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的”共同体: 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

正文

国家是看不见的；它被看见之前必须人格化；被爱戴之前必须象征化；被想象之前必须被感知。(沃尔泽，1967)

让隐藏之物显现为可见，是现代技术的重要逻辑。“可见性”或“可见度”， 本是常识用语，用于商品营销、网页设计或工程技术领域，关心事物如何占据人类视觉的优势。 这一寻常词汇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获得了理论的意义。

“地方”，不仅是地理术语，也是政治概念，根据所指涉的空间不同而富有弹性——从幽暗的身体到日常的居所、所在的国家甚至神秘的宇宙。这些远近不同、大小相异的空间中，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最显著的政治单元。作为一个政治主体， “国家必须被承认是一种拥有自身生命的实体”，(鲍尔，法尔和汉森，2013:116)也就是要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可见性。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国家是一种“权力集装器”，常常通过系列化的权力运作显现自身。 这样，国家蕴藏于人们习以为常、亲身经历的各种事务之中。 国家还创造了相当繁复的象征仪式，以收获认同。 展望现代世界兴起的民族国家，其象征符号和仪式展演遍布日常。 挂在墙上的地图，广场上建立的纪念碑，随处飘扬的国旗，令人激昂的国歌等，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显现自身的文化实践。

不过，仅凭有限的亲身实践和间歇性的政治仪式，国家只能维系较低的能见度。每日发生的大量事件(如内政、外交、冲突等)，仍然不可见，也就谈不上被描述。因此，必须依赖某种更为机制化和日常化的传播手段。事实上，十九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常常与大众传媒的兴起步调一致，尤其仰赖报纸这一新媒介。 报纸发明了“新闻”这个现代知识形式， 通过持续地向国家空间注入具体的事件，那些超出人们经验的事务——就如疾病曾隐藏于身体一样，被报纸打开了，从而获得了被审视和谈论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报纸是和临床医学一样的技术，具有透视的力量：原本不曾清晰的国家，成为日常的“可见之物”。

有关报纸和民族、国家的叙述，最引人瞩目者莫过于“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强调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虚构面向，所引起的讨论十分繁复。 从定义看，民族在安德森的语境中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事实。而那些不能认识、相遇和听说的同胞，是“想象共同体”特指的对象。

进而，“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安德森特别指出阅读小说和报纸，“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 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几乎设定了文学、传媒领域讨论民族国家问题的整体范式， 富含洞见 。 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遭遇的质疑与其获得的赞誉几乎等同。威尼差恭对它的批评极为典型，他说：“安德森过于关注想象，即一个民族的可想象性。” 这是批判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假设。 中国学者也常常质疑这个概念不适合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仔细推敲，上述学者的批评，其实多源于“想象”一词给人的虚构之感，以及它的模糊语义。 安德森(2005:6)概念中的“想象”，并非虚无缥缈。 “想象”，只不过同时代的人无法面面交往的一种状态，是在那些不能认识、相遇和听说的人心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

当我们采纳安德森的洞见，将报纸作为民族这个政治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机制时，应 批判性地再思报纸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 确切地说，正是报纸这个媒介，实现了民族国家从“想象”到“可见”的转变，其方式是“静静而持续的渗透”，其语境是报纸读者们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国家和日常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那么，两者之间如何连接？国家在日常的形态为何？人们怎样捕捉“可见的国家”？

有关民族国家的论说十分庞杂，并无一种优势理论。 其中，精英和日常的不同取向是一个重要的争议。近年来，随着学术重心的普遍下移， 转换了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思维模式——从意识形态到日常实践。

带着这样的认识论，学者们描述了国家在日常存在的几种方式：一是“谈论国家”——通过日常的互动谈话来塑造国家；二是“选择国家”——对国家的感觉潜藏于人们所做的决定；三是“表现国家”——通过仪式化符号生产关于国家的情感；四是“消费国家”——用每日的消费习惯表达对国家的品位与偏好。

这四种形式的国家，主语是普通民众，对象是日常实践，看似平淡无奇，却与以往研究民族国家的象征仪式、话语建构、宏大场面等有极大差异，可说是在一种“由上而下建构(building)”的氛围中异军突起的“由下至上形成(making)”的研究范式。

