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人曾经幸福的微笑，桌上的虾片也是回忆满满
女朋友——后来的老婆，条件比你好太多了。
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元老，厅级干部。她自己插队时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做编辑，后来又进了中南海上班，写出一篇文章，题目叫《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全国。
她长得也很俊，压根看不上你这个初中都没毕业，还奇丑无比的工人。
多少年以后，她在形容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用的都是那六个字：又高，又瘦，又丑。
你们的结缘起于一篇叫《绿毛水怪》的小说。你当工人的时候闲得无聊，开始写作。这篇小说给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看过，他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我没法出版。
一直到你死，这篇小说都没发出来，只是在几个朋友中间以手抄本形式出现。被她看到了，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两人没见几次，你就问她：你有没有男朋友？你看我行不行？她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
当然，你实在是太丑了。连准丈母娘都觉得，一个这么傻大黑粗的年轻人怎么能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没多久，女朋友就提出分手，邮给你两张电影票，说：以后咱们还可以是好朋友。
你不同意，把电影票退了回来，说：
你应该从信纸上闻到竹叶青、二锅头等很多酒的味道，因为何以浇愁，唯有杜康。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
还有，就是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嘛。
就这样，你们俩又在一起了。没多久就领了证。
没有办婚礼也没拍结婚照，两家人各自请了一桌饭，算是庆祝。给了五百块钱，算作彩礼。
多年以后，你给她的情书出版了，看哭了很多年轻人。
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
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说真的，我喜欢你的热情，你可以温暖我。
我很讨厌我自己不温不凉地思虑过度，也许我是个坏人，不过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会变好呢。
也许你会在将来不爱我，也许你要离开我，但是我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就是你的一切苦难就永远是我的。
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04
你们出了一趟国，回来还是穷得很。
你帮老婆做社会研究，调查同性恋。
你这个时候已经写作十来年了。小说，杂文一类的东西写了不少，但发表和出版都很不顺利。
原因很简单：跟你小时候看的那些书一样，不是反动，就是黄色。
接到你投稿的编辑们也有几个赏识你的，却都说话不算。
比如有个叫朱伟的编辑。1989年接到了你投来的小说，马上就认定你是个文学天才。
然而，他因为违规发表了一篇小说，被从《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位子上撤掉。直到1995年接手《三联生活周刊》，才敢约你写专栏，写一个叫“生活圆桌”的东西。跟余华、王朔、刘震云等大红大紫的作家一起。
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用的是传真机，就是那种一行一行嘎嘎打印出文字的机器。负责看守传真机的编辑叫苗炜，每次快到你交稿的时间，他就站在传真机前头等着收。来了，恨不得直接从传真机里一把拽出来，先睹为快。
你死了很多年了，他还在说这个细节。
《北京文学》一位女编辑想发表你的一部小说《红拂夜奔》。让你从18万字删到3万字。你很顺从，用了两个星期，把故事主体都删了，但还是没有发出来。
你说：
没什么的。
另一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好容易得了一个奖，却在台湾。虽然是一等奖，却是跟别人并列的。比如写《巨流河》的齐邦媛老师，就没有投你的票。
得奖的消息惊动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了你一个称呼：
文坛外高手。
在你的作品当中，这篇小说算命好的。它在国内好歹是发表了，虽然是发表在广东省计生委的一本杂志《人之初》上面。
三年以后，华夏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赵洁平趁社长出差不在家，把它出版了。
赵洁平也当过知青。她的父亲叫赵凡，人送外号“知青之父”。但不是因为她。
赵凡曾经担任过国家农垦局局长、全国知青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全国知青普遍要求回城，还闹了不小的事。赵凡去云南调查，回来后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仗义执言，促成了这件事。
可见，人性真的会遗传。
《黄金时代》很快就受到了上头批评，不能参加订货会，也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你和老婆发动亲友，一起去推销书，用自行车带上两捆，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卖。你总是先送别人几本，以后再要的话，再给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