里怎么混，全得靠自己了。

学校的氛围肯定少不了霸凌，尤其是对于外国来的新人。Dima 因为年纪小，经常被高年级的人欺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ima 的大哥采取了一个经典的“俄式挑战”战术，蛮有些“监狱风云”的味道。

Dima 他哥哥找到学习里高年级最能打最能来事儿的头头儿，直接了当过去下战书，约架。全校男生在小树林里围观了他俩的那场对打，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勇气去挑战，你就会被尊重。

打完之后，学校里再没人找 Dima 的麻烦了，因为他哥哥为自己也为弟弟，树立了威信。

Dima 跟我说， “就像俄国的监狱文化传统一样，在一个充满等级欺压传统的环境里，你必须反抗，不反抗，就会被折磨欺压到要死掉，成为奴隶一样的人。你反抗，就会受到尊重，就会赢得该有的地位。”

这种面对强大对手的反抗精神，给 Dima 的少 年时代注入了一股充满血性的基础认知。 也为他面对冲突矛盾的后苏联社会，铺垫了某种心理防火墙。

拳头一直就在这里，缺的只是一个反抗的理由。正如维克多·崔歌词里唱的那句：“我的手掌变成拳头，如果有火药，请给我火焰。”

有意思的是，当我问 Dima，他是否觉得暴力与对抗的基因，是某种“俄国性”会接着解体后的混乱，在社会上蔓延时。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觉得，至少在他生活的莫斯科环境中， 虽然存在血腥暴力的社会事件，但苏联时代所培养起来的“人性价值”依然在起作用。文化修养与尊严感，阻止了社会滑向彻底动乱的边缘。否则，就真的会像古代那种，天下大乱，刀兵四起，民不聊生。

Dima说，“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乱了，但没有大乱。新闻天天在报道杀人抢劫的新闻，但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在继续。该过的日子照样在过。”

二、黑帮与火车劫匪

电影《莫斯科行动》剧照

学校的事情聊完之后，当然该说说社会上的事儿了。而社会上的事儿，我最感兴趣的，肯定是解体后无孔不入的“黑帮”。

说到90年的俄罗斯黑帮，Dima 是有过亲身经历的。

第一个事情，与 Dima 的妈妈有关。她老人家在去莫斯科之前，国内是老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样子。到了莫斯科之后，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环境里，要拉扯两个青春期的孩子长大，确实很不容易。当时中国人都在做倒货的生意，阿姨也不例外。

Dima 回忆说， “当年倒一箱牛仔服、皮夹克过去，够一家人吃上半年了，这活儿肯定得做。”

但在那边开公司做生意，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黑帮。每个月，黑帮都会上门来要保护费，300美金。黑帮也是挺讲规矩的，不欺负老实人，只要钱给到为，话说到位，就不会无缘无故来找茬。

这件事儿，Dima 本人是很多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他当时年纪还小，并不知道母亲在背后还要付出这么多。现在想想，母亲要不停地一个人面对黑帮的一群人，还是让 Dima 有些后怕。

中国读书人与俄罗斯黑帮打交道的故事，肯定不止发生在阿姨一个人的身上，许多人应该都面临过这种人生的新挑战。

要是照着《北京人在纽约》，拍一个《北京人在莫斯科》，应该会更带劲儿吧.

另一个事情，是 Dima 本人亲身经历的。

1993年发生的“中俄列车大劫案”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这也是90年代中国罪案故事里的一个香饽饽，不停被人提起。近两年改编的那部电影，也应该有很多朋友看过了。

在莫斯科的十年里，Dima 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寒暑假回家探亲。所以在火车上，他结识了很多当年正在发家致富的倒爷们。听来了，也亲眼看到了不少故事。

Dima 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身边的倒爷是怎么在这趟列车上卖货的：

“四个人一间的包厢，里面塞得满满的，都是各种货。什么皮夹克啊，羽绒服啊，反正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羽绒服当时他们批发的是3美元一件的羽绒服，其实根本不是羽绒，里面是鸡毛塞的。顾客买走，遇到雨雪天气以后，鸡毛就全都扎出来了。他们就卖那种伪劣快消品嘛。倒爷他们只敢在在火车上沿路卖，就是到站停了以后伸出来去卖，不敢下车去卖。

