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帝国梦：今天有必要讲一讲当初那些国家为什么要成立欧盟？（敲黑板）

1945年7月，经历了盟军空袭的鲁尔区满目疮痍，被轰炸过的克虏伯工厂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二战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之一

1833年，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冯·兰克在《论列强》一文中系统提出了“均势”（Balance of Power）概念。它包含有两重意蕴：首先，列强基于“国家理由”，必然因争夺权势而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单个实力较弱的国家将倾向于结成联盟，以抗衡或击败意图称霸全欧洲的强国。技术因素的变化会导致霸权觊觎者的新陈代谢，但只要有一国独霸全欧洲的倾向出现，均势便会自然生成。其次，作为唯一一个由同质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欧洲均势不仅在内部自洽，而且在层次上高于其他地区：欧洲事务决定了全球事务，欧洲即中心。

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前20年，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在历史中一次次获得证明：腓力二世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的争霸之路无一例外受阻于以英国为首的制衡集团。但另一方面，伴随两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席卷全球的殖民浪潮，欧洲国家不仅掌握了全球最大份额的生产力，而且得以直接控制或影响其他地区。换言之，一个强国若能在欧洲建立霸权，便等同于占据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尽管均势机制曾经挫败过一个又一个霸权觊觎者，希特勒仍然在1939年走上拿破仑的老路，鸣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

然而结局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不是均势机制降伏了霸权觊觎者，而是欧洲均势本身被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所摧毁。轴心国的初期胜利迫使英国借重美苏这两大区域外势力来反击德国，而这两强属于人口和资源规模高出一个等级的“洲级大国”，不仅有能力击败盘踞西欧大陆的德国，且其国力超过了一切欧洲中等国家之和。到1945年，西欧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同样满目疮痍，再也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均势已谢幕，两极时代到来了。

1945年，纳粹德国陷入最后的崩溃，各国相继开始在柏林的废墟中庆祝胜利。图为在柏林参加胜利大游行的英国士兵在盟国“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从左至右）的巨幅画像下休息，满脸带着战争结束的喜悦和轻松

均势机制的弱化

1948年，路德维希·德约在《均势抑或霸权》一书中指出了兰克的重大疏失：欧洲均势这个看似封闭的体系本质上并不是超然的，它需要在另一套系统的支撑下才能运转如常，那就是以英国（以及此前的荷兰和此后的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大洋体系，或者说基于海洋经济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老欧洲幅员甚小而国家林立，冲突因素密布，倘若任由其自发地开展权势斗争，较小的国家在遭遇战火蹂躏后势必长期不得恢复。但英国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它利用从全球海洋经济中获取的财政资源来贴补和资助陆上盟国，“使欧洲以外土地上日益增长的资源可以被用于反对欧洲内部超级强国的斗争”，这才维持了均势体系的平衡。

作为一个与西欧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英国以海洋经济和海军为立国之本，它所关注的安全隐患在于两者：一是全球范围内是否存在“闭关锁国”的地区，使商品和资源不得自由流通，从而影响到开放海洋经济的运转；二是欧洲大陆是否会被某个超级大国所独占，继而将这个体量巨大的市场隔离在英国主导的大洋体系之外。但英国本身并不靠割占领土来增加权势基值，这使得它更容易成为欧陆中小国家信赖的合作者。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从英国获得津贴编练陆军部队，英国海军则通过封锁、海战和登陆干预战事，共同针对觊觎霸权的强国。

但这一模式仍有失效的可能：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在海上取得全胜，但其陆上盟友却已被拿破仑悉数征服。后者开始构建其关闭欧洲市场的大陆封锁体系，以图逐步瓦解英国的国民经济。此时，另一个侧翼大国俄国之于均势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尽管俄国在传统上与欧洲事务若即若离，但它同样无法容忍有一个霸权国家独占中欧腹地、继而向东方伸张势力范围。拿破仑在短期内无法征服英国的情况下，转而东进以为补偿，等于将俄国推入伦敦的怀抱之中。东西两个侧翼大国携起手来，终结了拿破仑帝国，均势遂再度得以恢复。

