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丨吕厚量：《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奈波斯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 看

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吕厚量

英国爱丁堡大学古典、历史与考古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02期】

在对古典作品的价值、地位评价方面，今人提出与古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在文史批评中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对于古希腊罗马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代表——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价值判断的古今反差如此强烈，却是十分罕见，也非常值得关注的。在古代世界中，奈波斯的作品似乎风行一时，普鲁塔克、苏埃托尼乌斯等人无疑直接或间接地借鉴过他的作品，甚至直至公元四世纪末，到了提奥多西一世或二世当政期间，仍有博学人士誊抄、出版奈波斯创作的传记。普鲁塔克的作品更是在四世纪被奉为经典。在拜占廷时期，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可能一直是流行的历史教材，因而大部分内容得以保存至今。到了近代，虽然人们对奈波斯的关注度有所下降，普鲁塔克却成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了解希腊罗马历史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阿米约（Amyot）、托马斯·诺斯、莎士比亚、蒙田、德累顿、卢梭等人先后翻译或大量引用了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使他成了西方家喻户晓的著名古典史家之一。但从十九世纪起，随着史学科学化潮流的兴起和文本批判的深入发展，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作品逐渐被专业史学家们冷落。前者在文学、史学史上的地位日趋边缘化，而对后者研究的基调也从推崇变成了尖锐的批评。

价值判断的变化自然同时代的发展、社会思潮的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研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于:他们的作品开始被学者们排除在历史著作的范畴之外，尽管这些传记在从文艺复兴时代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学术史中一直被视为历史作品的一种类型。而当代学者这样做的理由似乎也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自己就说过，他们写的是传记，不是历史。

奈波斯在其《佩罗皮达斯传》中写道：“我对于应如何记载他的业绩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担心，如果去详细记录他的所作所为的话，人们将会认为我写的是历史，而不是传记；但如果仅仅提及要点的话，我又担心那些不熟悉希腊文学的人无法明白，佩罗皮达斯究竟是多么伟大的人。因此我将尽力面对两方面的困难，既不要让我的读者感到厌倦，又照顾到他们可能缺乏相关知识的情况。”

无独有偶，普鲁塔克也在《亚历山大传》的前言中写道：“因为我写的是国王亚历山大和击败庞培的恺撒的传记，需要记载的事件是如此众多，所以我在前言中只想恳请读者答应，如果我没有讲述这些人物的所有著名业绩（更不消说没有详尽地叙述每一个细节了），而只在大部分情况下采取略写的方式，他们不至于对此加以抱怨。因为我所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而最为辉煌的壮举并不总能揭示美德与邪恶；微小的琐事，如一句赞美、一个玩笑常常能比血腥战争、金戈铁马、攻城略地更好地展示人物的性格。……我必须致力于研究揭示内心灵魂的迹象，借此来描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将描述他们伟大业绩的任务留给他人。”

十九世纪以来，奈波斯、普鲁塔克的这两段话一直被视为缺乏历史感的道德论思想而受到广泛抨击。很多学者以此为出发点去全盘否定两人作品的史学价值与治学态度，认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们的作品必然是虚构的和不严肃的。在德国学者莱奥（Friedrich Leo）研究希腊罗马传记文学的经典著作中，讨论奈波斯的一节极其简短，并且整章似乎都只把奈波斯作为衡量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个尺度而已。在他看来，奈波斯的作品只配作为阅读其他历史作品之前的入门读物，其中对于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作品的利用是极不充分和有失严肃的。他同样指出，普鲁塔克所做的工作无非是从其他历史作品中寻章摘句，将之纳入自己的写作风格与道德观体系中去，并在叙述中穿插若干趣闻轶事而已。达夫（Tim Duff）认为，普鲁塔克的作品重视赞颂远胜过批判，记录善言美行是他的主要任务。福尔纳拉（Charles William Fornara）强调，普鲁塔克在作品中几乎不交代历史背景，总是将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同具体情境分割开来，因此其传记的史学价值是非常可疑的。罗素（D. A. Russell）对普鲁塔克的抨击尤为严厉。他指出，希腊传记描写的对象是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历史事实。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他的英雄人物和历史环境都是固定不动的。每一篇普鲁塔克传记的任务都在于研究主人公的道德品质，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在他看来，《克蒙传》的主题是财富的使用，《科利奥兰纳斯传》的主题是愤怒，《皮洛士传》批评了贪欲，《安东尼传》探讨了情欲的祸害。总之，根据这种观点，普鲁塔克充其量只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对史学的贡 献接近于零；他的原创性少得可怜，并且仅限于“把史料写成文字并加以罗列”。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克劳斯（Kraus）、马林科拉（Marincola）和佩林（Pelling）主编，于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史学及其背景》一书干脆将奈波斯和普鲁塔克请出了西方古典史学史的舞台。书中对这两位作家不仅没有专章介绍，连脚注和索引中也鲜有提及。

