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在中国由来已久，按慈善主体划分，主要有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民间或社会力量开办的慈善事业，而后者在明清之际突变崛起，并在清代、民国历经重要兴衰发展演变。其总体趋向是由早期的个别“行善”的慈善活动，转向清末到现代社会的“公益”事业。
明清两代至民国，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力量强大时期，如明前中期、清康乾盛世时期、国民政府十年黄金时期，救灾领域的民间力量或依附于国家体制，或起辅助性作用，甚或完全不存在；而一旦面临大规模、长时间的天灾人祸，国家统治衰微或有意识地收缩、退却时，民间救灾力量就极为活跃，甚至在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一度成为救灾的核心与主导。慈善与救灾之内容，既有交叉，又有区别。慈善侧重于正常社会环境下的“平时”，有常态性；而救灾偏重于非正常社会环境下的“灾时”，属临时性。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尤其是明清以来民间慈善事业之兴衰显示，民间慈善事业多兴起、发展、壮大于天灾人祸频仍的乱世、衰世、末世，此时政府力量式微，社会职能弱化，催生出民间力量承担各种本属政府的社会职能，尤其是慈善救济活动；而当和平、盛世局面到来，政府力量逐渐恢复、发展、壮大后，民间慈善事业趋于衰微，甚至走向消解。
据此，中国民间慈善事业似乎陷入“兴于乱世，衰于治世”的兴衰背反律，长期缺乏正常的生存发展空间与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这里所谓民间慈善事业“兴于乱世”也只是相对而言。灾荒与战乱固然是民间慈善团体兴起和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动乱时局也对其发展不利。抗战爆发后，慈善团体或因地区沦陷，或因人事变化，组织与活动大受打击，1939年各省呈报慈善团体350个，仅为战前的一半。诚然，在救灾与慈善领域，国家与社会并非对立或对抗，而是彼此合作或互补，但既往中国慈善史表明，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取决于国家治乱兴衰。如何使民间慈善事业跳出“兴于乱世，衰于治世”的兴衰背反律，在和平时期健康成长；政府如何培育和支持民间慈善事业，用“善治”更好地“治善”，是新时期学术研究与加快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
新中国成立后，旧有的慈善团体被逐步裁并，由人民政府的社会福利事业取而代之。这种做法未必完善，但从历史上看，“还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能和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类社会风险与矛盾逐渐显现，自然灾害也不会绝迹于人们的生活，且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可能产生更加不可预测的破坏。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建立起覆盖社会各层面、各方位的安全保障与危急救援体系，必须发挥社会或民间的力量共同参与。政府也认识到慈善事业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缓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力。
时至今日，中国慈善事业的捐赠主体、捐赠标的和捐赠方式虽有新变化、新发展，但新时期慈善观念的涵育与弘扬、慈善资金的多方汇聚与科学使用等问题仍需着力解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各类社会风险与矛盾、自然灾害等相生相伴，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需求”依然存在。完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也随之提上日程。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部慈善法，也是中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意味着政府与民间将在社会公益、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协同努力，开启了政府与民间共同为社会筑底的时代。
百余年前的1912年，朱友渔在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最后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将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一方面，社会慈善精神在全社会发扬，各地人民团结起来共襄善举。另一方面，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权责的明确划分，中国政府将会更积极地推进慈善事业。”他满怀希望与信心地回顾与展望：“公元前2000年，世界见证了古代中国的崛起。公元后2000年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中国新国民精神正在萌芽生长，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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