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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当前规划体制改革的重点。

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主要面临两大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多规并存环境下规划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是空间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缺少统筹。在相同空间，城市建设规划与国土规划均涉及城镇空间用地管控，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叠；二是规划编制的依据、规范、标准、空间基底不统一；三是规划体系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落后。地位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除《宪法》少数条款外无其他法律法规依据。

其次，是“多规合一”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政府对国土空间规划认识不足。国土空间规划是促进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地方政府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未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国土空间规划；二是法律法规相互冲突，体制机制不顺畅；三是国土空间规划事权与职责不匹配，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重大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等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涉及“多规合一”的配套体制并未完全按照职能调整而调整，自然资源部门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困难。

从多规并存到“多规合一”，要迅速部署，统筹谋划，尽快度过过渡期，高站位、高标准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体制、机制，为此提出如下六点建议：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国土空间规划意识。

二是成立省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对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文件、重大规划、重点项目进行统筹研究和审议。

三是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多层次、体系完整的规划编制工作。

四是以大数据信息为支撑，建设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平台。

五是加强规划执法督察，各开发建设活动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对违反规划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六是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做好过渡时期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

在近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落实和完善促进东北全面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调发展重点。这对于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区、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的环渤海大湾区区域规划建设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它正是 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和对外开放战略前沿 。此外，2019年政府工作还提到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而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嵌入式创新平台，特色小镇也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向推进过程的一个战略支撑点 。

为此，连玉明围绕 构建环渤海大湾区、规范特色小镇建设、针对传统村落保护等方面提出多项提案。

1. “多规合一”式构建环渤海大湾区

超前谋划和推动构建环渤海大湾区，进一步拓展京津冀的疏解战略和湾区经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带动河北、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沿海城市发展，打造东北振兴新引擎，进而辐射东北亚，使环渤海大湾区与长三角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环渤海大湾区建设中，首先强化“多规合一”规划编制理念，借鉴国际湾区建设经验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其次，在京津同城化作为环渤海大湾区规划建设的中心环节的同时，更要发挥好首都核心作用，

2. 制定“负面清单” 避免特色小镇变鬼镇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向推进过程中的战略支撑点，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建设特色小镇当务之急是明确制定其发展的“负面清单”。除“负面清单”禁止的以外，其他均可以交给市场，政府不宜过多干预。

3.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努力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制定和全面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标准，进一步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对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可以放宽条件，先保护后开发。其次，要健全完善传统村落的保护机制。一是落实政府主管部门对传统村落保护的认定与监管机制，建立定期检查和责任考核制度；同时，探索第三方评估机制，进一步发挥第三方机构在传统村落保护普查、分类、评级和监督中的独特作用；此外，建立健全协同保护机制，要建立大数据平台，创新政府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工作模式，健全政府相关部门联席会商制度，确保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018年，民盟中央与财政部联合调研组就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问题，在多地进行实地调研。

根据调研情况，民盟中央提出题为 《晒“生态成绩单”领“生态奖学金”》 的建议。

1. 以“生态成绩单”为基础，强化资金分配导向。 一是生态环保资金的安排使用要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和污染防治项目，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加大生态扶贫力度，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脱贫双赢。二是完善因素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区域数量和面积，还要引入前期生态环境质量、承担国家生态环保任务等指标因素，体现长效激励和精准投入，加大对发展机会成本的合理补偿。三是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强化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结果在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中的运用，在加大正向激励的同时，对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变差、污染防治工作不力地区加大扣减力度。

2. 推动建立绿色利益分享机制，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一是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使其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坚决制止污染大、能耗高的企业进入，切实避免“一边保护、一边破坏”。二是引导生态受益地区加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交流、协作和帮扶，通过对口协作、园区共建、项目支持、飞地经济、产业转移、异地开发等方式，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补偿方式，让生态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三是统筹推进绿色税制建设，深化资源税改革，研究论证水资源税在调入区与水源区之间的合理分享，逐步扩大环保税征税范围等。

3. 大力推动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提高生态补偿效率。 鼓励跨省流域、区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依托长江经济带规划，在长江上下游以及主要支流和干流所在地区之间，引导建立科学合理、操作性强、互利共赢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广南水北调水源区和受水区的京鄂战略合作和“汉江水、津汉情”经贸交流等成功经验，推动沟通协调平台建设，促进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

4. 拓宽投入渠道，提升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水平。 一是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切实改变目前政府环保支出责任过重的局面。探索在城乡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等，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格局。

加快生态补偿立法工作，明确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确保生态转移支付补偿机制有法可依。

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设的提案，建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考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设计。