《希腊罗马名人传》

如前所述，在学术史上，更多的学者是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去评估奈波斯与普鲁塔克的作品的，专门对传记体裁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后一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仍是德国学者莱奥。在对苏埃托尼乌斯、奈波斯及普鲁塔克等作家进行个案分析的同时，他也在《作为文学样式的希腊罗马传记》这部著作中研究了古代传记体裁的历史特征，解释了传记与史学的传统区别，指出了希腊传记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论倾向，特别是指出了传记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学园派”和“亚历山大里亚派”两种不同的传统。迪勒（Albrecht Dihle）以莱奥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希腊罗马传记的哲学源头，特别强调了苏格拉底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早期学园派传记的影响，以及整个学园派对传记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德国学者们的体裁研究和理论探讨对后来的古典传记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功绩不容否定；但他们往往过于重视界定概念和贴标签的做法，因而有时不免会扭曲古代学术史的原貌。最明显的例子是：莱奥所假想的亚历山大里亚史学传记流派很可能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并非一个职业化的群体，其流派传承其实不像文学与修辞学那么明确。因此莱奥等人提出的传记史学流派林立的假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对希腊罗马传记史学研究影响最巨的当推意大利古典学者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的一篇演讲稿《希腊传记的发展历程》。这篇作品明确指出了色诺芬等人传记作品同历史著作的本质区别，根据后世记述与残篇整理系统梳理了希腊化时期传记体裁的发展历程，成为几乎一切后来传记研究的基石。然而，正如许多后世学者批评的那样，莫米利亚诺的弱点在于对传记体裁的界定过于宽泛，以至于其作品存在着若干无法解释的矛盾。他一方面强调传记和史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特奥庞普斯（Theopompus）的作品兼备传记与史学著作的性质。根据他的宽松定义，甚至连德谟斯提尼的《论桂冠》演说词也可被视为自传。这样的看法无疑会造成对传记分类、梳理和研究中的混乱局面。

盖格尔（Joseph Geiger）的著作《科内里乌斯·奈波斯与古代政治传记》批评了莱奥等人给古典传记作家贴标签的武断做法，指出了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于文学实践之后的事实。对于莫米利亚诺的学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传记定义过宽的缺陷。不过，盖格尔采用的处理方法却恰好走向了莫米利亚诺的对立面。他对传记下的定义过于严格和狭窄，以至于在其学说体系中，伊索克拉底和色诺芬的作品都不复成其为传记，而奈波斯却成了创作“政治传记”的真正鼻祖。这种狭隘的看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上，过于苛刻的定义无助于理解西方古代传记史学的形成过程，因为“传记”的名称迟至希腊化时期才出现，而“传记文学”概念确立更是在拜占廷时代才最终完成的。相反，离开了公元前四世纪时已经确立的古代传记传统，我们反而无法认识到奈波斯等人在传记体裁革新中所作出的真正贡献。

笔者认为，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写作手法和体裁类别进行具体分析，对两人作品中的道德论倾向和方法论局限进行适当的批判，是有益且十分必要的。但如果脱离两人从事创作的历史与学术背景，用以偏概全的思维去否定奈波斯、普鲁塔克全部传记作品的史学价值，则是极不可取的片面做法。上述作家批评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过两人的一两条相关言论去判断他们史观的全部内容及其传记作品的整体性质，这种做法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第二是把从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人早期传记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缺陷强加在奈波斯、普鲁塔克头上，而忽略了二人在西方传记体裁发展历程中的贡献与革新，这种观点是反历史的。为了真实地还原奈波斯、普鲁塔克作品的性质及其历史贡献，必须从两人的作品本身入手，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本文拟从奈波斯、普鲁塔克所著《阿格西劳斯传》同前人同题材作品的比较入手，探讨两位作家在西方古代历史传记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成就。