不过，Fox&Miller-Idriss未能提及另外一项极为普遍的日常实践，即人们透过各种媒介与国家建立关系。其中，最基础的是“阅读国家”——通过各类印刷媒介“观看”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运作；尔后，随着传播形态变化，又增加广播、摄影、电视、互联网等新的观看方式。媒介的日常使用，塑造了人们对国家的认知、情感与认同。

与听广播、看电视相比，阅读是更为普遍、分散和个人化的行为。 文本的形式从莎草纸、手抄书、印刷书，一路变迁到大众报纸。并不是巧合，19世纪兴起的报纸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可谓一致。相较书籍，报纸每日更新、关心当下的性质，对塑造民族意识有特别的作用。

因此，阅读具有时间性的报纸，是人们与国家建立交往关系的最重要实践，国家也因此获得了日常的可见性。 日复一日地阅读报纸，意味着进入一个持续生产国家动态的空间之中。每日进出这个“不同的世界”，读者们将意义和情感赋予此处，并作为经验和记忆固定下来。

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在报纸上读到了什么？引发了哪一种情感或行为？ 在1991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 安德森意识到，报纸除了创造同时性经验，还在另外两个层面让分散的读者彼此关联，即事件与语言。

报纸这个媒介的重要贡献是发明了“新闻”。如安德森所说，新闻一般不会局限于本地，它绝大部分时候发生在未曾谋面的人们那里，并围绕“国家”叙述事件。

在新闻中，国家被拆散为不同的主体，处于持续地运动之中，进而成为可见的事物。 除此之外，报纸还为另一种重要的实践——“谈论国家”提供了原料。 “谈论国家”，是建立于“阅读国家”基础之上的另一种实践。 报纸兴起之后，交谈获得了新的性质和意义。 耳濡目染报纸上的这些词汇，改变的是交谈的性质。 散布各地的读者不仅同时谈论国家，而且阐释事件的框架也逐渐国家化。

鉴于以上，我们可以知悉，国家作为日常生活之“可见的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一方面，通过持续地阅读新闻，报纸的读者们确认了一个由具体事件构成的、处在持续运动之中、具有生命力的国家主体，其形象呼之欲出；另一方面，“阅读国家”还激发出“谈论国家”的实践，使之进一步发展为“可描述的共同体”。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兴起的过程，有着迷人的特殊性。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必须回到历史中国予以理解。 帝制时代的民众(特别是读书人)对“天下”有着亲密的情感，在遇到灾害、节日等场景时，“天下”空间常常就浮现出来，成为想象的——但并不是可见的——世界。由此，传统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在“地方”与“天下”两端较为发达，这一方面来源于对乡里空间实际事务的体验，另一方面来自对天下世界的道德关怀，唯独缺失“国家”这个中间环节(卞冬磊，2013)。

中国现代国家意识的兴起，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 近代中国的报纸成长了起来，并从内外两方面向“国家”逼近。一方面是对世界的呈现，改造了天下。世界形势、各国动向、外国与中国的交往，这些事件取代了原先抽象的和道德式的天下，各国形象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逐渐具体起来。 另一方面是超越乡里空间，通过对国家和社会事件的广泛关注，原先不甚清晰的国家内务不再是一个隐秘的空间。近代中国的报纸，大多创办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整体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无论出版于中央或地方、沿海或内地、繁华或偏僻，均受到近代救亡图存气氛的感染，而呈现出显著的国家主义偏向。

所以，一个缩变，一个扩张，这两个相互对应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兴起的图景。显然，这个过程与逐渐发达的报纸关系密切。从阅读的角度看，不仅识字的人通过报纸看到了国家的运转，还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以集体的方式“听报纸”，从而与遥远的国家保持了同步。因此我们可说，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报纸扮演了重要的“唤起”角色，是塑造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媒介。

可以说，报纸在近代中国培养了一个新的群体，其源头可从林则徐、魏源算起，到康有为和梁启超，再到五四以后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及在普通民众中形成的读者群。读报，让现代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正是在可见的基础上，报纸的读者们发现了彼此，进而对这个共同体发展出可描述的知识，可批评的议论，可诉诸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