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七中食堂成“垃圾场”！这一次离立法实施只差18天！

3月12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被爆食品安全问题，3月13日，成都温江人民政府金温江接连发布通告称，已对食品原料封存送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立即终止与原食品供应商的合作。而该学校食堂此前曾获四川省标准化示范性学校食堂表彰。

据了解，该校食堂并非学校经营，而是外包给了一家名为德羽后勤的公司。该公司目前服务于成都树德中学、成都七中、广元中学等20余所学校，覆盖10万学生。但是在追责德羽的同时， 我们不禁要问，学校管理方的监管在哪？所谓的校领导陪餐制度又落实在了何处？

前有国际学校发霉番茄，今有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猪食”。谈减负，谈升学，在教育不断被重视，被规范的同时，学校安全问题却一直被忽略。在一次次的监管与追责中，何时能有关键进展，孩子不应该是事件爆发和可能解决的源头，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亡羊补牢”，这样的说辞似乎公众并不能接受。

成都温江人民政府官微就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问题”

接连发布通告

学校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侧面暴露出我国学校办学机制不健全。 单就餐饮服务一个方面而言，我国目前大多数的餐饮企业已经形成了包括制作流程全面监督、管理流程全面标准化等完善的内控管理体系。以海底捞为例，其总计制定超过50个标准程序管理从采购至加工和库存流程，超过500名专职人员负责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反观学校食堂管理，承包机构没有明确提升自身水平的动力，学校缺乏动力督促承包机构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学生没有决定服务水平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出事即万事大吉”的态度，或许是造成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爆发的根源。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何周对i-EDU表示 ，学校与承包经营者关于食堂安全卫生责任的详细规定主要体现在承包经营合同中。食堂实行承包经营时，有些学校认为，校长与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承包经营者是实际上的负责人，权责不清晰极容易导致学校食品安全具体管理的真空状态，引发食堂食品安全事故。

对比多次出现的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第三方餐饮公司总是第一时间被推到台前。 食堂承包制的出现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 。一方面专业的团队可以更专业的管理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集中统一的采购和配送可以降低整体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收益。学校食堂的管理涉及到食品、卫生、消防和环保等多个方面，学校办学者本身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将学校食堂交由第三方机构承包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图：部分公开资料显示的校园食堂承包合同文本）

在常规的承包合同中，多数情况下是对于承包方自身管理的明确要求，包括食材采购、食品制作等。 而作为服务主要监管者的学校而言，在合约中则更多强调有权利对于承包方的服务进行检查和评审，但不强调学校在监管过程中的责任。

由此，造成了学校食堂服务的使用者、提供者和监管者的分离。学校 本应是食堂服务监管最重要环节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学校办学者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的强制力，却远远弱于对于教学质量的强制力 。从而为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留下了“真空”的可能性。

何周表示 ，学校食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制作过程没有可视化或管理流程没有标准化，而是权责错位和监督机制不具有实际操作性。权责错位体现在学校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实际管理人不一致，责任人没有能力或动力日常监督食堂食品安全的管理。学生在食堂食品卫生安全最具有发言权，但在监督中过于弱势。

据统计，2018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校园用餐市场需求规模庞大。如果不是成都七中特有的光环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何时能成为办学过程中的必答题？

去年9月，针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国务院教督办曾约谈相关负责人，要求清退违规供餐企业并列入“黑名单”；11月，安徽教育厅提出制定学校午餐管理办法,引入准入与退出机制，并将落实中小学校长配餐制；2019年2月,北京市教委也接力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并强化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中国质量协会儿童用品分会会长杨志斌对i-EDU表示 ，目前社会上普遍将升学率、教学质量、学校规模当成了是否是一个好学校的唯一标准，社会也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办学体制上，不管公办民办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应当从各个环节、方方面面制定标准，应该像虐童事件一样，出台一票否决的相关规定。

何周律师也有相同观点，他认为应该严肃责任追究。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责任人和承包企业及负责人实行 “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一票否决制” ，探索建立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黑名单” 制度。

教育部办公厅去年年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那时距离红黄蓝事件发生过了将近1年。相比于红黄蓝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的关注，有关校园食品安全政策法规的出台甚至更快。

就在2天前，3月11日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并于4月1日正式施行。这时距离去年“烂番茄”事件过去5个月，可以看出，为了进一步保证校园餐食品安全，立法和监管有关部门也在加紧填补空白。 其中，也提到学校食堂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并建立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而此次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正是因为这部分监管的缺失。

法律永远有滞后的属性，但是在此次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加快完善法律进程的希望。但是对于校园安全问题，地方官员与校长级别如果不能真正的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则只会停留在文件上。 对此杨志斌表示，教育部关于校园安全建设其实很努力，不断出台文件逐渐规范行业，但是在落实上却有一定的差距，教育部的文件到了地方则有可能出现“说了等于做了”的情况 。

何周律师也认为，我国关于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是不够，而是没有真正的落地。立法只是规范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的第一步，真正重要是能够落地。一方面要严格准入机制，招标过程透明化，允许学生和家长监督，甚至是参与选择。另一方面要强化日常监督。明确并向社会公开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的具体责任人，建立标准化的日常管理流程，发挥学生和家长的监督主体作用，畅通日常监督举报机制。

当初的“红黄蓝”事件，所引发的舆论风暴，或许是政策的导火索，但并没有起到绝对震慑作用。对于“红黄蓝”及相关企业来说，若干讨伐所造成的伤害或许都抵不过一纸文件。由此，社会关注只是一时热点，但真正改变现状仍需要政府承担相应责任。

但是虐童事件之后的霉番茄、及今天的“毒食”事件......伤害不可逆，对孩子来说永远不存在亡羊补牢。政策不能在事件之后，我们在寄希望于政策、在一次次倒逼监管及法规的同时，不禁追问， 何时以孩子为本才能真正成为学校自觉的出发点？

撰文 | i-EDU

校审 | 石斛

视觉 | 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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