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色诺芬、奈波斯、普鲁塔克三人都写了斯巴达政治、军事领袖阿格西劳斯的传记。色诺芬的《希腊史》、狄奥多鲁斯的《历史集成》和波桑尼阿斯的《希腊纪行》也分别从史学和游记的角度对这位历史名人进行了记载。这些作品为后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一度被疑为伪作，但在理查德（Herbert Richards）等人的考证下，所有的疑点基本都已得到了澄清。这篇《阿格西劳斯》与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共同为后世的希腊罗马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对普鲁塔克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在其作品中明确提到了色诺芬和他对阿格西劳斯的记载。而普鲁塔克和奈波斯之间的学术联系同样可以确定。尽管普鲁塔克似乎并未熟练掌握拉丁语，但《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十二位传主都是和奈波斯的作品完全重合的。具体到《阿格西劳斯传》，普鲁塔克也有两处直接或间接引用奈波斯的材料。总之，从色诺芬到奈波斯，再到普鲁塔克，他们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构成了希腊罗马传记文学中一条清晰的线索，为后人研究古代传记文学体裁的演化历程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的主要任务便是从三篇传记形式和内容的比较入手，说明奈波斯、普鲁塔克在西方传记史学发展历程中的积极贡献。

1. 传记形式

从格式上看，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作品都体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中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显然是传记体裁草创阶段的产物。全文结构相对松散，特别是重复较多。根据作者的思路，他首先要简要介绍阿格西劳斯的生平，随后从伦理的范畴出发，逐一举例说明阿格西劳斯在虔诚、公正、勇敢、智慧、爱国等方面的品行。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部分之间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重复，事实上并非撰写传记的最佳格式。而尤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介绍完以上两方面内容后，色诺芬为防读者忘记，又专门写了一个附录，来扼要重复强调前面十章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色诺芬自身并未确立传记撰写的统一格式，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信马由缰；另一方面也表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传记还不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文学体裁，大部分听众（或读者）可能对这类作品的格式并不熟悉，需要作者的反复强调才能领会作品的含义。可见，色诺芬时代的传记格式是松散且尚未定型的。

色诺芬

相形之下，奈波斯的《阿格西劳斯传》在表达形式上成熟了很多。这篇传记的基本思路是从传主的幼年时代讲起，在介绍传主的死亡同时达到全文的高潮和结局。对于那些不易确定年代顺序的性格描述和趣闻轶事，作者精心地把它们安插在作品中，以便随时吸引读者的兴趣。从这篇传记在整部作品中的位置看，它很可能与后文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呼应或对比。因为根据奈波斯的布局安排，第一卷描写的是“异族名将”，而第二卷写的将是“罗马名将”，奈波斯自己也在《阿格西劳斯传》中写道：“我只希望我们自己的将领们乐于效法这一榜样!”其中的对比用意应当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奈波斯在格式方面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独有的麻烦，就是要照顾到不懂希腊语的一般读者们的情况，必须在作品中保持性格刻画与历史叙述的平衡，因此他难以确定叙事部分在其传记中的合适比例。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发展，公元前一世纪的传记格式已较色诺芬的时代大为成熟。但奈波斯仍然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这是由他作品的独特性质决定的：他自觉地承担起了向不懂希腊文的罗马读者介绍希腊文化的任务，而这一问题在古典希腊和希腊化时代则是很少存在的。

在三者中，普鲁塔克的《阿格西劳斯传》展示了真正成熟的传记特色，同时又不乏新的发展与个性化特征。他的大部分传记符合严格的“平行列传”格式，开篇处有简短的序言，主体部分和后面的《庞培传》形成平行结构，后面又附有一篇综合概括两篇传记内容的个人评论。这一格式既是对希腊化、罗马早期史学、传记写作传统的继承与总结，又显示了普鲁塔克的个性化特征和改造、革新传记体裁的努力。序言和评论部分的设置有利于普鲁塔克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宣传他的历史观念和道德哲学。而这种手法并未见于苏埃托尼乌斯及其他后人的传记作品，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也不是贯穿始终的做法，因此很可能是普鲁塔克在写作过程中自创的。人物比较的模式则来自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汇纂式作品和阿提库斯的历史著作，体现了普鲁塔克积极运用哲学、史学方法改造传记传统的自觉意识。

