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主体间意义、象征世界与社会学研究

勿食我黍 · 公众号 · · 2025-01-19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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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年伊始，春节接踵而至；辞旧迎新、万物更新之际，适合想些大问题。恰逢其时，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文献阅读，不断碰到“诠释”/interpretation，“意义”/meaning等话题。顺着这些线索，重新翻阅了《社会世界的现象学》（阿尔弗雷德· 舒兹）、《社会建构的现实》（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等，将相关思考笔记摘要如下。

信息茧房与意义茧房

这些年阅读中不断碰到“信息茧房”这个说法，形象生动。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一概念来自美国社会学者伊莱·帕里泽 (Eli Pariser) 。他在2011年的著作《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中指出，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算法的普及，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受到算法推荐的影响，这些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偏好、行为和兴趣提供个性化内容，最终导致用户只能看到符合自己观点或喜好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多样化的视角。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过滤气泡”或“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指因为信息封闭而思想呆滞，目光短浅。信息的不同分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知识，不同的意义解读，不同的行为取向。传统社会中，“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传统社会中流动稀疏，意义建构的社会空间有限。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这样的发现，例如，人们在社会网络结构中与自己相近的人们来往，从而引起思想观念的共享共鸣，互为强化。再联想去，这不正是groupthink（群体思维）所描述的特征吗？如此说来，这个现象久已有之，并不是新鲜说法。

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在许多年里讲授研究生量化方法系列中的最后一门课。这是必修课，所有的博士生都必须经过，因此我有机会与每年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密集接触，了解到TA们的知识结构，特别是TA们的学习风格。偶尔有机会比较TA们在第一年（我的课是第一年最后一个学期）与毕业时或工作后的学术发展情形。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加上限定语controlling for other things后，我对美国学生的判断大致不错，但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的判断时有差错。琢磨一下，其中的道理应该是，自己熟悉美国文化中的学生表现，可以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读，但对自己不熟悉的其他文化的学生表征了解有限，加上外国学生（在第一年）通常比较内敛，信息有限，导致误判的概率大大提高。

如此想来，误判来自理解不足，而理解不足来自信息匮乏。一个直观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信息来改进理解。克服信息茧房的对策也是如此：增加异质信息、改变信息渠道，从而打破信息茧房。不同的信息渠道、公共媒介上的正反方辩论，都是这样一些努力，让听众/观众听/看到不同观点声音，提高理性判断力，从而建立了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间的良性关系。

意义建构受信息流动的时空结构制约；然而，信息不等于意义。恰恰相反，信息处理需要经过人们的意义解析。更为值得注意是 “意义茧房”，即我们解读诠释信息的思维定势。信息需要通过思维模式得到解释获得特定意义。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的解析过程，则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行动。如果思维模式僵硬，那么，任何信息的输入都会通过这一模式加以解读，从而赋予特定意义。正如鲁迅所说，同一本《红楼梦》，不同思维模式读到不同意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国际社会中的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导致了不同社会间、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间完全不同的解读和集体行动。

“意义茧房”的另一个意义是，人们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熟悉的、顺耳中听的信息，排斥那些异质信息。换言之，信息茧房是意义茧房自我选择的结果。不是信息导致意义解析不同，而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思维定势导致信息的不同意义。

因此，意义茧房比信息茧房更为危险：信息茧房可以随信息的增加或改变而得以突破；而对于意义茧房来说，新的信息经过原来的意义框架来印染和解读，不但不能打破意义茧房，而且有可能会强化之。

意义之网与主体间意义

在信息茧房与意义茧房面前，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信息-意义-行动之间关系。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人们的社会行为来自对自己身处的意义之网的解析，这一视角将人际间的 “理解”放在了社会学的核心地位，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人们的“客观”结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人们社会世界中的“主体间意义”的诠释。

那么“意义”从何而来？人们如何诠释意义呢？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派提出了“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著名命题。阿尔弗雷德·舒兹（Alfred Schutz）从现象学视角对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行动者的意义，对他人行为意义的理解和因此导向的行动。当我们要认识他人行为的主观意义时，我们必须回答他我(alter ego)的意义存在这一问题。理解他人行为，或者他人理解我的行为，无论从观察中或从动机上理解（observ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understanding），都需要互动双方在同一意义框架中。一个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需要经过他人的诠释而赋予意义；因此，意义来自主体间互动所共享的诠释。这些共享意义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化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从主观意义到主体间意义，从而具有客观意义。现象学流派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概念来解释主体间意义以及制度秩序的产生和延续，如制度化、惯例化、社会化，类型化图式，社会知识库，等等。这些方面指向了诠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阅读现象学文献经常碰到的一个词汇是“taken for granted” (“广为接受”、 “理所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产生了相互间共享的意义（主体间意义）成为客观现实的一部分。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主观过程与意义的客体化建立了主体间的常识世界。如此，人们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如舒兹所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底层，也就是透过日常生活的意义设定与诠释活动所形塑而成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或社会世界即是社会建构的现实，其基础是主体间的共享意义，即人们共享的象征世界（symbolic universe）。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生活交往互动中产生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ity），即共享的经历、共享的象征世界，从而可以对“他人”进行意义解释，并因此诱发相应的社会行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间互动产生的交互类型化诱发了制度化过程。象征世界经过了知识的客观化、沉淀化和累积过程。多年前社会学家Edward Shils提出的“制度中心”或制度秩序（institutional center, institutional order），即是此意。

