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少儿图书展览会的展览大厅，展出了从60个国家3368幅作品中挑选出来的75幅入选作品
出版业一片萧条，童书出版领域却一路欢歌，
在市场与行政的双重角力下，中国原创童书会迎来春天吗？
对童书作者席璟来说，2017是个好年。年初开始，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柳暗花明了。一切来得猝不及防，又叫她忍不住拍手称快：就在去年9月，她还曾在家里嚎啕大哭，原创童话绘本的出版四处碰壁，付出像石头沉入海底；没想三个月不到，她一下从“有风险的新人作者”变成了几家出版社相互竞争的“抢手作者”。
同样高兴的还有原创童书编辑卫曼（化名）。2015年是她和同事最艰难的时候，童书市场爆火，新竞争者涌入。尽管他们早在2008年就进入了童书领域，但原创绘本漫画人力成本上涨，她们打不起价格战，也开始感到乏力，一度思考：是不是该放弃原创，像众多出版社一样，转向引进更好操作、市场反馈也更有保障的海外童书？
如今再回想起一两年前的动摇，卫曼庆幸，好在当时坚持下来了。相较之下，主要做引进版海外童书的编辑付蕊（化名）却头疼了。早在去年就计划好的引进项目，因书号审批放缓，被迫按下暂停键。本来她是可以赶上趟的：去年9月她就认识了席璟，但出于种种顾虑，从报题到磋商拖了好几个月，谁知最后还杀出个程咬金。今年的考核任务是铁定完不成了。她开始频繁地外出找选题，琢磨了几个，但毕竟经验、资源有限，成形的少。
翻天覆地仿佛只在一瞬。其实，大雨倾盆前，敏感的人已嗅出空气中氤氲的水汽。柳暗花明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地影响了羊群行进的方向。
然而，中国原创童书，会因此迎来春天吗？
999次机会
席璟在淘宝上定制了一千个手提袋，暖亮黄色打底，“本土童话家”几个字赫然可见，配上公众号二维码。最开始时，她只想订一个，打算见出版社时提着，也算是打造品牌。一查才知道，虽然单价才两块，但最少起订量是一千。她咬牙提交了订单，这样安慰自己：“每次见一个编辑，我就提一个新的袋子，那我现在剩下999个袋子，就是再给自己999次机会。”
那是2016年秋天的事了。时间再往前推，从冬到春，她写下了140个故事，有些是为了回答三岁儿子嘟嘟看似无厘头却非常哲学的问题，有些是自己想象力生发出来的故事，有些是为了满足嘟嘟喜好而定制的睡前故事……席璟是中国戏曲学院编剧专业毕业，编故事是老本行，也是天赋。走在绿芽抽枝的北京胡同里，她会突然双手合十，像个孩子般眼里放光，凭空想象一个奇异花园。
儿童绘本作家席璟 图/刘浚
在咖啡馆坐定，她从手提袋里拿出好几本绘本样书。样书是她自己做的，在创作故事和文字的基础上，自费在网上找绘者画图，再自己排版、印刷、装帧。本职工作就是编辑的她，在做书流程上，比其他人更便捷。不过，她所在的出版部门和童书搭不上边，制作细节全靠直觉和审美经验，得摸着石头过河。
拿着样书成品登门拜访，出版社自然喜闻乐见——用席璟的话说，这是把一个原创童书编辑分内的前期工作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拍板决定、修改、后期推广。当然，这对她自己也有好处。去年夏天，她还只有故事、没有绘图的那会儿，她把故事发给某出版社编辑，两礼拜后再小心翼翼去问，对方只以“还没看”草草打发。
席璟相信自己写的是好故事，正如不少看过她故事的编辑所言，以及踊跃争当经纪人的各路朋友们的捧场所证。编辑雪舟（化名）近两年经手过好几本原创绘本，在与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的合作中，她逐渐意识到，国内不缺有想象力的好绘者，但缺能讲好故事的作者，国内绘本的一大弊病即故事生硬。与席璟的相识，简直让她如获至宝。
但这都是后话。在席璟狠下心自费找绘者之前，故事本身，并没能让席璟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垂青。文字不比图画直观，吃闭门羹也在意料之中。有了图，编辑好歹会被画风和形象吸引，多少翻看几眼。
“你的故事不像中国人能写得出来的，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评价了。可是本土绘本卖不好也是事实，又是新人作者，风险太大。”席璟回想起去年一位主编级的人物看过她的样书后，恳切却无奈的语气。有一次，她甚至说服了某出版社主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对方抱歉而委婉地告诉她，渠道为王。