1870年代以后，局势开始发生变化：随着铁路的机动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得到开发，长期以来在财力上落后于英国的西欧陆上强权获得了资源动员和财富积聚方面的优势。若一个拥有可观人口和疆域的大陆强国能将其势力范围内的资源充分开发出来，英国势必要投入数倍于过去的力量才能组织起相应的制衡联盟。偏偏不列颠引以为豪的海洋贸易以及煤炭、纺织、钢铁制造业在这一轮工业革命中增速放缓，需要操心的全球殖民体系却日益危机四伏，以至于伦敦在20世纪前10年被迫放弃对远东和美洲的义务，以集中资源对抗野心昭然的德国。

1914年-1918年的大战是均势机制的最后一次胜利，但代价也至为惨重。德国成功地证明：一个拥有足够人口、丰富工矿资源、高效动员体制和交通条件的陆上强国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战争能力；而英国擅长的那种依靠海权和津贴的“间接路线”在对抗这类敌手时收效甚微。伦敦唯有像对手一样以陆上作战为重心，投入海量的人力、武器和弹药，直至对方的战争能力消耗殆尽，才取得最终胜利。到1918年春天，英法两国的力量已经达到极限，被迫求助于美国这个区域外势力。后者在短期内投入了200万陆军、一支不亚于法国海军的舰队以及不可胜数的军需物资，终于使德国油尽灯枯、从内部瓦解。同时，英法两国的资本和人力也遭受了前所未见的伤害。

1942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市的北美航空工厂，正在生产P-51 野马战斗机。1945 年8 月，美国战时飞机产量已经是德国的3 倍

然而均势机制在自我平衡能力上的弱化，却为此际的英法领导人所无视。伦敦继续为繁重的帝国义务所拖累，巴黎则拒绝承认德国已经成为西欧经济复兴的真正发动机。希特勒审时度势，利用英国的绥靖心理和一战后欧洲安全体制的漏洞，迅速完成再武装，取得了1940年夏天横扫西欧的胜局，令伦敦面临比1805年时更加严峻的考验。

此际的英国不仅再度丧失了陆上盟友，且其财政状况也岌岌可危，不得不重新向美国乞援。苏美日三国在1941年先后投入战争，不仅意味着欧洲大陆和大西洋的安全已经与亚洲太平洋联成一体，而且意味着德国要对抗的将是巨型海权（美英）与巨型陆权（苏联）的合力。

在“欧洲至上”的黄金时代，占据西欧大陆中心者便能囊括最肥沃的土地、最巨额的财富和最充裕的人力；但在全球视野下，德国控制的不过是欧亚大陆西端的边缘领土，却要和稳居大陆腹地的苏联以及控制整个外围海洋的美国相对抗。美国尽管像一切海洋强国那样，在直接干预大陆的能力上略有欠缺，但位于内线的苏联恰恰拥有对长期战争来说至关重要的空间和人口。通过租借法案和北极航线，美国将军火和工业设备源源不断地输入俄国，以开发其战争潜力；同时继续武装英国，使其在美国本身专注于太平洋的情况下继续牵制德国。到1945年德国最终被摧毁时，欧洲已经明显地被美苏这两个区域外大国分别控制，再无均势机制的运作空间。

不仅如此，1919年凯恩斯在《大战的经济后果》中恰当地指出：工业革命在欧洲的早熟造就了一个数量惊人的城市粮食消费者群体，土地的有限意味着粮食供给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获得。在石油革命之后，燃料又成为另一项依赖进口的战略资源。1941年希特勒悍然东进的经济原因即在于：在英国拥有制海权的情况下，德国无力为其控制区内的人口和产业获取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只能寄望于占领乌克兰的油田和粮食产地，来改善窘迫的状况。换言之，即使一个霸权国家完全控制了西欧，它依然无法在不依赖其他地区的情况下生存下来。

洲级大国的崛起

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已断言：“俄国和美国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在地理上皆有屏障、难于被外部势力彻底征服，更因为它们在人口、幅员和资源方面超出了西欧国家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千万级人口的西欧工业国称为“中等强国”，美国和俄国无疑属于拥有大洲级体量的“洲级大国”。在19世纪前半叶，欧洲国家尚可以凭借其技术和组织优势，弥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的劣势；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扩散，美俄两国的自然禀赋在短期内转化成了规模优势，随后再也无法被超越。当洲级大国的生产能力和权势超过了均势机制下西欧诸国的总和之后，欧洲再也无法指望保持其超然世外的地位。

