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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琼瑶小说中的生死绝恋，曾经惹得多少痴男怨女痛哭无奈。世事难料，就连作为作者的琼瑶，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苦情煎熬之中。
琼瑶已经快80了，而她的丈夫——平鑫涛先生也已经90了。很不幸的是，平先生因为失智、中风住院，需要插上鼻胃管维系生命，接受进一步治疗。
但琼瑶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平先生在清醒的时候，就已经立下遗嘱：
“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维持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平先生要的，是有尊严的活着、有尊严的离去。作为四十年的灵魂伴侣，琼瑶尊重丈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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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以想见，做出决定的时候，她肯定是心如刀割。与潘金莲一样，她恐怕都要忍受“杀夫”骂名，只是，她让丈夫“去死”，只是因为爱得太深，不忍他再受任何苦。
而同样作为平先生挚爱的他的儿女，当然不肯放弃对父亲的治疗，他们提出现在还不是父亲“病危”的时候：
“即使父亲得了失智症，不记得我们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活着就足够。”
作为继母的琼瑶最终没有说服三个子女，捂着滴血的心头写下激愤的文字：
“从今以后，请你们自己照顾（父亲），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这场家庭伦理悲剧，注定分不出对错。以这样的方式暂告一段落，作为当事人的琼瑶和平家子女，必定百般滋味在心头。
即便是作为有清醒头脑的旁观者，肯定不会觉得这事不关己，因为这样的伦理困境，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随时让我们在心里升起理智与情感的法庭，做出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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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一位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记者的姥爷去世之前，他们按照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让姥爷自然衰竭，慢慢饿死了。
下葬后的某天，他的母亲忽然梦到了姥爷，而且梦境多日重现，总是挥散不去。在梦中，姥爷一直念叨自己就是被几个儿女活活给饿死的。
这件事对记者打击非常大。后来他爸爸也病危，一家人决定再也不轻易放弃了，于是把他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动用了能用上的所有医疗手段，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活下去。
等到他们去探望的时候，看着满身插满根管的父亲，虽然感到压抑，但好歹性命保住了。结果父亲见到家人，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要留在这里！”
父亲决绝的话语，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眼神中的恐惧与不安，再一次重击了记者的心坎：
“后来大半年时间，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我依旧像母亲放弃对姥爷的治疗那样，为坚持对父亲的治疗而愧疚不已。”
伦理困境中的两难，就在于在病人无法决定自己生死的时候，我们要替他们做出非生即死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很多时候无论哪一个都是错的，无论是哪一个总以牺牲掉某种价值为代价。
我们所能选择的，只有一个相对于另一个而言，哪一个的痛苦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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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华裔医生张玉蛟在美国从医30多年，见过无数这种两难处境，但其中不乏处理得非常好的案例。
她的一位得了肺癌晚期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同样立下了遗嘱：
“如果我出现生命垂危，我不希望接受人工插管，不接受人工的心肺复苏或人工的营养喂养，希望大家让我平静地逝去。”
和平先生的遗嘱如出一辙，对不对？不同的是，这位病人的遗嘱明确了事发突然的时候，他的妻子最有权力替他做处理，做决定。
而这种指定人，是有法律效力的。
结果在妻子的要求下，医生让病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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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某一天，病人的妻子带上两个孩子，来到医生的门诊室。医生一开始有点紧张，不知是不是要发生医闹了。
但不愉快的事终于没有发生。这位妻子告诉医生，他的先生一周前安详地去世，他的遗嘱里，有一项是死后要感谢所有医生。所以他们今天穿得像过节日一样，特意来感谢他，还送了一个小茶杯作为礼物，并且说：
“您的工作很辛苦，希望您工作期间别忘了多喝水。”
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难以解决的亲情伦理惨剧，在别人看来没那么难以解决，因为在问题发生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预防机制——
病人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做好预嘱，当自己身体不能自已的时候，谁来替自己做出决定，如果病人自己没有指定，那就按照配偶第一，子女第二，父母第三，兄弟姐妹第四的顺序来决定。
你也许觉得这很无情——病人自己的生命，怎么能由他人来决定？但恰恰是这种做法，显得最富有人情味——法律以强制形式，免去了病人家属之间的纠纷与无奈。
当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就让大家都怪罪于法律。如果人都死了，还导致了家庭破碎、骨肉相残，这其实是对逝世者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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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如琼瑶，其实也给自己立过类似的遗嘱，并且以一贯的抒情笔调定下题目叫《预告自己的美好告别》，里面写道：