比格式异同更具根本意义的是三部作品在体裁上的显著区别。色诺芬在开篇便明确指出，他的作品意在赞美阿格西劳斯。而之所以要在传记中进行叙事，只是因为“他的行为可以最为清晰地揭示他的品质”。莱奥指出，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其实在体裁上继承了古希腊传统文学中的“葬礼赞美诗”。这种作品原本是为纪念死者而创作的韵文作品，被伊索克拉底和色诺芬改造成了最初的散文传记，而葬礼赞美诗在求真方面不可能达到严肃的史学标准。诚然，对于同时也是史学家的色诺芬而言，他的传记作品依然要保证其真实性。他写道：“我现在用在他身上的这些字句都是他在生前能够听到的。”他还声称：“如果我违反全希腊世界的常识而说谎的话，我就不是在赞美我的英雄，而等于是在责备自己。”然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即便色诺芬式传记中的每个事例都是不加扭曲的，这样的作品还是无法符合史学的求真标准。因为这种传记只记录值得歌颂的事迹，忽略传主的一切错误；它只记录和传主性格、品质相关的内容，而基本无视他身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它只交代作者的结论，不出示必要的史学证据。色诺芬甚至在传记中指出，他之所以没有把阿格西劳斯手下的兵力形容得远少于敌人，是因为那种做法反而不利于展示英雄的高贵品格。这种思路完全是文学式的。他还明确宣称，自己无需为所记载的事迹提供证据，因为只要提及它们就已经足够。可见，色诺芬之所以没有像奈波斯和普鲁塔克那样，强调自己的传记不同于历史，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确实在写作原则上与历史少有相同之处，几乎没有加以澄清的必要。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是一部用散文写就的葬礼赞美辞，代表了古希腊传记在公元前四世纪诞生时的初级形态。

阿格西劳斯

对于奈波斯而言，他的传记作品最大的特色便是其通俗性，这一点在其体裁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奈波斯在序言中指出，他的读者至少包括了“不熟悉希腊文字的读者”。这只是一个留有余地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奈波斯传记的主要读者是通晓希腊文化的罗马知识精英以外的群体。在《伊帕密侬达传》中，他耐心地向读者解释希腊的异域风俗。在《佩罗皮达斯传》里，他再次提及了“不熟悉希腊文学的人们”。这些证据同奈波斯《阿格西劳斯传》所体现出来的体裁特征是吻合的。奈波斯无疑读过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以及修昔底德与特奥庞普斯的相关历史作品。但他在自己的《阿格西劳斯传》中很少直接引经据典，而是选择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前人的记载。此外，他有时会在行文中突然直呼罗马读者，以便吸引他们的注意，期待自己的传记能对他们有所教益。在语言风格方面，奈波斯自己虽然受过修辞学训练，却在传记中始终坚持平实的风格，使用简单的拉丁语词汇和短句结构。所有这一切表明，奈波斯《阿格西劳斯传》的体裁是通俗史学与道德传记的一种结合。

与色诺芬和奈波斯都不同的是，普鲁塔克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一种历史类的教育文本。在《提摩勒昂传》的序言中，普鲁塔克宣称：“我是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撰写传记的，但我发现，目前我也是为了自己而继续这项工作，并且乐此不疲。”他接下去说，“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促进道德品质的升华，使人懂得惩恶扬善，从历史的实例中获益。而在《伯里克利传》的序言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教育理论，即读者可以通过模仿或避免传主的言行而获取美德。就《阿格西劳斯传》而言，普鲁塔克的教育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看来，莱库古时代的中庸与节制造就了斯巴达的辉煌，而阿格西劳斯时代的斯巴达却为了政治霸权而牺牲了安宁与和平，最终在城邦争霸的角逐中一败涂地，只能靠着阿格西劳斯等人的个人品德与强敌周旋。要之，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得以在拜占廷时期成为流行的历史教材并借此保留至今，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这部作品独特的体裁特征。它既是一部典型的人物传记，也是一本通过生动的历史事例来培养读者内在品质的道德教材。

2. 记载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由于传主相同的缘故，三篇传记存在着部分彼此重合的记载。比较典型的内容包括对科林斯战役中阿格西劳斯所发表的泛希腊言论的记载，以及对阿格西劳斯火速渡过赫勒斯滂特海峡驰援母邦斯巴达的相关文字。然而，三部作品内容方面的差异性却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变化反映了希腊罗马时期文史创作的创新活力和传记文学的长足发展。

色诺芬是古代作家中唯一留下两部与阿格西劳斯有关作品（《希腊史》与《阿格西劳斯》）的作家。他的《阿格西劳斯》很可能成书于《希腊史》之后，并且主要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编纂成的。尽管如此，从二者之间的比较中，我们仍可发现色诺芬传记中体现出来的，与历史作品截然有别的特征。

