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肿瘤治疗领域成果颇丰，但是却给临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治疗费用和方案选择。
2011至2015年，42种治疗肿瘤的全新药物在全球范围内获批上市，但是上市的地点却极大受到地域限制，其中大部分新药仅在美国和德国市场上可见。针对新药的补偿程度也不同，大部分国家将补偿比例定在61-100%之间。用于新药以及支撑的花费自从2011年便开始逐渐增长，这两部分花费在2016年，占全球肿瘤花费的20%，据统计，全球用于肿瘤治疗和辅助药物的花费由2012年的91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130亿美元，其中，美国境内用于治疗肿瘤的花费占全球花费的46%，花费增加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新药物的使用，治疗周期的延长，联合疗法所使用的新药物，更加复杂的多线治疗。
据预测，全球肿瘤市场年增长率将达到6%至9%，按这样的速率计算，即使剔除专利到期以及仿制药的竞争，在2021年，全球在治疗肿瘤方面的花费也将达到1470亿美元。
过去20年间，针对肿瘤的治疗方案数量有质的改变，不仅是作用靶点或机理的增多，同时还有每种机理对应的治疗方案也在增加。
另一个贡献因素，对比2013年新药从专利注册到上市平均耗时10.25年，与2016年平均耗时9.8年，新药品上市所需时间大大缩短。
不仅新药上市时间大大缩短，同机理药物的上市时间也大大缩短，以上因素从不同角度增加了临床治疗方案的数量，在丰富方案选择的同时，又使实际临床用药变得复杂。
何时使用生物标志物检测，如何理解检测结果，以及如何针对结果采取治疗成为目前临床用药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
如上图可见，1996至2016这20年间，仅列举CLL，黑色素瘤，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这5种常见癌症的临床治疗方案数量变化，明显看到不仅作用的机理和靶点数量在增加，每种机理的可选治疗方案也在增加。
除了生物标志物帮助对癌症进行细分，使得个性化用药有了实践基础之外，政策的支持作用也不能忽视，包括FDA的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批准与特别审批通道“突破性疗法(Breakthrough Therapy)”。最近3年时间里，有3款新药从申请专利到上市只用了4年，例如，Tafinlar在2009年5月申请专利，在2013年5月获FDA批准上市。
这些新药在临床上的表现要比之前的药物效果好，在PD-1/L1抑制剂领域里，对治疗PD-L1阳性的患者，Keytruda的总生存期可达到17.3月，Opdivo可达到12.2月。PD-1/L1抑制剂与多西他奇联用可以有效延长存活时间。
相对几年前，现在的临床有许多候选治疗方案，这本身是一种进步，但正如每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即使相同机理都具有多种治疗方案，但在缺乏临床数据的情况下，医生依然很难在众多方案之间进行取舍，这使得临床变得复杂，以下是针对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的可选治疗方案，其中包括1至4线治疗方案，以及每线治疗方案内可选药物。
针对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方案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部分原因是由于生物标志物作用的驱动，医生需要在大量诊断结果以及治疗方案之间进行取舍，特别是二线里有大量的候选用药。
生物标记物的出现使人们得以重新定义肿瘤，并基于此开发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加上监管部门提供的政策支持，短时间内，大量新颖的疗法和药品陆续获批上市，带来的是大量可选的临床方案，但由于对应的临床数据不足，造成医生面对新方案时难以取舍，另外，大量新方案也使得治疗费用增加。
不过，总体来说，方案多毕竟是件好事，临床经验也会在近几年的实践中丰富起来，当医生能够确定何种方案更合适的时候，治疗的费用也应该会有所回落。
参考：
1. NCCN Guidelines Insights Antiemesis, Version 2.2017 Featured Updates to the NCCN Guidelines
2. FDA——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3. Global Oncology Trends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