她近乎义愤填膺地说起国内绘本市场的崇洋媚外：市场惯性地将优质与国外绘本挂钩、将低质幼稚与国内绘本挂钩，如果没有名人效应或足够鲜明的卖点，本土原创作者几乎得不到青睐。当当童书榜的图画书品类里，自有数据记录的2014年至今，无论是精装还是平装，销量前20名几乎全是引进版绘本的天下，2016年开始才有一套原创绘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杀出重围，跻身榜首。
两条路
编辑付蕊也体会过市场规则的强势。2011到2013年，全国580多家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面对市场化竞争，渠道商是不容忽视的合作对象，而电商渠道如当当、京东等，在近几年变得尤为重要。渠道是否推荐、放在哪个推荐位上，直接关乎图书产品能否进入买家视野；来自渠道的搜索、浏览及销售数据，也最直白地反映着市场的喜好。付蕊记得几年前向电商渠道提交图书上架信息时，被客服打回来修改，对方明白地告诉她：“一定要把‘外版’两个字加在前面，会更容易被搜索到。”
市场信号再明显不过。这并不意外，毕竟，国外童书发展时间更长、整体水准相对高、行业体系更成熟，绘本领域尤其如此，这是儿童文学学界、童书出版从业者与市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编辑杨康（化名）2004年入了童书这行，十多年前，绘本尚未被国内市场充分接受时，她几乎是带着义不容辞的心情从事着引进海外绘本的工作，把国外经典绘本或是符合她标准的好书带到国内读者面前。进入童书出版圈的理想主义者，多半是抱着原创童书的梦想入行，但那时候，童书市场远不如今天火热，大众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多半停留在小儿科、幼稚读物的印象中，“绘本”这一舶来的现代概念及其价值，更远在大众的认知范畴之外。
先驱者十来年的开路，加上一代年轻父母的成长，终于在2011到2015年把童书市场推至鼎盛。据开卷数据，在出版业一片萧条的大环境下，唯有童书出版领域一路欢歌，童书作家收入位居作家富豪榜前列，童书出版部门的盈利也相当可观。眼看有利可图，不少强势的新晋竞争者也入场分一杯羹。
新晋竞争者最快捷的入场方式，自然是引进海外童书。付蕊2011年入行，正是童书市场开始引人注目的时候，供职的出版社也要顺势成立童书部门，任务落在了她肩上。没有资源没有积累，白手起家，像大多数编辑一样，她选择了一条已被无数前人验证可行的道路——购买海外童书版权，翻译引进。
“做引进书周期比较短，一般两三个月就出了，买版权、找人翻译，版式设计都是现成的，（书）也经过一轮市场检验了，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读者也买账，风险小，好上手。”五年来，付蕊经手编辑的童书，八成是引进版。虽然也有小部分和国内知名儿童作家合作出的绘本，但说到这，她皱着眉头想了想：“可绘者找的是外国人……哎呀，那可能得算是90%了。”
后进场的出版社想从原创童书白手起家，确实不是易事。老牌少儿出版社掌握着大部分国内儿童文学的名家资源，而自带名人效应的本土作者本就屈指可数。“一条是更难的路，一条是更好走的路，你选哪一条？”见过童书业内各色编辑后，席璟一度心灰意冷，用近乎质问的语气抛出了这个问题。
席璟坚信，做童书编辑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不只停留在“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童书之“道”。与各色编辑沟通时，她最不能理解的两个问题就是：“你的书是写给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的？”“你的书有什么功能？”她理解编辑要面对的市场环境，但仍不免瞠目结舌：“好童话是文学，不是按功能性的分龄。真正的‘亲子共读’是让两代人受益，是诗意和哲理共存的故事，而不只是妈妈陪着孩子念出来。这是我的理想，我也在写这样的故事，但却成为了我和一些童书编辑的最大分歧。”
选择背后
一开始就走上险途的，也不乏其人。卫曼所在出版社的少儿分社，自2007年起便着手策划原创童书选题，“当时想着市面上海外童书居多，但很少能看到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相关的绘本或漫画，觉得可能是个市场空白点。”
就这样，卫曼和同事们开始确定具体素材，找本土绘画工作室长期合作，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漫画中国》，以Q版漫画的形式讲述上下五千年。市场反馈还不错，2007到2009年势头最好的时候，合作的绘画工作室拥有七十多名画师——原创项目居然也能养活这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