首先，作为近于葬礼赞美诗的作品，《阿格西劳斯》中存在着大量有意为之的失实记载。与同出于色诺芬之手的《希腊史》相比，《阿格西劳斯》的修辞学色彩要浓重得多。他在文中写道，由于阿格西劳斯的诚实，许多敌人宁愿听从他的指挥，而不愿同自己的朋友议事。这样的叙述显然违背了历史常识。色诺芬还宣称，阿格西劳斯生平中从未有一个不能证明其爱国热忱的举动。这种断言具有典型的修辞学色彩，在史学上几乎毫无意义。他又说，阿格西劳斯一生中取得的胜利与他参加过的战役一样多。这种看法同样违背史实。奈波斯、普鲁塔克与波桑尼阿斯的记载，包括色诺芬自己的《希腊史》都可以证明，阿格西劳斯一生中有过多次战败的经历。在传记的结尾处，他将阿格西劳斯形容成完美道德的化身和必将万古流芳的典范。这些结论都是明显违背史学创作原则的，即便在学术规范相对较弱的古代历史学家里，诸如这样的写法也极为罕见。卢奇安在其《论历史著述》一文中比较史学与赞颂体文章的时候，所批评的也正是色诺芬等人的这种扭曲史实的做法。

其次，对于许多本应属于历史记述范围的内容，这篇传记仅仅一笔带过，或有意略去不写。色诺芬的目的在于展示阿格西劳斯的高贵品格，因而一切与此无关的内容都不在他的题材之内。在处理阿格西劳斯远征亚洲时的战略部署时，他写道：“毫无疑问，对他行动的简略叙述已足够让我们对此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可见，色诺芬根本无意去详细交代阿格西劳斯远征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因为那些内容与他的传记并不相关。更加令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无法满意的是，对于很多确实与阿格西劳斯道德品质密切相关的事例，如果它们不利于传主正面形象的展示的话，色诺芬同样会将之排除在传记内容之外。例如，琉克特拉战役本是阿格西劳斯执政期间政治军事方面最为重大的事件，阿格西劳斯同底比斯人的宿怨与此事密切相关，并且此战的失利也是阿格西劳斯的统治被国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色诺芬却借口阿格西劳斯没有指挥这场战役，从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加介绍，甚至没有提及战斗中的英雄，底比斯将领伊帕密侬达的名字。同样，对于阿格西劳斯同莱山得争夺军事指挥权的来龙去脉，色诺芬本在《希腊史》第三卷中进行了记述，但他认为这些内容不符合赞美传主的需要，因此也没有把相关文字放在他的《阿格西劳斯》里。这些做法无疑都严重违背了史学写作的规范要求。

色诺芬所真正着意记述的是阿格西劳斯生平事迹中足以支持他本人道德论思想的内容。正如莫米利亚诺所指出的，在撰写阿格西劳斯这一历史人物的传记时，色诺芬遵循的实际上是可追溯到智者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学派传统的道德论思想。记载完阿格西劳斯生平的梗概后，色诺芬写道：“但现在我将试图展现他灵魂深处的美德，他正是通过这些美德才得以完成上述业绩，并懂得如何趋善避恶。”接着，色诺芬先后描写了阿格西劳斯在虔诚、公正、节制、英勇、好客等方面的典型事例。这些记载本身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和说教意味，更多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哲学思想与人生观，而不是历史的真实状况。福尔纳拉认为，色诺芬实际上为后来的传记史学留下了非常有害的传统，这种道德论极其不利于对历史真相的严肃探索。

要之，从内容上看，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同史学作品之间的区别是相当巨大的。今人并不能因此去责难色诺芬，因为他本来就无意于撰写一部记载阿格西劳斯生平的历史。他所创作的，还处在雏形期的传记是和史书性质不同的作品。事实上，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一起改造了葬礼赞美诗这种文学样式，创造性地用散文记录故去英雄的业绩，并成功地将文学描写与哲学思想熔于一炉，奠定了后世传记文学的基础。他在古希腊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完全应当得到肯定的。

从篇幅上看，色诺芬传记的主体部分包括十一章，而奈波斯的同题材著作仅有十分简短的八章，文字大约相当于色诺芬作品的四分之一弱。不过，奈波斯的著作绝非色诺芬传记的删节版，其中包含了相当多的，未被色诺芬作品收录的信息。

