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上海的人口变迁
1950年代，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均为5.2，略低于全国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别为740万、1056万人。
1963年中国在大城市开始计划生育宣传，1964年在大城市落实政策，1973年在全国展开。上海作为计划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镇人口比例高，出生率下降最快，从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0‰、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从1964年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代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为2.8、3.8，全国还有5.7。
1970年代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试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国推广。
*表1 各地生育率的比较
可见，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东北也低于全国。
虽然寿命在大幅延长，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仅从1960年的1056万增至1980年的1152万，占全国比例从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则是从1960年的740万增至1980年的904万，占全国比例从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万、1334万。上海、北京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只有19万、6万人，到1990年也还只有54万、51万人。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小闸，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触底反弹。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万外来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万人。1996年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大闸，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5年的113万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万。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万外来人口，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还继续下降。1994年外来人口总数还只有63万；但是1995年一年就增加118万。虽然后面几年又严控外来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这118万年轻人口给北京经济增添了活力，北京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触底反弹。2000年北京再次拉开了外来人口的水闸，2000-2014年非户籍人口年均增长44.1万人，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9年的157万增加到2015年的823万人。
北京、上海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还差
*图1 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及GDP占全国比例
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相对增长缓慢，从1980年的886万、1147万增加到2016年的1363万、1440万人，部分是外来人口入籍，因此实际外来人口比上图要多。东北的净移民率几乎为0。
外来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6%、39%，但却占全市20-39岁人口的52%、59%。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全国、北京、上海、东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6岁、36岁、38岁、40岁，2015年为38岁、37岁、40岁、43岁，北京、上海比东北更年轻，经济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高达42岁、47岁，2015年更是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
20-39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199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1.93%、2.08%、8.12%。可见，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岁人口有2/3是外来移民；而伦敦、东京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来移民（包括大学生）。
而东北由于没有外来移民，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占比减少19%；同期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2.8%下降到8.6%，占比减少33%。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占比减少54%、39%，降幅超过东北，那么经济占比的降幅也将超过东北。
可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更没有活力。
三、人口继续涌入大城市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老人和儿童是很难外流的。比如安徽1990年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5.18%，而2010年的20-3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4.03%，外流了22%；2000年0-4岁人口占全国的4.75%，2010年的10-14岁人口仍然占全国的4.75%，说明儿童没有外流；1990年的4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01%，而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12%，说明老人不但没有外流，以前在外打工者到老年还返回原籍。
一方面是东部大城市人满为患，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维持着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导致城市房价飙升的原因有三：土地供应是依照规划人口数进行的，增速低于实际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外来人口流入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也提高了户籍人口的购买力。
其实最严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这与人口密度太高也有关。2003-2012年东京的生育率平均为1.06。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人口密的几个区房价高、通勤时间长、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较稀的地方，生育率为1.4。
伦敦的人口密度比东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为1.84。33个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也是直线负相关。内城的人口密度仍然太高，一些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较低、房价较低的外城一些区，每平方公里只有两千多人，生育率却在2.1左右。
*图2 东京、伦敦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的相关性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1.9-2.0，是因为城市规划得更加"宜生"。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1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
而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规划的，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北京东、西城区每平方公里是2.5万人，上海虹口、黄浦、静安区超过3万人，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北京、上海都可以生1个孩子，但是总和生育率长期只有0.7，不仅仅是因为生育政策限制，也是因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目前中国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笔者在《大国空巢》中论证，即便所有城市的人口密度降至4千人/平方公里，也有足够的土地。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1995-2014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06，一孩次生育率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意味着即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了。
长期的低生育率，经济依赖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横坐标：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0-4岁，5-9岁、……85+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内侧是户籍人口，外侧是外来人口。
纽约、东京的人口数据是采纳官方预测。假设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非常"拉风"，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56%，而纽约、东京都只有46%。但是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岁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纽约、东京还有44%、32%。也就是说，今后北京、上海的经济活力连东京都不如，更是远低于纽约、伦敦、巴黎。
现在的外来年轻人给北京注入了"生机"，很多将在此终老，今后却可能成为"危机"。北京、上海的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15年的231万、309万增加到2050年的791万、907万。全国、北京、上海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龄化比全国更严重。妇女长寿6-7岁，将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
外来人口不断流入，就像堰塞湖的水位不断抬升一样，今后随时有崩堤的风险，将出现治理危机。
