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何兆武的学术生涯中，不仅翻译引介了大量西方的人文著作，同时自己也著述颇丰，对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有着深刻的思考。何先生的翻译和著作体现了他怎样的追求？
彭刚：
何先生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全力投入较为系统的学术工作。
他翻译的著作很多是西方的经典名著，影响很大。
今天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我也看到很多人说：我们是读他的译著成长的。的确，卢梭、康德、帕斯卡、罗素等人著作的何先生译本，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阅读史上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和精神底色之一。
何先生的译作很多，质量也高，他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他与这些思想家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
今天我还在想，何先生最爱康德、卢梭、帕斯卡。帕斯卡的一句话，也许是何先生自身的译文中他最喜欢的——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何先生之所以翻译这些作品，我想，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著作是西方近代文化中最具份量的作品，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著作和他的思想相契合，他想借这些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何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值得我们重视的成就。
前些天，何先生到了弥留的阶段，我陪伴在何先生的病床边的时候，还和他的公子（一位动物学家）说，除了学术翻译之外，何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比如他年轻时参与的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侯先生在回忆录中对何先生写作的部分有着极高的评价。比如在我熟悉的史学理论方面，何先生不仅在国内筚路蓝缕，
开拓了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何先生本人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从我作为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置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也是毫不逊色的。
包括他对于科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论文，都非常值得重视。
新京报：许多读者了解何兆武都是通过《上学记》这本书，而读完这本书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学风。何先生这一批沐浴过联大自由学风的学者，他们有哪些魅力，使得我们如此神往？他们的哪些特质，是今天在科层化的学术体制中难以复制的？
彭刚：
刚才有朋友告诉我，何兆武先生去世的消息变成了微博的热搜，我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何先生从来是一个害怕热闹，喜欢清静的学者，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去世能够变得在学界之外也这么引人瞩目。
何先生的影响力在学界之外，或者说更普遍的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大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学记》这本书，他对于他少年时代，尤其是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回忆，我想很多读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和何先生聊天，他就会谈聊到以前联大读书时候的事情，聊到当时在昆明的同学。他当时和我提到的同学，几乎没有我事先不知道的，他的很多同学都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于西南联大，我们不必神化，但是也确实值得我们缅怀、回望，值得我们高度的尊重
。比如说为什么当时能够出这么多学术大师？一方面当时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的人里面，最后能够成才的自然比率非常高。另一方面，比如说你看何先生的回忆录，我想很多西南联大前辈回忆中都是这样的，联大的学子们密切接触到的都是一批各个领域的、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术开始成长并且达到相当高度那样一个时期的一批大学者。
如果一个年轻的学子在他迈上学术道路之初，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一流的大师，能够密切地接触，这对于他的眼界和成长太重要了。
很多人都强调西南联大的“自由”，我想，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更不是懒散。
西南联大的自由，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让学生
有机会更从容地去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志趣。
我们看何先生的经历，他一考进西南联大是读工学院，是要准备学建筑的，后来又转了学历史。他考研究生的时候先考的是外文，又转学哲学，后来兴趣又转移到历史，他不断地探索、发现、确认自己的志趣。我想何先生是这样，西南联大很多其他的前辈也都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