奈波斯《阿格西劳斯传》内容的第一个特色在于对希腊历史常识的介绍，这是同这类著作读者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的。在传记开篇处，奈波斯介绍了斯巴达的政体模式，提醒读者斯巴达拥有两个国王，但国王只拥有名义上的权力。随后，在记载伊帕密侬达进攻斯巴达的事件时，奈波斯又补充了斯巴达没有城墙护卫的信息，以便读者可以准确理解当时的危急形势。对于色诺芬或普鲁塔克而言，这些信息属于历史常识，不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但奈波斯却对这些细节都加以留意，反映了其作品一定程度上的原创性和向罗马一般读者普及希腊历史文化知识的写作目的。

奈波斯作品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他在主体叙述之外添加了若干同阿格西劳斯有关的趣闻轶事。例如，他描写了阿格西劳斯使用的，从祖先时代起沿用下来的破旧住宅。他介绍了阿格西劳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和跛足的相貌特征。他还叙述了阿格西劳斯晚年前往埃及，因举止随便而受到埃及人轻视的轶事。这些文字都不见于色诺芬的传记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似乎同色诺芬记载的轶事存在性质上的差别。色诺芬传记中的细节是为展现传主卓越品质而服务的。相形之下，奈波斯作品中的这些事例虽然跟阿格西劳斯简朴、随和的性格不无关系，作者却并未对此大事渲染。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简短的历史插曲，可以带给读者轻松、愉悦的享受。这也是奈波斯许多传记所共有的特色。

在三篇阿格西劳斯的传记中，普鲁塔克作品的内容最为丰富。该传记包括四十节，字数约为色诺芬著作的一倍半。与前人著作相比，普鲁塔克的《阿格西劳斯传》展示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首先，普鲁塔克的传记综合运用了多种史料，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展示出了一定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在语言上存在着模仿色诺芬原作的痕迹，但并未满足于继承色诺芬等人的成果。相反，普鲁塔克对前代历史学家、古物学家和传记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广泛涉猎，在坚实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根据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的研究，普鲁塔克在整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参考了至少150种历史著作，同时还广泛利用了哲学家、古物学家和戏剧评注家的相关作品。在《阿格西劳斯传》中，他参考的作家包括：修昔底德、色诺芬、特奥庞普斯、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特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os）、杜里斯（Douris）、罗得岛的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和狄奥斯科瑞得斯（Dioskorides）。他很可能还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奈波斯和狄奥多鲁斯的著作。特别是在记载科林斯战役和曼提涅亚战役后果的时候，普鲁塔克自觉地利用狄奥多鲁斯的作品来弥补色诺芬著作的不足，反映了他对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视。

修昔底德

其次，普鲁塔克彻底打破了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人只进行正面歌颂的传记编写模式，而是对阿格西劳斯的成绩与错误都加以介绍。在普鲁塔克心目中，阿格西劳斯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的，但并非完美无缺。他在传记中也不留情面地指出并谴责了阿格西劳斯的错误与缺点，有些批评还相当尖刻。在描写阿格西劳斯的容貌时，他既没有像色诺芬那样，完全省略对阿格西劳斯生理缺陷的记述；也没有效法奈波斯的做法，用阿格西劳斯的其貌不扬来反衬他心灵的高贵。相反，他指出，阿格西劳斯常因其容貌缺陷受到旁人的嘲弄，这一方面使他的精神变得坚强，另一方面也使他养成了顽固执拗，野心勃勃的不良性格。普鲁塔克详细记载了阿格西劳斯和莱山得之间的明争暗斗，并直截了当地批评道，这种内耗对于国家而言弊大于利。他还介绍了阿格西劳斯运用权术控制另一个王室的未成年君主阿格西波利斯（Agesipolis）的不光彩手法。普鲁塔克还有意展示了阿格西劳斯与伊帕密侬达之间的口角与不和，暗示阿格西劳斯的盛气凌人与斯巴达日后在琉克特拉战役中的惨败不无干系。他又指出，正是由于阿格西劳斯一意孤行，拒绝承认美塞尼亚城邦的合法地位，才推迟了希腊城邦世界本已水到渠成的和平局面的到来。在最后的评论中，他十分尖锐地批评说，阿格西劳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法是有罪的和不光彩的，他对莱山得使用的政治手腕卑鄙可耻。他在全传中多次暗示，尽管阿格西劳斯本身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他却对斯巴达霸权的衰落难辞其咎。可见，普鲁塔克的英雄观与历史感远远超越了色诺芬与奈波斯的水平，他的传记作品在内容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方面是前人所不能及的。

