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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丝绸之路,从不只是一条路

爱思想网  · 公众号  ·  · 2017-08-11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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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其著作《丝绸之路》书摘。


汉帝国的崛起与丝绸之路的诞生


在汉朝,扩张的浪潮将中国的边界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疆土,并逐渐抵达当时所谓的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这地方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条600英里长的通道,将中国腹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郡连接在一起——以西。从敦煌开始有南北两条通道可供选择,无论哪一条通道都有风险,最后它们在喀什会合,而喀什恰好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会点上。


中国的疆域扩张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此前,这些交通网络曾受到月氏,特别是匈奴人的阻碍。匈奴是中亚地区像斯基泰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直引人担忧,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贸易伙伴。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成千上万头牲口都购自这些草原民族。汉人十分需要马匹却又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需要装备有效的兵力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同时还要应对匈奴或其他部落的进攻和偷袭。


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睦友好。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从小就擅长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游牧民;皇帝还会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送去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并将之赏赐给手下侍从。


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将游牧部落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相关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一位汉帝国大历史学家(太史)的儿子。他写道: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用来讨好游牧部落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贸易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制度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关税)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所有这些复杂的行政措施都为我们展示出当时的都城长安是如何面对一个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全球化贸易的出现


东方世界让罗马人眼界大开。


贸易商们开拓的路线正飞速延伸。据历史学家斯特拉波记载,在罗马兼并埃及后的几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从红海的米奥斯贺而莫斯港驶向印度。罗马和印度的商业交往频繁,次大陆的大量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诸多大型遗址——如帕塔南、科尔哈帕、哥印拜陀——发现了罗马的土罐、台灯、镜子和众神的塑像。


不过,在印度港口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次大陆出产的东西。比如位于埃及红海岸边的贝雷尼克港遗迹就表明,一批一批来自越南和爪哇的货物都能被运送到地中海。印度半岛东西海岸线上的港口成为商业中心,来自东南亚的所有货物都从这里运往西方。红海本身也是一个活跃的商业区,它拥有自己的货物和产品,并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及更远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罗马的富裕阶层现在可以沉溺于异域风情和豪华奢侈的享受当中。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有一种物品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丝绸。这种丝织品在地中海地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随处可见,于是便在保守派那里引起了恐慌。塞内加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这种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广受人们喜爱表示吃惊。他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在塞内加看来,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除此之外一文不值:女人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她穿丝绸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保守派已做过多次努力,包括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物。有些人的说法更为直白:罗马的男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身着来自东方的绸缎衣服是否得体,是否觉得丢人!


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同样担心丝绸盛行的后果。老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


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请注意,这个数字看上去并非过分夸张。近来发现的薄草纸文献记录了在红海某港口的一份从印度穆泽里斯至罗马的运货合同,证明大规模商业交流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常态。合同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明确了何时何地进行货物交接,规定日期内收不到货款的话应该怎样惩罚。长距离的商业活动中,严格的条款和细致的考虑都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罗马商人并非只用钱币来支付货款。他们同样以精致的玻璃、银器和黄金,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阿拉伯出产的乳香精油进行交易,换取纺织品、香料以及靛蓝这样的染料。无论采取怎样的交易方式,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都会产生诸多的深远效应。首先是带动了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交通和商业网络的延伸、各方的紧密连接,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大城,越来越多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拔地而起。譬如坐落在叙利亚沙漠边缘的帕尔米拉,作为贸易中心的它成绩斐然,将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南北中轴线上的城市也一样经历了变革,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佩特拉——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商道这一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它被称誉为“沙漠威尼斯”,那里曾举办产品交易会,来自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以外的卖家和买家汇聚到这个交通便捷的交叉口上。每年的9月,幼发拉底河畔的巴特内就有“成群的富商参加交易会,买卖交易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以及其他经陆运或海运来到这里的各类物品”。

 

充满生机的古代丝绸之路


罗马人的购买力如此强劲,甚至对中亚东部的钱币设计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月氏国游牧部落在被中国赶出塔里木盆地之后,最终得以在波斯东部找到了一处安身立足之所,并夺取了亚历山大将军后代们曾经拥有的领土。随后,一个富裕的帝国由此诞生,以部落中一个领袖群体的名字“贵霜”命名,并开始以罗马钱币为范本大量铸造自己的钱币。


罗马货币通过印度北部港口——如巴巴利库和巴里加沙——流入贵霜帝国。这些港口的入口和锚地都非常复杂,领航员必须亲自指挥货船进港。对那些经验不足或不熟悉水流的人来说,两港进口都十分危险。一旦登陆,贸易商们便可以找到胡椒、调料、象牙和纺织品,包括成品丝绸和丝绸纱线。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和中国各类货物的大型商业中心。大批的财富从这里被商队运送到控制着绿洲城镇及宽阔大路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统治地位的建立,意味着尽管货物能够从地中海通往中国,且数量剧增。在中国,当大将军班超统领部队进行一系列探险并于1世纪末抵达里海后,汉帝国的外交使节也开始被派往西方,任务是收集有关西方强大帝国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家伙的信息。禀报给朝廷的奏疏称,大秦(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珠宝,那里是诸多稀世珍品的出产地。


中国和波斯的交往也变得更加密切频繁。据中国的文献记载,他们每年都会派出使团前往波斯,每个使团至少由十位大使组成。就算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也会有五六个使团被派往西方。外交使节一般跟随大型商队出发,这些商队携带着准备交易的货物,返回时又满载着国内渴望的物品:红海珍珠、玉石、天青石,还有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和黄杏。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是乳香和没药,其实这些物品出自于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但在中国被称作为“波斯货”。我们从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得知,撒马尔罕的桃子因为大如鹅蛋、色泽鲜艳而颇受中国人珍爱,并称之为“金桃”。


中国和罗马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汉人对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都知之甚少。能确定的一次接触发生于公元166年,一个罗马使团被派往中国朝见汉桓帝。


对大多数古代人来讲,世界的概念其实还局限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交流都在小范围内进行。然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人们的趣味和观念都会受到商业产品、艺术风格和几千英里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2000多年前,中国手工制造的丝绸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围其他城市的权贵富豪们穿戴,法兰西南部生产的陶器能够出现在英格兰和波斯湾,产自印度的调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罗马的厨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筑雕刻着希腊文字,中亚畜养的马匹骄傲地驰骋在千里之外的东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0年前一枚金币的生命历程。它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级造币厂铸造,作为一名士兵的部分军饷被用来在英格兰北部边疆购买物品,随后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税务官的保险柜里,接着到了一个去往东方的商人手里,后又被用作支付购买在巴里加沙销售的食品。它深受兴都库什地区统治者的喜爱,他们感叹钱币的设计、形状和样式,然后让雕刻师照原样制作——而雕刻师本人可能就是罗马人,或波斯人,或印度人,或中国人,或就是学过造币技术的当地人。这是一个相互联系、非常复杂、渴望交流的世界。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塑造过去的历史,但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罗马看成是西欧文明的祖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它与东方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东方的影响。古代社会确实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充满生机,竞争进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个布满了城镇的区域带,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注视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东西方共同增进了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交流沟通——古丝绸之路充满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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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与今日的世界紧密相连:在今天,对立教派之间关于伊斯兰精神的争论,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头100年的情况一样激烈。俄罗斯与邻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同过去一样紧张不安,对历史的不同诠释可以挑起、也可以平息昔日对手之间的敌意和争端。重视历史与现今的关系,对于未来发展会有极大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以维护共同贸易和文化遗产的名义,重金投资将自己与西方绑在一起的丝绸之路的原因。这,也正是重点打造”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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