四、上海、北京面临人口拐点
过去的实际人口一直超前于规划，比如北京1993年的规划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人以内；但是2010年实际人口达到1962万人。
现在的新规划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然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其实今后的实际人口将低于规划。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北京也开始负增长，有人认为是政策所致。其实即便是没有政策调控，上海、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如下：
首先，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比全国要高2.3岁了。北京的中位年龄也将在2018年开始高于全国。这在国际大城市中应该算是绝无仅有。
国际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国，然后靠吸引少来外来年轻人口使得中位年龄低于全国、经济活力高于全国，从而长期保持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国的生育率为1.91，伦敦为1.84。2010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93，纽约市为1.81。2010年美国、英国、日本全国的的中位年龄为37岁、40岁、45岁，而纽约、伦敦、东京分别只有35岁、34岁、42岁。
第二，上海、北京的经济优势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比如以前纽约州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纽约州的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却从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6.1、3.4倍，2002年是全国的3.6、3.3倍，对外地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66%、59%、57%、34%，人们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讨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0、2.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国的83%、72%、71%、60%，还将提升。收入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选择留在家乡。
上海的外来人口来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0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对安徽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第三，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意味着可流动的年轻人口数量不断减少。
第四，高铁、互联网正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零售、金融、研发、制造不再依赖于物理性场所，传统产业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将下降，而怀化、赣州、襄阳等中西部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将吸纳人口流入。美国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比如1930年4.8万人口的凤凰城现在崛起为第六大城市。
第五，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向西南转移，这是唐朝以来的最大转向。川渝、云贵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都在提升。云贵桂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今后将是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吸引人口回流。
第六，一带一路将给中国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从而遏止人口东流。
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2420万，如果人口不再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很难），那么2017-2040年之间将出生260万，死亡480万，2040年总人口将降至2200万。需要吸引300万移民才能让2040年总人口达到2500万，但是上海是无力再吸引到300万移民的。
北京、上海的人口面临拐点，也意味着房地产等产业面临拐点。
五、从人口角度设立雄安新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笔者认为意义深远。
第一，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
英国的城镇化超前中国一百多年，1901年伦敦人口占全国的16%，75%集中在内城，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人，其中伊斯灵顿等几个区接近3万人，长期被工业烟雾所笼罩。1901年后伦敦开始疏散人口。2011年伦敦总人口占全国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126人，其中外城3901人，内城也不到1万人，密度最高的伊斯灵顿区也只有1.4万人，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
1910年德国柏林总人口207万人，主要集中在内城，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1万人，其中克罗伊茨贝格区高达4.1万人。1910年后人口往周边疏散。2010年总人口34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750人，其中内城1.0万人，克罗伊茨贝格区也只有1.4万人。
中国2015年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6%，相当于美国1930年的水平。1930年前，美国人口也是不断涌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当城市化率在1930年达到56%后，人口开始重新分布。纽约市、芝加哥市的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850年的2.22%、0.13%提高到1930年的5.63%、2.74%，然后降到1980年的3.12%、1.33%，再降到2015年的2.66%、0.85%。
1960年日本东京都的人口86%集中在东京湾的23个区，其中台东区每平方公里为3.2万人。后面东京将人口往西部26个市疏散。2011年东京都平均每平方公里6025人，其中市部5273人，区部1.4万人，台东区为1.8万人。东京的人口密度仍过高，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第二，探索新人口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5年上海、北京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16%、2.10%，但是0-19岁常住人口只占全国的0.91%、0.93%，0-19岁户籍人口更是只占全国的0.59%、0.65%，意味着今后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将锐减，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政治地位也将下降。
有人说，北京、上海还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应该继续吸引移民。
从"承载"角度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吸引外来人口延续目前的发展模式，那么这两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将是无底洞，将加重其他省份的老年化危机。
2004年之后，年轻劳动力仍然在迅猛地流入北京、上海，但是两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下降，说明劳动力继续涌入大城市不但加重城市病，也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了。
尤其是，移入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大城市民不聊"生"的环境，生育率非常低，将使得全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宏观经济持续衰落。
并且上海、北京已经面临人口拐点。今后北京对南方各省的人口吸引力将下降，而对东北的吸引力将加强，对老年化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
因此，现在需要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探索在老年化社会、不依赖外来移民的情况下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探索人口发展的新模式。
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有人建议迁都到人口结构好的地方去。但是首都肩负着重大政治责任，岂能脱身而逃？明朝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因此明成祖朱棣多次御驾亲征，并放弃富庶的南京，定都北京，天子守边，确保了国家安全。
今后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老年化，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2015年全国的生育率只有1.05，全世界最低；其中东北最低，其次是华北。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主要安全问题仍然来自北方，而西南相对最安全。北京扼守东北和华北，是解决危机的最佳地点。如果迁都，将导致整个东北、华北的人口坍塌。
但是北京已经实行了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以及各项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模式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链的驱动下仍将惯性地延续下去。
国际经验也表明，旧城是很难改造成"宜生"的城市的。比如东京城市改造了几十年，但是1993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1.1左右。香港、新加坡、台北的超低生育率，也与错误的城市规划有关。
而中国过去建立了众多的"新区"，但都只追求"旺财"，而没有考虑到"旺丁"，结果照样民不聊"生"。
因此，北京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就必须彻底排除旧模式的干扰。雄安新区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重担。笔者希望雄安新区不但"宜居"、"宜业"，更要"宜生"。
经济政策是几十年的政策，而人口政策是千年政策。如果说深圳是"物质再生产"的新区，那么我希望能将雄安新区建成"人口再生产"的新区，引领全国的人口增长。只有让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才能既"雄"且"安"。今后回顾历史，会发现雄安新区的设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zhanlueyuguanli（战略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