第三，尽管普鲁塔克撰写的只是阿格西劳斯的个人传记，他却十分注意对与传主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必要的记述。《阿格西劳斯传》中的许多事件并非传主所亲历或独力完成，却因为与阿格西劳斯及斯巴达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而被纳入传中。普鲁塔克这方面的记载包括对克罗尼亚战役的史学式记述，对阿格西劳斯并未参与的安塔西达斯和约的说明，对叙拉古医师手术细节的描写，对琉克特拉战役的记载，等等。在阅读这篇传记时，读者完全可以把握公元前四世纪初斯巴达、底比斯等强邦争霸，以及外部的波斯势力卷土重来的历史背景。

关于普鲁塔克作品中常被后人诟病的一点，即人物性格和历史背景的固定化，《阿格西劳斯传》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例。普鲁塔克在这篇传记中明确指出，传记人物的性格未必总是一成不变的。阿格西劳斯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英雄，是因为他在少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斯巴达式教育，正是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模式才塑造了他后来的性格。而在全传最后十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主外部历史环境的急剧变化。斯巴达已不再是希腊世界独一无二的军事强邦，阿格西劳斯在国内的威望也不再能够服众。与此同时，阿格西劳斯本人的性格似乎变得愈发暴躁，所犯下的错误也与日俱增。至少对于这篇传记而言，希腊罗马传记体裁批评中常说的模式化问题体现得并不充分。

第四，普鲁塔克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史学考证精神远远超越了色诺芬等人的传记作品。普鲁塔克并不满足于因袭修昔底德等人的研究成果，经常试图在自己的著作中取得超越前人的突破。色诺芬在《阿格西劳斯》和《希腊史》中都没有提及阿格西劳斯女儿的名字。普鲁塔克运用史学考证的手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阿格西劳斯的妻子名叫克勒奥拉（Cleora），而两个女儿分别叫欧普里亚（Eupolia）和普罗奥加（Proauga）。这一成果可能价值有限，却足以反映普鲁塔克创作传记时的严肃考证精神。在整篇传记的写作中，普鲁塔克大量补充了不见于色诺芬作品的，诸多人物的全名，可见他在整理史料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重述色诺芬记载的一次战役中，他运用材料丰富了色诺芬关于70000人投入战斗的说法，进一步指出其中有40000人是重装步兵。这种细节上的考证同样见于普鲁塔克所著的，关于佩罗皮达斯等人的传记。这一现象甚至使得为普鲁塔克《阿格西劳斯传》编写注疏的希普利（D．R．Shipley）认为，普鲁塔克必然收集了色诺芬等人没有见过的档案材料。普鲁塔克在汇集、考订传记材料过程中的钻研精神和严肃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普鲁塔克的上述特征并不能说明其传记作品在史料价值上优于色诺芬等人的著作；我们也不能据此而把普鲁塔克的传记与史学著作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一部晚出的传记作品，普鲁塔克在史实叙述、概念理解上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而他的分析、论述也远未完全摆脱道德论体系的束缚和传记类体裁的局限。然而，如果我们抛弃对罗马帝国时期作家和传记体裁的固有成见，公正地、历史地评价普鲁塔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看出，普鲁塔克在改造传记体裁的固有缺陷，拓宽其题材范围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普鲁塔克的巨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在传记文学和史学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在西方传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到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两篇《阿格西劳斯传》，希腊罗马世界的传记体裁及其具体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逐步向史学的方向发展。因此，一些学者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作品视为非历史著作加以简单否定的做法并不合理，这种看法抹杀了二人在改造传记体裁方面做出的贡献；同样，另一些评论家把对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等人传记著述的批评照搬到奈波斯、普鲁塔克头上的做法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古代传记体裁在三四百年的学术史中悄然完成的巨大变化。为了全面地、历史地判断奈波斯、普鲁塔克在西方传记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将两人的作品放在古希腊罗马传记体裁的演变历程中去加以考察。

