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思维方式，成功者一辈子只用一次，但天天在训练

垃圾处理问题，一直是全球大城市的难点，而台北市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台北经验”，也是马英九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

在台北垃圾新政之前，垃圾回收费是按照水费的一定比例征收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比较思维”，都是公共服务嘛。但效果并不好，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完全没有让市民主动培养环保意识。

台北垃圾新政的核心是垃圾从量计费，市政垃圾车只收取环境保护局指定的垃圾袋，价格为每升新台币五毛，分类垃圾免征处理费，使用非专用垃圾袋会被重罚。

垃圾新政的妙处在于，用市场激励手段推行环保，垃圾分类做得越好，垃圾产生得越少，越省钱，所以效果非常明显，人均垃圾量减少了65.2%！

我们看看台北市政府是如何定义垃圾处理的“元问题”——

是的，我们是要向市民收费处理垃圾，但这是元问题吗？再想一想，我们是要减少垃圾排放？不错，这进了一步，可这仍然不是元问题。再进一步，我们是希望市民减少生活垃圾，保护环境？没错，这非常接近了，可这是市政府的“元问题”，却不是市民的“元问题”，再想一想，如何离用户需求更进一步？

“元问题”就是：如何让市民从垃圾分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空言环保？

不过事后诸葛亮简单，找到“元问题”却很难，因为比较思维是人类的思维惯性，下面是四个找到“元问题”的思维方法。

【找到“元问题”的思维方法之一：回到需求本身，而不是改进现有方案】

2010年的时候，我还在房地产广告行业，因为政策的影响，当时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变化——主力户型从改善型大户型变成首次置业的紧凑户型产品，这对于户型设计的收纳功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如果使用“比较思维”，很容易想到的是把储藏室变小，或者与其他空间功能合并，但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吗？

即使是改善户型，收纳也是个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消费者换房子，都觉得原来的房子“不舒服”，至于什么样的房子舒服，消费者不清楚，开发商也不清楚，给出的解决方案就很粗暴——换大房子。

当你仔细研究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收纳的问题不在于“收纳”，而在于寻找。据统计，我们生活中至少有10%的时间浪费在找东西上。也就是说，收纳的核心不是空间，房子越大越难找东西，我们都有为了找一样东西，而把家里翻个遍的经历。

这就找到了“元问题”——消费者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专门的储藏空间，而是让“放东西”和“找东西”更方便。

从这个“元问题”产生了“根技术”：家庭收纳的重点在于“把东西自然摆放在平常会经过的动线上，让收纳成为家人随手就能办到的事情”。

2010年后，很多新户型都取消了储藏室，变成了玄关柜、衣柜、储藏柜、橱柜、清洁镜箱等若干部分组成的收纳系统。

再接下去，就是很多设计原则，比如：在哪里使用，就在哪里存放；最好的位置，留给经常会用到的物品；不太会用到的物品，放到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柜子比较深的地方……

再接去，要考虑很多细节，比如鞋子，既要考虑当季与过季的鞋子的位置，也要考虑高帮和低帮对高度的要求……

甚至有很多情感需求，比如爱买名牌包包的女士，如何让包包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刚刚服务房地产时，因为太暴利，这个行业比种田还粗放，到我离开时，因为限购提高了入住率，因为消费者的觉醒，这个行业的产品已经相当人性化，这正是得益于放弃改造现有方案，而回到消费者需求的“元问题”思考。

我在《你那不是知识，顶多是横店的布景》中提出，知识管理方法是利用比较的方法建立“知识系统”，但如果我们的现有解决方案都不理想时，“比较思维”的重点就不是寻找类似的解决方案，而在曾经出现的“例外”中淘金，甚至是寻找打破常规的“黑天鹅”。

《汉书》里讲了一位叫丙吉的宰相的故事。外出巡视时，遇到一宗杀人案，他看都懒得看，但在路边看见一头牛不断地喘气，他却立刻停下来仔细询问附近的村民发生了什么事。

丙吉说：人命关天的事，地方政府一定会管，我不必去过问；但牛喘气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说不定会发生牛瘟或者别的事情，地方政府又不一定会注意到。

这正是管理学的原则，也是找到“元问题”的思维方法：用制度去管理正常现象，而管理者的大部分精力应该放在“例外”现象上。

你有一个很麻烦的客户，总是投诉奇怪的问题，你会觉得他很烦，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有价值的“例外”去研究？

你管理的销售区域，有一个小区成绩一直很好，你是凭直觉认为小区经理有能力，还是该“例外”的区域可能有不同寻常的机会？

法国科学家庞加莱有一段话：“正是例外让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因为它们最富有启发性。”

【找到“元问题”的思维方法之三：把自己放在新人的位置上】

商业史上的大部分创新都是由外来新势力实现，这是一个发人沉思的现象。

经历过早期windows系统的人，一定玩过“扫雷”或“纸牌”游戏，为什么做操作系统的微软要做这样的小游戏？

因为windows系统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设备——鼠标，它首先必须改变用户的行为。微软把自己当成一个电脑行业的新势力，希望通过这两款游戏，训练用户使用鼠标，学习单击、双击、拖拽等操作。

遗憾的是，当微软处于这个行业的垄断地位时，它也丧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新手”去改变用户习惯的动力。

早在1998年，微软内部就开发出了采用触摸屏产品，但盖茨不喜欢它，因为它的界面“不像Windows”，不是为鼠标键盘输入设计的。

Windows就是上帝，一切创新都必须兼容Windows。这个标准扼杀了微软内部的许多创新。

思考“元问题”需要资深人士的经验，但从“元问题”出发的“根技术”又会危害资深人士的既定利益。大公司的创新如此之难，以至于微信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但如果微信是出自QQ团队，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问过护肤品项目的合作伙伴，“安翠×佰能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周嘉伟：

“既然你使用的是成熟的无防腐技术，为什么那么多顶尖国际品牌没有使用？”

他的回答是：“在这个美容护肤行业，最创新的产品都不是来自大公司的实验室，而是来自于一个作坊，一个小的制剂厂。加防腐剂的做法已经如此通行，已经构筑了巨大的市场，无添加只是里面非常小的分支。那么，谁会愿意去革自己的命呢？”

事实上，我们的无防腐护肤产品的“元问题”，并不是“不添加防腐剂”那么简单，消费使用一款护肤品绝不仅仅因为它无防腐剂，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我会在今天的二条专文详述。

萨尔瓦多•达利，看过他的作品，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天才，但他的灵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了想象组合、具象化，达利有一套创意训练方法。

他在经过长时间的构思，极度疲倦的时候，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把钢勺，全身尽可能的放松，让思维在发散模式下四处游走，你担心他会睡着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钢勺会掉在地上，忽然醒来的达利就进入专注模式，迅速把刚刚的想象到的画面记录下来。

当你长时间用专注模式考虑一个问题时，你会有许多想法，有一些是造成问题的思维，有一些是解决问题的思维，但你找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元问题常常以变形的方式隐身其中。

达利的方法，就是把专注思维与发散思维的结合，让我们把造成问题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分离开来。

最后，你应该已经发现了，本文的编号是倒着写的。

事实上，这是我平时写文章的常用方法之一。不知道写什么时，从一个明确的结论开始，一步步往回倒推。而且，当你从“7”开始写时，你不会写到“5”就结束，一定会尝试写到“1”，看看会不会冒出新火花。只不过，为了阅读方便，本文仅仅把序号倒写。

找到“元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从“1”开始，可能你想到“3”就觉得差不多了。

创新思维从来就没有什么武林秘笈，即使日常工作中绝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元问题”思考，你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跳离“舒适区”。

好的思维方式都是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