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他时常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一边夹着菜，一边念叨起他的西南联大。
毕业50多年的老校友潘际銮，如今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选为会长，是因为“还很年轻”。这个中国著名校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
如今，年纪越往上攀登，潘际銮的记忆，就越爱寻找属于西南联大的“焊接点”。
去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聚在一起。他们有的被家属扶着，还有的已经“糊里糊涂了”。
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他环顾四周，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往下淌着。
潘际銮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点儿都不空洞”。
20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当潘际銮坐在老旧的焊接馆里，“焊接”着往日的艰难岁月时，窗外晃动着很多年轻的身影。这一天，是2014年公务员“国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临着人生选择。当年潘际銮主动报考焊接专业时，这门学科还很冷清。当时还有人笑话他：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显然，当潘际銮决定学焊接时，并不能预见是否有光明的个人前途。不过，他认为，“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件“后知后觉”的事情。他回忆，当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能让他惦念的事情，已经不多。1992年，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10年间，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
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显现出改革者“铁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
初入南昌大学，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并不相符合。
他总是回忆起，当年宿舍太拥挤，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经常说起的例子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小说。
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三制”的焊接轨迹，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他并不讳言，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而西南联大“8000多学生，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
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潘际銮“抓教学和科研”，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
“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显然，这位老校长很了解，“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
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学。最明显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为一所国家“211”重点大学。
不过，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沾光”，也没有得到“实惠”。
说起自己的导师，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有“苦水”要倒。身为校长的学生，张华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当时，作为校长秘书，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际銮本人，对名片上的头衔，并不在意。2002年，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
“校长不是我的终身事业。科研，才是我一辈子扑在上面的事。”潘际銮说。
从75岁开始，他的身份是个“无官一身轻”的焊接专家。当然，他还是院士。但他认为，院士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
他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时下，这位手机屏幕里会跳出微博新闻的老院士，知道人们正在讨论院士制度。
潘院士并不否认，“有个别单位在‘包装’院士”。他也不讳言，“个别院士成为给单位装点门面的花瓶。这是院士被‘异化’的现象”。
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焊接专家，把围绕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问题，比作钢板上的“裂纹”。不过，早期就以“热裂纹”为研究方向的潘际銮，攻克过无数个技术难题，但很难说清这些暴露在社会肌体上的“裂纹”，“究竟该怎么解决”。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纹”，潘际銮认为，人们之所以担忧院士的退休问题，是不喜欢院士们成为“学术资源的垄断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
现在，潘际銮仍在焊接馆的一间光线不好的屋子里办公。资料堆到墙边，以至于部分书被挤到窗台上。他的褐色办公桌和矮茶几角，已经部分掉漆，裸出木头的原色。
而他在南昌大学当校长时，办公场景比这一幕还要“寒碜”。他挤在办公楼西南角那间12平方米的屋里，秘书徐丽萍只能在过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间办公室。
有人劝他：“潘校长，外国学者也要拜访您呢，换间大的办公室吧。”
但潘际銮坚决不换，还说“西南联大那会儿，比这条件差好多呢”。
至今，他唯一享有过的“配车”，是在当校长的时候。那是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车。他的司机总忍不住抱怨：“校长，换辆新车吧。”
那辆汽车终于没被换掉，“最后都快报废了”。潘院士的电动自行车倒是换了一辆。他8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这辆眼下正骑着的银灰色“坐骑”，代替之前那辆电池笨重而且总是坏掉的“老古董”。
提起院士是否应该像老电动车一样“退休”，性情温和的潘际銮会有些激动。他反对“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题”。
“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个人情况不一样。”潘院士打比方，“这就像找专家挂号，有人找我帮他们解决难题。要是我没用了，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
如果没有“老糊涂”，潘院士就想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梭在清华园的一年四季里。
（《中国青年报》 2013年11月27日 1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