古希腊的传记体裁起源于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而脱胎于葬礼赞美诗。在最初阶段，它只是一种文学样式，与严肃的历史撰述几乎无关。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中提到，葬礼赞美诗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希望享有生前未尽光荣的死者们的愿望。伊索克拉底将这种诗歌改造为散文体，并赋予其一定的道德教育色彩，以期待这种传记可以鼓励青年一代去追求人生美德。通过色诺芬、特奥庞普斯等人的创作实践，这种体裁成为了学园派哲学家宣传其道德观的重要手段。根据苏格拉底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美德是无法用灌输式的手段教授的。那么，在他们眼中，对话和传记就成了道德教育的两件主要工具。哲学对话可以启发人心中固有的良知，刺激读者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赞美英雄的传记则为后人展示了理想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受教育者的性格。在苏格拉底学派中，色诺芬是从事传记创作的先驱。希腊化时代到来后，由于君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帝王传记逐渐成为学园派内部的流行体裁。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学园派的著名学者特奥庞普斯创作了腓力二世的传记，长达五十八卷，按照色诺芬建立的模式记述了腓力的生平事迹。根据后世学者戴奥尼苏斯的介绍，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便是以道德论为其思想核心，这与色诺芬《阿格西劳斯》的风格是一致的。特奥庞普斯的传记在希腊罗马世界一度被人广泛阅读。在他之后撰写传记的如阿瑞斯托克努斯（Aristoxenus）、开俄斯岛的阿瑞斯托（Aristo）等人都是学园派弟子，他们的失传传记作品很可能也是色诺芬模式的翻版。波利比乌斯的相关评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介绍菲洛波门事迹的时候明确指出，后人美化这位英雄的一些文字属于传记或赞美诗，不属于历史；而历史和赞美诗在真实性标准方面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可见，在希腊化时代，传记文学和史学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笔者认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作品恰恰反映了希腊罗马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过渡中的两种不同趋势，在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为了使不懂希腊文的罗马读者们理解传记中的内容并对传主的生平经历产生兴趣，奈波斯一方面运用简单的传记结构、通俗的语言和历史常识的介绍来抵消学园派传记中的晦涩之处，另一方面通过对趣闻轶事的记载来增强传记本身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这种通俗作品中，道德论和哲学意味已让位于简明的历史信息而退居次要地位。奈波斯开创的这种传记传统在罗马帝国时期风行一时，启发了苏埃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成于众手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等作品的创作。甚至古典晚期基督教学者达玛修斯（Damascius）的《伊西多尔传》和中世纪前期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也受到了这种通俗史传记模式的强烈影响。这些通俗历史传记记录了罗马及中世纪历史发展的梗概，通过记载奇闻轶事而保存了大量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相关信息，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向普通读者传播、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也在成文史作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为历史学家保留了帝国时期乃至后世历史的珍贵材料。

《罗马十二帝王传》

作为公元一世纪学园派的代表人物，普鲁塔克对传记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进行了系统革新，广泛引入了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考证方法，打破了传记文学和史学之间长期存在的藩篱。雄心勃勃的普鲁塔克试图将史学撰述、哲学思辨和文学描写统一在传记这种从学园派传统发展而来的写作体裁之下，而他的兴趣和写作方法主要是史学的。由于罗马三世纪危机前后历史、传记作品保存的情况不够理想，我们现在已难以还原普鲁塔克创造的这种新型传记体裁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但公元二世纪中期的地理作家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一书中多次引用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材料，可见其学术影响确实是存在的。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中，历史叙述和道德主题建立起了初步的平衡。英雄人物的生活方式仍是作者的关注点，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和永恒的主题。在记载阿格西劳斯等英雄人物的生平时，普鲁塔克自觉地插入了对当时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传记忽视环境背景、过于单薄的弱点;在刻画人物性格时，普鲁塔克突破了色诺芬等人的局限，不仅记载传主的善言美行，也在历史学的直书传统下，如实地记录了传主的缺点与不足之处，因此更加令人信服，增强了传记类作品的学术性与严肃性。在解释性格与命运的关系时，普鲁塔克同样超越了以往传记中人物脸谱化、命运固定化的弱点，他在《提摩勒昂传》中阐释了自己极富辩证精神的独特史观，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内在品质、外部环境和命运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这些观念的革新，普鲁塔克在其传记中实现了道德说教、历史记录和文学创造的有机结合，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史学化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铺平了道路。正如深入研究普鲁塔克文本的学者们所看到的，普鲁塔克的传记在面貌上与赞美人物的颂词已存在本质区别，而同历史作品之间的界限已开始变得难以确定。这一现象正是希腊罗马传记文学向史 学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

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阿格西劳斯传》分别代表了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初期传记史学形成过程中的两种潮流——面向普通读者，以传播历史知识和趣闻轶事为主要目的的通俗传记体裁和熔史学研究、哲学教育和文学创作于一炉的综合传记体裁。诚如两位作家所言，他们所创作的是传记，尚不能说是纯粹的历史著作。但两位作家的学术创新业已预示了传记文学与史学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而他们在西方传记史学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深远影响也值得后人更为深入的探索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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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