一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应做好与法律衔接。 生态保护红线是一个集成概念，与现行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重叠部分遵守原有规定，同时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严格管理制度。生态红线保护制度建设要考虑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涉及的法律相衔接和统筹。

二是厘定管理主体的上下、左右、前后和内外关系，按照专业化及权责对等原则分配各自权责。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涉及中央与地方，发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农业等多部门；涉及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监管者及这些身份所赋予的相关权责；涉及红线划定、落实、监测监管、问责等管理权责；涉及目标冲突、管理对象、管理客体的交叉重叠；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管理下游开发等不同的专业领域以及机构改革后的职能交接，应按照专业性、职责对等原则分配权责。

三是重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划定认证程序。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质量取决于模型是否恰当、数据是否全面和准确、数据精度和最终落地精度是否匹配等。应充分认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尺度性、动态性、后续影响之深远性、决策的不可逆性等特点，充分考虑误差和尺度问题，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经得起检验。

四是多维度考量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的控制，建立阶梯和弹性机制。 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中国实际，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功能类型、活动类型（负面清单列表）与规模、生态环境扰动程度、历史存在情况、累计影响评价监测等不同维度，合理规定刚性和弹性内容、一般性禁止和个案决定的内容、技术决定与政治抉择等内容。

五是建立数据、信息、知识、科学整合的支撑体系，以及多元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生态管控和修复。 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政务信息平台等工具，集成整合生态红线保护全流程管理中形成的数据、信息、知识，建立共享机制。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有关权益的征收、置换、异地补偿以及社会参与等制度，促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目标的实现。

两会前夕，《求是》重磅发布了 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对于 如何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 分享了观点。

1.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要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

世界观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且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深邃洞见,不仅强调我们决不能重走人类历史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从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要坚定生态文明的信念并付诸积极的行动。

2. 要让生态文明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信仰为人生观导航。以生态文明为信仰，可以塑造新时代健康向上的积极的人生观。推动绿色发展，既取决于发展理念、生产方式、制度保障，也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目标、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态文明信仰缺位的人生观主导下的许多行为，使“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等政策和举措难以落到实处。只有在全民中确立起生态文明信仰导航下的人生观，普遍形成的对于绿色的生活目标、绿色的生活态度、绿色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才会形成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的巨大力量。

3. 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要防止出现面子工程

习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中，特别阐述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的道理。“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这种馈赠，“就是”金山银山；这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向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的实现。在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工作中，我们要防止出现为保护而保护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要以人与自然这个生态的良性循环发展为着力点，要通过我们人类对自然的善待，获得自然对人类馈赠。例如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绿色服务业、绿色旅游业等等，让绿色资源的溢出效益最大化，实现绿水青山向“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城乡人口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城乡发展差距还很大，而且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要保障大家能够吃饱吃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农业就有很大的任务。从这个角度去讲，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我们现在发展阶段必须重视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历史的必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十九大提出的其他六个战略，一共七个战略一起写入了党章的修正案，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既是我国当前发展的必然性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

城市和乡村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城市和乡村都不是能够在现代社会里单独生活、单独存在，城乡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一样，各自都有自己重要地位，但是都不能替代对方。比如说城市，基本功能就是集聚人口、集聚资金、集聚创造力，最后让城市成为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它的功能。农村的功能，同样也是城市替代不了的，农村要生产粮食，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生态产品，还要保护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所特有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想推进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边的功能都要发挥好。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乡村振兴

从十九大报告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相对比较长阶段内的一个总的抓手。我们2005年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新农村建设到现在，也十三四年了，这是个很好的基础。乡村振兴通过哪些途径怎么去抓重点，总书记讲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通过这五个振兴去实现五大目标，这样就越来越清晰了。

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就是乡村振兴。再一个明确了总方针，就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如何把中央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抓手、总方针能够贯彻落实到以后的工作中去，当前处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农村搞成和城市一样的产业，也要注意生态宜居，生态也要振兴，还要注重保护和发掘农村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引入农村所必须的人才或者培养自己的人才，以及更加重视乡村的治理，更加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发展康养游助力乡村振兴 挖掘人口老龄化红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很多的政策信号，首先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一部分购买力可以释放出来。然后是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社区养老。到2030、2050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时期，老人的消费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发展康养游三位一体，是恰逢其时。

康养游产业可以与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结合、联动，通过康养游三位一体，能够促进和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带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

如何助力康养游产业发展？

首先，政府要及早规划布局发展康养游产业，加强农村在社会服务方面行业方面的一些投入，不仅有资金的投入，而且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撑。

然后，国家层面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先要有顶层设计或者战略，应该及早布局。

再有，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在整合城乡资源上，部门要协同，政策要集成，资金要聚拢。