“我曾说过：‘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我会努力的保护自己，好好活着，像火花般燃烧。
至于死时愿如雪花的愿望，恐怕需要你们的帮助才能实现，雪花从天空落地，是很短暂的，不会飘上好几年。
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她之所以“唠叨”，是怕自己的儿女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依然选择让母亲人工延长寿命，而这其实与平先生子女的做法一样，也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生命如此美好，能延长一小时是一小时！哪怕这一小时，也得拼命靠着各种仪器手段，延长亲人的生命。哪怕同样延长的，还有亲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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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自然衰朽的过程，即使没有病痛，很多人也躲不过肉体寿命终结的一天。
但在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强大传统之下，忙着生存，忙着享乐，从来没有正视过死亡问题，也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死亡这个事实。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大到国家层面，小到普通百姓，都在极力回避，所以法律体制跟不上，教育资源也跟不上——死亡教育，在我们的成长中一直缺位。
正视生死，让我们从小知道活着的价值，离去的自然，长大后就不会有那么多撕心裂肺，无所适从。
问题并不难，但我们一直在避而不谈，当难关真正找上门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既不懂得怎样好好生存，也不懂得好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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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死亡的焦虑，回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加以适当引导，死亡并不是不会显示出正面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有一门热门选修课，名字叫“影像中的生死学”。老师是一个已经63岁、身形瘦弱的小老太太陆晓娅。
陆晓娅精心挑选了12部电影，在12节课上分别放映——临终关怀、濒死体验、丧葬文化这些平时鲜为人谈起的话题，一一让学生感受、讨论。
第一堂课，放映《时间规划局》，学生直面镜头里病人脉搏变为零的那一刻。由于内容过于压抑、沉重，有学生情绪受到很大扰动，直接被吓跑，不敢再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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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留下的学生，在不断被挑起死亡焦虑的同时，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对于死亡的孤独体验。
一次在课堂上放《心灵病房》，主角是一个大学女教授，已经是卵巢癌四期。电影里有一段痛苦治疗后的心理独白。在听完这段独白以后，其中一个女生提前离开了教室，大哭一场，因为她想起自己姥姥去世之前，也像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样。
而另外一个女生，则开始理解了父亲的愿望：有朝一日生活不能自理，希望女儿能够让他早日离开。
影片放映完，老师都不会马上开灯，而是让大家“和自己在一起”：可以流泪，可以感到惭愧，这都是非常好的对生命的觉察。
陆晓娅说：
“我只是告诉学生，如果到生命的最后，你可以死得很坦然，那其实你需要你这一生：第一，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第二呢，自己是有价值的。”
而学生也终于明白：
“原来死亡还有这样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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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力量，就是当你意识到它、认识到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怎么活得好。
医学博士陈作兵的父亲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住进了陈作兵工作的医院。
父亲问儿子：如果积极治疗，还能延长多少时间？
儿子如实回答：效果好，也许几个月，但化疗、放疗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
听了一轮描述以后，父亲沉思半晌，说：让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陈父亲选择放弃治疗，回老家。
于是，陈作兵将父亲送回老家的村子。
在那段日子里，父亲不再打针吃药，不再戒口，每天想吃什么，就叫妻子变着花样做。
他每天与乡邻聚旧聊天侃大山，给老朋友打电话。天气好的时候，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去，看着满山的小桔梗花、野草莓，偶尔发现冒出的笋尖，都够他们开心好半天。
没人和他玩的时候，他就去地里种菜，种大亩大亩的蒜，因为按照他们老家的习俗，人去世后的丧礼需要用到很多大蒜。
陈作兵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妻女会乡下陪父亲，父子俩一起在池塘边乘凉、玩耍，嬉笑怒骂，谈生命的过往，而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对你妈妈好一点。”
陈父亲的身体虽然越来越差，但精神却越来越好。一年后父亲无可避免地离去，但最起码活出了一段生猛活泼的最后时光。
我们每个人都终会有与死亡短兵相接的时候，不是在别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希望到那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能量，笑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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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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