停留在英国布里克瑟姆港口，为诺曼底登陆专门建造的两栖登陆舰群

比较一下主要国家的人口、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便可以窥见洲级大国相对于中等强国的体量优势。1940年时德国总人口约7000万，全年钢产量为2150万吨，发电量630亿千瓦时；尚未进入战时状态的美国的相应数字为1.32亿、6070万吨和1780亿千瓦时，技术上较落后的苏联为1.7亿、1830万吨和480亿千瓦时。不难看出，已经征服西欧的德国在钢产量和发电量上也只是稍微领先于刚刚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但后者的劳动力数量是德国完全无法企及的。

从1940年到1944年，德国人殚精竭虑才把军火产量提高了200%，可美国的军工业规模膨胀了整整19倍。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年产量已经达到德国的2.5倍、日本的6.7倍，苏联的军火产量也升至德国的90%。同一年，美国生产的飞机数量（96318架）相当于德国（40593架）的2.4倍，生产能力遭受巨大破坏的苏联由于得到英美提供的铝材，也生产了40300架，与德国相当；另一个中等强国日本只生产了28180架。截止到1945年8月，美国的战时飞机产量为德国的3倍，这还没有计算提供给其他盟国的原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强国甚至也无力逾越洲级大国天然具备的空间和自然优势。苏德战争前半年的战况即验证了这一点：尽管德军遭遇的抵抗不甚激烈，但在越过斯摩棱斯克－戈梅利－基辅一线之后，步兵和辅助单位开始因补给不继、交通状况不良而掉队；装甲部队起初还能自行向东突破，随后也需要停下来休整和维修。

为了尽可能多地歼灭敌方有生力量，德军的装甲集群必须协调好进军速度，这使得以莫斯科为目标的“台风”作战的发起时间被推迟到了10月初。一个月后，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已经被大雪所覆盖，人员和装备严重缺编的德军先锋继续前进到12月2日，终于在莫斯科近郊止步。而从1941年6月到次年1月底，德军在东线损失了整整94万官兵、3000辆坦克、10万辆汽车和2500架飞机，相当于苏德开战时陆军总兵力的1/3。

换言之，在兵员和机动装备大体充足且先发制人的情况下，仅仅由于空间过于广大、环境和气候不利，德军就遭遇了数量惊人的损失。这足以证明即使是技术上具备优势的中型武装力量，也无力征服一个洲级大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身上：尽管它是列强中物质力量较弱者，但在1895年和1905年也曾连续打赢过两场短促的“有限战争”。然而自1937年以来，日本先是深陷中国（一个潜在的洲级大国）战场的泥潭，进退不得；1941年转为“南进”后又被广袤的太平洋稀释了兵力。尽管东京自诩拥有“艨艟八百，海鹫三千”的世界第二大海军，但在经过1942年-1943年为期15个月的航空消耗战之后，最精锐的力量已遭折损，战败仅是时间问题。

那么，轴心国真的毫无胜利的可能吗？1944年，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遗著《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一种设想：假如日本在1942年春选择向西进军，自海路席卷印度洋、同时在陆上攻击印度；德军在全力争夺乌克兰油田的同时，强化在北非的兵力，就有可能将两国的控制范围联结起来。德日在中东会师之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丧失了海岸线的盟国将遭到彻底封锁，外围的英美无法经海路对其输送军火和物资，也就无从开发苏中两国在领土纵深和人口规模方面的潜能。从美国的地理优势和工业产能看，轴心国很难将其击败，但德日同盟迫使中苏停战媾和、说服英属印度退出战争、截断英联邦与波斯湾之间的能源通道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轴心国控制下的欧亚大陆将独占全世界大部分战略资源，同时对北美实施封锁；届时，美国面临的将是它的开国者们最恐惧的情况——由于自由政体在其他地区被消灭，它在美国也无法维持下去。

然而德日两国领导人都缺乏如此宏大的视野。希特勒念念不忘的“大德意志帝国”不过是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的翻版，本质上是希望通过独占黑海以西的欧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超级中等强国”；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格局同样有限，不过是东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加上作为屏障的西太平洋。它们都不具备美苏这样的洲级大国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结局也只能是黯然退场、沦为两极格局中的配角。