制度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互动的建构，而后者与人们共享的象征世界密切相联，互为强化。在很长时间里，宗教、科学理性、国家参与建构和维系象征世界的相对稳定性，维系了稳定的制度秩序和日常生活互动。

然而，在今天，意义同构的象征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实世界、虚拟世界与象征世界

还记得一个漫画图景：小餐桌前一对恋人面对面坐着，但TA们各自沉浸于自己手机的虚拟世界中。漫画的旁白好像是，世界上的最远距离是心灵间距离。这个漫画不是夸张，而是现实中颇为常见的镜头。

这个镜头有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在不久前的社会生活中，面对面互动是人们共享意义、建构现实的重要渊源。随着高科技特别是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跨时空而建立和维系，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若干年前，人们通常共享同一信息来源、与稳定的群体稳定互动。而今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阅读自己选择的读物、观看自己选择的视频、与自己选择的人们通话聊天、分享心得。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人们的虚拟生活即是人们的现实生活。

生活世界的面对面互动与虚拟世界中的选择性信息流动或平行或交叉，提供了多维的、相互矛盾的生活世界，与以前的统一信息源、同一意义诠释渠道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或被推动着进入（或打造）不同的意义共同体，意义茧房由此而生。

从19世纪到21 世纪，我们经历了叙事宏大化与的历史性转折。回头来看，今天的生活世界投下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多重影子。一方面，19世纪不仅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也同时是宏大叙事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风起云涌，随工业社会的扩展而扩散，渗入不同文化、社会、部落，将它们逐渐纳入世界共同体中。宏观叙事塑造了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制度中心，一统意识形态。今天的我们仍然套在19世纪的思维方式中，这些正是所谓“现代性”的体现。

然而，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极权灾难带来了对现代性的深深质疑。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深深撼动了制度中心信念，其后果之一即是否定宏观叙事，导致了意义碎片化的诸多社区。这些社区不仅来自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分化，而且包括了权力与精英联手打造的、相互分割的多重意义共同体。

在21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正式权力还陷入宏大叙事中不能自拔，而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进入了意义碎片化的时代。宏大正式的官方叙事与意义碎片的生活世界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工作环境中以正式身份应对正式权威，另一方面在虚拟世界中则超脱而出，在相互分隔的生活世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意义诠释：社会学（社会科学）的新挑战

让我们回到韦伯的“意义之网”。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TA们的生活世界，即日常生活互动而来的“意义知网”。今天，一方面，语言和形象等符号构成的象征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范围和不同宣称极大扩展。信息源多样化，个人主体的多维化、生活经历多样化、更强的自我选择性，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的意义之网已经远远超越了面对面互动和日常生活往来。抑或可以说，人们自我选择的虚拟角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日常生活往来。面对面互动与虚拟空间互动，互为映像，意义交织，犹如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简言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意义时代： “现实”与“虚拟”融为一体，意义碎片化的现实或曰碎片化意义共同体。

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可以说主体间意义的建构基础正在发生着根本性撼动？社会学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和回答这些基本问题：主体间意义是如何建构的呢？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呢？今天的生活现实是如何建构的呢？

首先，主体间意义：理论叙事的宏大性与社会世界的碎片化。如一段流行视频所示，一位单位领导在讲台上空洞无物地啰嗦半天，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完全适应这一象征世界。这些正式场合与我们熟悉的虚拟世界越来越相似，现实与虚拟融为一体。我们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远超出经验层次的象征世界所驾驭征服？抑或我们已经进入了多维平行的折叠世界，可以在不同世界中穿梭来回而游刃有余？从面对面互动到虚拟社区，人们的社会关系与主体间意义是如何被重新建构的？在这样的象征世界中，共享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如何影响我们的行动？

其次，知识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知识是如何分配的？谁的知识？象征宇宙是如何够建构的，与人们日常生活、不同身份是怎样的关系？语言、文字、形象等符号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意义？

再次，各种社会科学概念——国家、人民、自由、平等、剥削、压迫、控制，等等——都需要在意义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和建构。

伯格与卢克曼在《社会建构的现实》一书的结束语部分，提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取向：结构分析与意义解析。结构分析依赖于象征符号沉淀和客观化而来的概念及其分类和此基础上而来的理论思路。在稳定社会过程中，这些概念、分类建立在主体间意义和象征世界中，结构分析可以借用这些共享概念和意义进行研究。在意义碎片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需要重新认识共享意义在新的象征世界中如何产生，如何在不同群体中和群体间蔓延或碎片化，这些不同意义共同体怎样塑造了社会行动、群体建构和集体行为，与已有的正式制度是怎样的关系。

在我看来，在当代社会巨变的今天，社会学研究——抑或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需要一个从结构分析到意义解析的转向。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语言、思想和社会现实。不仅需要批判，而且需要于解释和建设，需要新的社会科学视角和取向，超越狭窄的学科限制，而不是惯性般地用19世纪铸造的概念和思维定势套用在21世纪鲜活的社会现象上。

周雪光｜主体间意义、象征世界与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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