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卸去国家主席的职务。6月，毛泽东回韶山探亲。7月1日，毛泽东到了庐山。此时，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纠“左”数月，共产党、浮夸风已得到有效遏制。相应地，国内外对三面红旗、对总路线的批评却越来越多了。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共产党“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1]，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似乎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与此同时，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很不屑：“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纽约时报》报道了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并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时迄今为止以为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2]。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主题，归结起来有三大问题：一是怎样看待形势；二是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三是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一致。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
7月10日毛泽东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先要思想统一。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他对人民公社这样评价：“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问题的实质，在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毛泽东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958年8月以后，彭德怀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庐山会议中，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彭德怀想：“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7月14日，彭德怀交上信。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但是，彭德怀的信着重讲如何总结教训，主要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毛泽东从会议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7月16日，毛泽东提出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同日，毛批示转发彭德怀的信，未表达意见。
从党内生活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并不违反组织程序；而彭德怀的信中间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确有其事。但是，第一，当时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共产党纠“左”数月之久，彭德怀所提的问题多是毛泽东自己在纠“左”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了的，而彭德怀在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纠“左”时没有参与，却在纠“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时，提出这些问题；第二，在纠“左”的过程中，国内外对大跃进、对总路线的质疑风生水起，党内的每个干部都经受了极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继续纠“左”，另一方面需要反右来保障社会主义路线，这时候，彭德怀的信一边倒地进行批评就更加不合时宜了；第三，彭德怀在之前的发言中已经说了许多不应该的话，联系到当时的背景以及彭德怀刚刚在1957年11月访问了苏联，更加使人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正如王光美所说的：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3]
由此，会议再次召开了大讨论。还是围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会议展开了争论。7月20日凌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7月21日，张闻天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7月23日的会上，毛泽东发言，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讲：“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毛泽东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自此，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随后，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在8月1日的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4]并在会上批评了彭德怀的错误。8月2日，在庐山继续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5]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随后，张闻天、黄克诚和彭德怀分别给毛泽东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毛泽东都回信，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热切的期盼。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