基本上这五天行程，就能把所有的他们那些大包小包全部卖完，换成一叠一叠的卢布，然后马上去莫斯科就去换美元，马上再买票再回国。

当时同包厢的一个人跟我说过，跑一趟反正能赚个大几万甚至到十几万块钱呢，就看看批发的什么货。你想想，当时90年代万元户就是已经很厉害了，他们跑一趟就能赚这么多。

有一次晚上，同车厢的倒爷，快到一站了，拉着我说，哎，你赶快把窗户关上，关上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着瞧吧。

列车进站后，还没停稳，眼瞅着站台上黑压压的一片包围过来，全是年轻人，穿着那种阿迪达斯裤子，皮夹克或者棉服，剃着那种小平头，就站在那儿插着兜，挺吓人的。

旁边的倒爷说，这帮人就是专门过来抢这趟列车的，咱们可一定看好了。那时候还没乘警。站台上可能有几十上百人，分不清是周围的小混混还是黑帮。我们赶紧把门窗锁死，拿各种东西抵上，熬到列车启动，就没事儿了。

有的倒爷，还会带枪走这一趟路。他说，我这有一把，你要不要摸摸看？

除了抢劫的，还有各种涉黄涉毒的生意，好多一看都是未成年人，在那里招揽生意。

90年代的火车沿线，真的是凶险啊。”

过去了30年，再回忆起这趟穿越蒙古、西伯利亚的五天五夜旅程，Dima 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云淡风轻，他也坦言，即便知道发生过大劫案，知道一路凶险，在他的记忆中，并没有把从莫斯科往返北京的旅程看作多么惊心动魄。

危险，仿佛是擦肩而过的冷风，吹过就过了，并没有留下多少震撼与后怕。

Dima说，“当时我还小，反正无所谓，也没什么可偷可抢的东西嘛。睡觉时把钱包护照都放在枕头下就好了。”

等到后来，Dima 干翻译赚了些钱，就开始坐飞机回国了，当年的飞机上还能抽烟，座位的空间也大，确实潇洒。比起现在沙丁鱼罐头似的经济舱，确实舒服多了。

听到他的描述，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各种80-9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飞机镜头……

聊完黑帮后，Dima 还补充了一句，作为在地铁和街道上，都被光头党袭击过的亲历者，Dima 说，他觉得黑帮要比后来2000年代出现的光头党，讲道义多了。黑帮还有规矩，光头党，就这有狭隘的仇恨和排外。

三、莫斯科爱与欲

苏联后期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尤其是“性解放”的思潮，也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世界。 相对于之前几十年压抑保守的氛围，西方人嘲讽的“No Sex in Soviet Union”社会环境，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180度的转变，是热火朝天的爱与欲。

Dima 所经历的90年代初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热度”的世界。报刊亭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杂志，电视台也在播放各种各样带颜色的电影，各种服务产业也是蓬勃发展。

Dima 的高中生活估计放在今天，要让无数人羡慕死。

因为没有高考的压力，课程相对过于轻松， 男生女生们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聚在一起玩耍。当时最流行的活动，就是在一帮人聚在一起听着收音机翻录的磁带，里面播放着“慢摇”或者“迪斯科”，然后跳舞。可以理解为一种野生舞会的感觉，随时说做就走。

高中毕业后，Dima 上的第一个大学，是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他在这里读了两年。 班里的男女比例失调得有些夸张——100多个女生，8个男生。

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约一个女生出去逛街、逛公园，同时还会有三四个女生跟着过来一起加入。因为实在是没有逛街搭子。

不过曾经水灵灵的美女们，不管是西伯利亚的草原民族基因，还是东欧的斯拉夫基因，到了一定阶段，都逃不过成为“水桶大妈”的命运。

Dima 今年四十多了，身材和状态都很棒，但他说他那帮莫斯科的同学们，已经全部身材臃肿得不行。

Dima 经历的90年代莫斯科，除了摇滚乐、迪斯科、派对与聚会，还有一个之后年轻人谈恋爱时，无法企及的背景板——那就是，相对和平年代的历史名场面。

展开来说，就是， 因为90年代初发生的政治冲突与社会事件太多，可能前面你在温馨地谈恋爱，背后就是硝烟滚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张照片，一个是士兵站在坦克前跟女朋友接吻；一个是男孩女孩抱在一起，背景是燃烧的俄罗斯议会大厦。

没错，这就是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事件，另一个的叫法是“炮打白宫事件”，白宫就是当时的俄罗斯议会大楼。

Dima 说，这两张照片之外，没有拍摄到的广大年轻人里，就有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他们正在桥边听音乐、聊天。一切就是这么凑巧。

