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
易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自荷马史诗以来，古代希腊史学逐渐冲破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和超越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命运的禁锢，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希腊史家所谓命运出现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及其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此类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念，形成为古代希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拟对此特点形成的过程作出讨论。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中，命运以女神（Moira，莫伊娜）的形象出现。据赫西俄德的《神谱》，命运女神之父“黑夜”（Nux）出自原始的“空穴”卡俄斯（Chaos），命运女神的出生要早于宙斯。在荷马史诗中，莫伊娜不仅表示命运女神及其意志，而且亦表示众神之王宙斯（或其他神）的意志。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卡亚王奥德修斯从卡鲁普索岛返回故乡，既是命运的安排，亦得到宙斯的允许。（《奥德赛》5.41-49，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不过，《荷马史诗》中的命运亦有超越于神意的涵义，表现出一种独立的意志。当神的意志与命运的意志发生矛盾时，神一般不违背命运的意志。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深得宙斯的宠爱，然而他的命限已由命运作出安排。所以，当他的死期来临时，宙斯也无法改变。（《伊利亚特》18.113-126，罗念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命运有超越于神意的独立意志，从moira的字义亦可看出。moira的本义为部分。在神的世界中，每位神都有自己的部分。宙斯与波塞冬、哀地斯通过抓阄（抓阄，moria的引申义，参见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459 页）三分天下。宙斯拥有天空，波塞冬拥有海洋，哀地斯拥有冥府。宙斯作为众神之王，能要求波塞冬和哀地斯服从他的意志，但他绝无抢夺他们所拥有部份的欲望。因为，每位神所拥有的部份是命定的。神也有自己的命运。
神、命运与人的关系，是贯穿于荷马史诗全书的主题思想。在史诗中，神与人类是不同的。神是永生的，人的生命却很短暂；神全知全然，无所不察，高居于人之上，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至于命运，无论表现为神的意志还是超越于神意之上的独立意志，更是人的意志所不能违逆的。不过，在神和命运对人的意志控制方面，亦有所不同。神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所以他们的意志是会发生变化的。命运的意志则不然。人可以试图了解命运，但命运决不会由于人的意志而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命运具有必然性（anankē）意义。（参见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第456 页）不过，在浓厚的神意和命运的意志之下，史诗也透露出人试图与神和命运抗争而表现自己独立意志的欲望。阿卡亚的英雄帕特罗克洛斯攻打特洛伊城，曾三次登上城墙，均被阿波罗神击退。若不是他听到阿波罗话：命运没有安排他攻破特洛伊城，他还准备发起第四次攻击。（《伊利亚特》16.691-711）赫克托耳明知命运安排了自己会死于阿基琉斯之手，但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仍出城与阿基琉斯作战。当然，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耳最终还是无法违背神和命运的意志。
尽管人的意志难以逾越神意和命运的意志，然而史诗所反映的人表现自己独立意志的欲望，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出古代希腊人文精神的萌生。古代希腊的人文精神，就是在不断地排除神意和命运对人事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不断地排除神和命运的过程，也就是人不断认识自身价值的过程，是人的理性思维不断发展的过程。史诗的命运观所表现出的人类意志，为后世希腊史学理性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荷马史诗所蕴含的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线索，在希罗多德的命运观中有了充分的反映。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受制于神意，或表现为神直接干涉人事，或表现为神降预言（按，即神谕）或灾祥。特洛伊城邦亡于希腊人，是神意使然。（Herodotus，Ⅱ．120） 神谕指出，波斯国王薛西斯将占领希腊的阿提卡。（Herodotus，Ⅷ．53）而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的灾祸的时候，上天（英译文heaven）总是会垂示某种预兆的。”（Herodotus，Ⅵ.27）命运的意志则或与神意一致，或远超于神意之上。阿尔哥斯人从德尔斐神庙得到神谕，米利都城邦将遭到亡国的厄运。希罗多德说：“预言中所说的（命运）就降临到米利都人的身上”（Herodotus，Ⅵ.19）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告诉吕底亚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命运（moria，英译文destined lot），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Herodotus，Ⅰ.91）可见，神也有自己的命限。以上对神、命运与人关系的认识，在荷马史诗中均可寻绎到其来源。
不过，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并没有淹没于神意和命运的意志之中。《历史》所载的一些史事表明，人的行为并非出于神的意志，而是出于人自己的意志。希罗多德谈到雅典崛起时指出：雅典在僭主统治时期，国势并不强盛。当雅典人摆脱了僭主统治，“获得自由”，雅典的国力就超越于邻邦了。（Herodotus，Ⅴ.78）至于命运对人事的影响，《历史》中有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变化。《历史》中命运一词的古希腊文，不仅为Moira（moira），而且亦为Tyche（tyche）。Moira大体沿荷马史诗之意，含有必然性之意。希罗多德指出，库列涅的统治者阿尔凯西拉欧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违背神谕的指示，他都没法逃脱注定的（被杀死的）命运（英译文destiny，Herodotus，Ⅳ.164，参见Ⅰ.91，Ⅲ.142等）而Tyche一词则不仅表示神的意志，而且还有运气（tyche，英译fortune）、机会（tyche，英译文chance）的意思，表示某种偶然性。波斯国王薛西斯准备进攻希腊，他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劝他慎重考虑。他说：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是最好的，既使计划失败了，那只能说是机遇（英译文chance）不好。然而一个考虑不周全的计划，既使运气（英译文fortune）有利于他，也只能说是碰到了好的机遇。（Herodotus，Ⅶ.10）有的学者指出，“偶然”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出现次数不多，并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参见Henry.R. Immerwahr，Supplementary Paper：Aspects of Historical Causation in Herodotu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87，1956，p.280）我认为，希罗多德把“偶然”引入其著作恰恰是希腊史学命运观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荷马史诗所反映人类有抗争神意和命运的欲望的重大发展。“偶然”的出现，表明了与人的意志发生联系，除了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之外，还有第三类的“偶然”。尽管希罗多德没有对“偶然”的含义作出解释，更没有像后世史家那样把“偶然”用于说明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然而“偶然”的出现，足以表明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对人类意志的禁锢已被打破，荷马史诗所反映的人文精神的萌芽正成长在理性的土壤之中。
在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过程中，希罗多德的思想是一个重要阶段。希罗多德的命运观表明，脱胎于神话和史诗的命运观已向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过渡。神和超越于神意的命运依然存在，但人类的意志也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人类的某些行为完全出于人的意志，而与神意无关；甚至有些神谕，也由于人的解释才具有意义。（Herodotus，Ⅰ.63、64、182；Ⅱ.174 等）把揭示神谕的意义留给了人类的智慧，实际上蕴含了希罗多德对人类智慧在主导人类事物的认识。（参见T．Harrison，
The 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129）这种人类的智慧就是人的理性（按：指历史理性而非逻辑理性），是人对自己行为原因的解释，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希罗多德的《历史》开篇明言：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伟绩不至于失去它们的光彩。他谈到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时指出：在波斯大军压境之时，雅典人勇于抵抗，“甚至德尔斐的神谕也未能打动他们放弃希腊”。雅典人在海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奠定了希腊人胜利的基础，“说雅典人拯救了希腊无疑是正确的”。（Herodotus，Ⅶ.139）在希罗多德命运观中，人类的意志已具有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人类的理性已突破了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