还要宣传、引导、鼓励人们到乡村享受田园养生、养老。这应该也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村镇建设事业显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村镇建设事业工作日趋繁重，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村镇建设管理从制度设置到管理手段和方法，再到管理机构人员配备，都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不相匹配。

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现行的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是我国城乡建设必须遵守的基本法。但需要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如《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93年，国务院令第116号），至今均未得以随之修订，已不适应当前的村镇建设形势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还有一些村镇建设事业的行业标准，如《村镇规划编制办法》，也需要做出修订。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已出台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实施意见》，但与当前的村镇建设形势还是不相符合。

而从村镇建设规划层面来看，作为国家行政最基层一级政府，村镇建设规划工作长期比较薄弱，乡村建设更缺统一规划。而且农村建设多头管理上不衔接、村镇建设管理机构配备的薄弱，也导致了村镇建设的障碍。

为此， 建议加快完善村镇建设法规制度。 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指导之下，尽快完善修订出台《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随之完善修订乡村、集镇规划行业标准，指导村镇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此外， 还应推进优质村镇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并推进村镇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村庄规划理念和方法，按照结合农村实际、尊重自然、可操作性强的要求，科学编制村镇规划。完善村庄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掌控村庄变化和农村建设动态。加强部门协调合作，多部门参与，实施"多规合一"，统一规划、各司其职。

近年来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成为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农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大而不精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推动作用，要依靠科技力量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转型升级。

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需要借助科研机构力量，在规划咨询、科研创新、信息服务等方面与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全面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还需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支撑，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

一是在政策、资金上为乡村文化产业提供支持；二是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结合当代艺术元素进行传承和推广，打造乡村文化名片；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技术水平，培养一批文化产业人才，带动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工作领域、职能大大拓展，但仍存在着机构不健全、队伍不稳定、力量不匹配等问题。

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充实基层人员力量，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各地农户数量、村集体经济组织数量、农村集体资产规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面积、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量等因素综合测算确定农经管理人员数量。同时，建议县乡重组农经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确保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在乡镇有机构负责、有人干事。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当前， 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交通压力的挑战，建议在这些城市建立交通基础设施防风险体系，通过智能化等手段分级防控、提前预警，确保交通正常运转。

中国目前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都超过1000万人，城市的交通运输系统基本都处于饱和状态，普遍面临交通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交通运输系统的压力背后实际上也是交通基础设施承载的压力，道路、桥梁、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有可能给整个交通组织体系带来重大风险，影响市民的交通出行甚至是城市运转。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本身存在一些短板，例如城市地下管网老化、渗漏，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导致的路面塌陷等，应当在超大城市建立交通基础设施防风险体系，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监测监控手段进行风险识别、分级防控，提前预警，保证城市交通体系正常运转。

除此之外，还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目前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首先就是“资质挂靠”问题，其次，为保证工程质量建议取消最低价中标法，而是采用综合评标法或其他科学评标办法。第三，目前全国很多地区的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壁垒森严，应当打破地方壁垒，开放市场，取消企业进入各地市场的备案制度，促进行业的长远发展。

我们的城市轨道，在不断地加密，但都是站站停的，结果就非常滑稽：我们到天津去，半个小时就能到，反过来到我们眼皮儿底下、脚跟儿前的城市副中心、新城却要一个半小时。 应当充分利用市郊铁路这种连接市中心和郊区的快速大运量通勤系统，打通大都市圈的交通“大动脉”。

都市圈与市郊铁路

最近国家发改委发文，提出促进都市圈的发展，以城市群为主导形态建成各级城市协同发展格局的思路。都市圈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交通。在都市圈内，交通的主要形态之一就是市郊铁路。

市郊铁路是连接市中心和郊区的快速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系统，是利用铁路来开展通勤交通、使之成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一部分。只有大运量、快速、便捷的轨道交通，才能够支撑我国城镇化的巨大需求，才能够让这些大城市不至于陷到城市病当中去，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国家的重视。

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

一是要提高违法成本 。我去英国，看到一个宣传牌，提到“乱丢垃圾最高罚款1000镑”。我当时很震惊，问当地的人，当地人也认为罚款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面对这么巨大的违法成本才不会乱扔垃圾。大家可能都听过类似这样的段子：治理乱吐痰，一次罚款5毛，一个人被逮着了，掏出一块钱，“不用找了，再吐一口”。像这样的处罚力度，那是没有用的，执法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去看着。

二是立法不能一刀切 。 我们国家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非常大，但是不能因为不平衡就把大家都拉平，这个思路一定要改变，要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下给地方以充分的自由权，使之可以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问题调整处罚力度，这是对我们国家立法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