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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清廷倾力镇压，历时近十二年，靡饷数千万才勉强平定。此事堪称晚清巨变之一。

回民起自元、明两代，系内迁的西域色目人与蒙、汉、藏等族逐渐融合而成，又多信伊斯兰教，故生活习俗与内地大不相同。由于祖族多张扬、尚武，因而作为后代的回族也自然养成了强悍的民风。 

入清以后，由于康熙时政策，中国人口进入爆发期，回民由甘及陕渐次发展，至嘉、道年间，两省“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过量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土地问题，回民的游牧与汉民的农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清廷又放弃了“中外一体”、“因俗而治”的原则，采取“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双方冲突不断。时人指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而回民好胜，过于汉民。阿浑（訇）惎之，往往因小忿而起大争”。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这种摩擦积攒的怒气如果得不到释放，必然会爆发，只是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是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

战争的导火索不过是一场纠纷。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将街上的竹竿全部买光，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而卖买中一汉族人嫌价低反悔污回族为盗，在县官的偏袒下赢了官司，战争就此开始。

有些文章考证，回民“买竹”是为了制造发动战争的武器，亦有文章指出，陕甘回民趁中央政府平定地方叛乱地方空虚之机，为在西北地区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发起圣战。当然，更多的文章称回民是为了反抗清王朝的暴政。

吊诡的是，被称为起义部队的回民军队竟与反清武装起了冲突。史载同治三年（1864年）10月，白彦虎进攻陕北，打算烧毁黄帝陵。但在陕北遭到当地反清的“饥民武装”董福祥的顽强抵抗，最终溃退。这次事件拉近了饥民武装与清军的关系，同治七年（1868年），董福祥归顺了左宗棠。

这支被赞许为起义的回民军队确实是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更多的是向汉民举起了屠刀。

临潼县志载，“同治元年至同治八年（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

据富平县志载，咸丰五年（1855年），全县有46,579户，54,257人。到光绪二年（1876年）统计，有28,543户，120,302人。户数和人数都减少了一半。

据三原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原县人口16万人，由于回民起义加之光绪年间两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锐减至4万人。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据学者路伟东考证，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高陵县人口6.9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年），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两年时间减少60％。

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再次攻破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

固原位于平凉至宁夏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地方，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被屠城。事变发生在大年初一，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回民将城内“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这次屠城，甘宁青史略载，固原“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屠。朔方道志记载，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回变，十室九空”。在回民军被镇压后，宁夏地方乡绅调查在回民事变期间宁夏府“前后殉难官绅商民人等约有三十万之多”。

左宗棠

1894年，清将多隆问以先抚后剿的手法击破渭河两岸坚固的回民堡寨，陕西回民军携带妻小退往陕甘边境，得到甘肃回民的相应。由于陕甘总督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后，于1867年7月率湘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步步紧逼，各个击破。

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迫使数万陕西回军及家属进入甘肃，加剧了甘肃的回汉民族冲突，许多府、州、县城被屠。

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陕西回民起事后，华亭当地回民“尚爱家乡，不甚残毒”，但“同治二年十一月……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残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同治七年(1868年)春夏期间，回民军“北来攻城四次，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

在战乱中，一些乡村民众到县城避难，在城破后一同被屠杀，如在渭源，回民曾两次攻掠渭源，但都没有敢攻打县城，老百姓以为县城是安全所在，“可徙居之。城中骤增居民万千，市巷充阗”。同治三年二月，县城被破，“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创修渭源县志）。同治七年，镇原“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人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最久，久则怠矣”。三月初九日，县城也被回民军攻陷，“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重修镇原县志），城内逃难人口大部被杀戮。

除府、州、县城外，凡被回民军攻陷的市镇、村堡，也无不遭到杀戮，同时一些地方汉民也进行报复性杀戮。外加饥饿、瘟疫、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史》推断甘肃（清甘肃为今甘肃省和宁夏省，以及内蒙古一部分）人口“1862年到l874年每年平均减损九十万，期间同治九年(1870年)战争较烈，估计减二百万，其余各年均减八十一万”，到回民事变被镇压的次年即1874年甘肃人口为466.6万，比事变前减少了1081万，即有69.9%的人口在这次战争中消耗。咸丰元年（1851年），陕西总人口为1,326万，其中回族是170万，约占12%，到光绪六年（1880年）陕西总人口下降为707万，回民不到6万。

当代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其书《心灵史》中记录了一首甘肃靖远流传的儿歌：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同治十年（1871年）回民精神领袖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次年3月2日，清军获得回军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胜利，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

此后，清军步步紧逼的同时依然采取剿抚并用政策，凡是放下武器不再杀人的，都给予安置让其安居乐业，包括对待领导同治回乱的大元帅，也放弃追究责任。“陕回十八营”除白彦虎先后投降，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同治十一年（1872年）白彦虎在西宁被清军击败后率军转向河西，之后再退往新疆投靠阿古柏。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大军击溃阿古柏，白彦虎率残部2000多人越过恰克马克山口退入中亚楚河流域，后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因肺炎病亡。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将马占鳌封了官职，并任其保留部下武器等，马占鳌得以在河州地区割据下去，这就是后来的西北五马的由来。马占鳌的后代有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安国等，这股盘踞势力久居西北70多年，直到1949年解放军一野进军大西北，在彭德怀的猛攻下才土崩瓦解。

在战争彻底平息后，左宗棠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然而这是一场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回族和汉族之间的仇杀。将战乱起义归为汉民，难脱为清政府洗罪之嫌。

而在如今的宣传中，白彦虎一直是作为正面人物予以宣传的，数以千万的死亡则避之不谈。这种刻意回避能让这一场民族仇杀从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吗？在残杀各族人民无数的马步芳都能翻案之时，历史的真实不应再被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