1945年7月12日，德国柏林，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前排右二）和苏联元帅朱可夫（前排左二）、罗科索夫斯基（前排右一）、科洛夫斯基（二排右二）在一场庆祝仪式后，从勃兰登堡门离开。德国战败后被分区占领，蒙哥马利和朱可夫分任英占区、苏占区总司令。柏林也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勃兰登堡门属于苏联占领下的东柏林管辖

一体化的必要

在德约看来，正是由于均势体系从外部引入来恢复其平衡的力量已经超过了这个体系本身，“欧洲在这次为击败霸权觊觎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做的贡献，比它在以往历次危机中所做的都要小得多，并且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铁幕”降下之日，欧洲各国除去分别倒向美苏两极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然而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PS）主任的乔治·凯南再度注意到了西欧的价值，并为随后的“马歇尔计划”制订了大纲。在凯南看来，欧洲均势的结束并非终点，而是大陆权势布局由西欧扩展到整个欧亚大洲的过渡；美国主导的全球大洋体系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欧亚大陆体系依旧处于并存状态，维持关键性战略原料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最大程度的市场开放仍是美国亟须保障的目标。西欧作为20世纪40年代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基地、单一市场和战略原材料供应地，应当、也可以成为华盛顿的战略资产，而不能放任其落入苏联手中。如果莫斯科借助军事压力和内部渗透，在短期内使西欧中立化、甚至反对美国，则美国不仅将丧失当地的市场和原材料，还有可能遭遇二战中侥幸逃脱的风险——被一个囊括欧亚的强国所孤立。

不仅如此，尽管西欧在资源动员的规模上已经落后于美苏这样的洲级大国，但它依然拥有全球范围内一流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潜力和技术人才储备。正如1948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号报告（NSC-7）所言：“就人力资源和战争能力而言，欧洲旧世界的军事潜力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承担防卫义务的区域，因为西半球只有美国这一个军备生产国。”而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基础设施是可以通过在短期内投入资本来恢复的。通过复兴西欧，美国变相重启了过去几个世纪里反复生效的制衡机制，使其在对苏“冷战”中分担自身的战略义务。

1947 年，在图中两人身后是欧洲复兴计划的宣传海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因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而得名的“马歇尔计划”。海报上写有“柏林重建，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字样，援助标志以美国国旗为基础，设计成盾牌状纹章

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乃是此际美国相较苏联最突出的比较优势，而经济复兴会产生溢出效应：它将在心理上恢复西欧对美国乃至西方阵营的信心，并对苏联形成压力。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最大的胜利恰恰是心理上的——在4年内获得170亿美元的“输血”之后，西欧各国随即对苏联及其代理人鼓吹的政治-经济模式产生了抵触；莫斯科自知无法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只得借助封锁柏林来向西方施加压力，并严禁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卫星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此后苏联推出针对东欧的“莫洛托夫计划”，以双边贸易模式支持“铁幕”以东国家的经济重建，但这种以百废待兴的苏联经济为依托的“输血”模式效果明显较逊。而美国随后更将“马歇尔计划”的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内就控制了世界五大重化工业中心（美、苏、英、日、西欧）中的四个；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炉灶，援助中国从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两极之间的经济竞争从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1950年6月20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在法国外交部召开会议，商讨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图中话筒前站立演讲者）对于欧洲煤炭和钢铁生产计划的建议，即“舒曼计划”。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18日六国签订了《巴黎条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恢复活力的西欧同样在为自己寻找适当的国际定位。1945年，戴高乐的顾问亚历山大·科耶夫撰写了一份才华横溢的《法国国是纲要》，文中指出：随着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了，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之后，法国也有必要营造一个“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包含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即使它的物质力量不足以和美苏两极相抗衡，至少也不至于沦为纯粹的附庸。科耶夫承认德国的经济优势和它的重要性，为了借重德国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法国再度为这个邻国所征服，他提出了“煤钢联营”的设想：德国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法国则对德国的复兴加以调控，使其不至于威胁到本国的安全。这一方案日后经过复杂的演化，成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而“拉丁帝国”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欧盟，以一体化的形态成为欧洲的最佳出路。

（参考资料：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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