历史视角中的国家危机与转折时刻，其实就“平淡”地发生在日常的进展中。仿佛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硝烟只是一种形而上的点缀，但在那种看热闹似的氛围里，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轨迹，已经在暗中慢慢铺开了。

这么一联想，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呼——硝烟弥漫时期的爱情，是这个感觉。

四、塔可夫斯基，是我学生

玩归玩，乱归乱，Dima 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有着很强的觉醒和掌控力。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他有风度的地方。

在物欲横流，暴发户遍地的时代。像倒爷一样经商赚钱，并不是 Dima 追求的人生。而像学者一样钻研心理学问题，也不是。

于是，在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读了2年后，Dima 转学去了莫斯科电影学院编导系，并将它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关于这个选择，Dima 说，可能还是跟他内心里想要真正去创作与表达一些东西有关。

在90年代初那样浮躁的乱世去学心理学，确实会深陷在“知识无用论”的怪圈里。而电影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表达工具，确实能让 Dima 的内心获得极大的释放。

归根结底，在我的理解中，一个内向的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人，需要一个外向的事业，获得更多的交流，这样才能找到身心的平衡，找到一辈子的事业。

另外，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也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凭借着语言优势和专业上的努力，Dima 很快变成了沟通中俄两国之间电影艺术的纽带，他参与了许多合拍片的幕后工作，也为中俄之间的电影交流牵线搭桥。

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莫斯科电影学院期间， Dima 讲述的故事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苏联老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

Dima 说，“当时的电影学院真的是很惨，因为主要就靠国家批的钱，那些大学老师的工资都低的不得了。我印象中可能也就30~50美元一个月，你想50美元绝对是不够他们，别说还要去养活家庭了，所以很多苏联时期特别牛的导演，你看他们就穿着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拎着一个那个塑料袋儿，90年代流行不背包啊，就拎那种塑料袋儿，装着东西就来，就来学校上课了。

我们的有很多课，一个教外国文学课的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上来第一天就跟我们说，我的学生是塔可夫斯基，她60年代给塔可夫斯基上过外国文学课，太厉害了。”

没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某种旧时代的风骨，当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苏联解体之后，他们身上的光环突然没有了，国家也顾及不到这些人了，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去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变化。

即便无法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也保持着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某种态度。有的俄国作家卖不出去书，就开始写侦探小说、黄色小说赚钱。迎合时代中垃圾信息的狂轰乱炸，媚俗地放弃了心中的光和热。这确实是现实所迫，无法指摘他人。

而有的人，则依然不动摇。古往今来，这种人很多，有人会觉得他们傻，但如果你跳开用物质世界作为“对象”来衡量一切的理念，你就会明白，“精神贵族”的意义。那种没落的人文主义光环，放在任何时代，尤其是今天，依然在熠熠辉煌。

所以，Dima 在当年选择去搞文艺创作，着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不是有钱任性的选择，而是清晰知道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

理想主义，这就是理想主义。

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 Dima 的选择了。不为赚钱，而是为理想去选择未来的人生。

Dima 还跟我讲了一个90年代香港导演来莫斯科拍电影的事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看出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性。

Dima说，“当时香港电影很繁荣的，也来过一些剧组和名人，比如成龙就来过，但他当时跟的是好莱坞的剧组。有一个叫麦当杰的导演，跟他哥哥麦当雄，两人特别有名（《省港旗兵》系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我非常喜欢的90年代港片佳作）。

麦当杰来莫斯科，我给他们做翻译，他当时就是想拍当时很有名的那个火车大劫案。 列车大劫案当时刚发生大概一两年，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苏东波》，很好玩。 他说苏联东欧波兰还是什么，他想这么弄。他想跟高尔基电制片厂合作嘛，在那考察了两周时间，最后也没谈成。因为90年代的高尔基制片厂真的很缺钱，导致做事风格让人无法接受。

高尔基金制片厂当时是已经破败不堪了，都发不发不了工资了，制片厂的厂长出来跟香港团队谈判，他就明目张胆的说，你看你能给我多少钱吧。把那麦氏兄弟给气的，肯定就什么也没谈成。最后要走了，厂长还说，啊，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钱啊。麦当杰说那行，他往信封里塞了100美元，然后拿不干胶带粘得死死的，让他别现场撕开。麦跟我说，说你给他交给他吧。他肯定气坏了，什么事儿还没给我们干呢，就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