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湾区评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亚太地区注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从地缘政治大转移的角度来说，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危险。
2023年7月，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宣布升级日本和北约的伙伴关系，并发布了新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在联合声明中，岸田文雄称，他希望在北约增加与“印太”地区接触之际深化与北约的合作，且确认北约将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处。75年来，这个以防御“苏联入侵”为由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不断越界扩权，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近年来加速东进亚太。
郑永年教授认为，北约战略转向中国的背后是美国想要“重返亚太”，是遏制中国的又一尝试。美国大打认知战，在欧洲塑造所谓“中国威胁论”，挑动阵营对抗。美国还在亚洲将日本、菲律宾作为“代理人”以遏制中国。俄朝共同防御协议的签署更将进一步促进日韩与美国的联系。可以说，无论是地缘政治、常规战争和核威慑，亚洲的局势在迅速恶化。而如何应对如此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局，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随着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动荡不安，这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新形式的冷战早已经在大国之间开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发生在哪里？
所谓的世界大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是相关国家制造的。但是，国家并非抽象，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尽管参与（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战争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决定战争与否的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相关国家的掌权者。
即使对决定战争的掌权者来说，战争并非毫无理由。
自古至今，战争背后便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是利益驱动人们发动战争。
这方面，人们可以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从内部革命延伸到国际冲突。托克维尔认为，贫困不见得造就革命，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从贫困到富裕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了利益分配。国际冲突也具有同样的逻辑。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导致两种不公平：一是一国之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
内部不公平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国家间的不公平则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
欧洲的一战、二战便是欧洲高速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
有了这个结构性条件，形成战争的“导火索”则成为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客观的“导火索”，也会有人制造“导火索”。有人好战，有人不好战，但总体上看，
当政治、外交和威胁等其它方式解决不了利益纠纷的时候，人们就会诉诸战争。
好战的政治人物较之不好战的政治人物更倾向于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
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依然在进行，人们担心这些地区性冲突可能会演变成多国卷入的更大冲突。不过，大部分观察家并不认为这些地区会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同时，各种迹象表明，主要大国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引向亚洲，亚洲正在迅速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2022 年 9 月 12 日，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收复的领土上帮助一名受伤的战友
（图源：美联社）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亚太地区注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道理很简单，这里具备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所有要素，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经济利益+美国+亚洲版“北约”+军事现代化+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正在成为亚洲战争的重要组织者，而美国策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亚洲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考虑到美国无法通过革命来消化其内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时，外部战争变得更具可能性（参见
《美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一文）。至少自近代以来，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是两种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国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可能性。
为什么是亚洲？
在论述亚洲之余美国（和西方）的重要性这方面，美国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这些论述无数次地被重复。美国外交界两位重量级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刚刚出版的著作《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实力的崛起》(
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中对此作了最为直接的表述。在这两位外交家看来，
亚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亚洲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据的“数据”和中国的崛起。
亚洲拥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经济体中的三个，占全球40%的GDP，全球总出口量的41%和进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现役军人，前十大军事力量中的六个，九个拥核国家中的五个，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国家中的六个。但在他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持续威胁”。
这些数据来之不易。
在过去数十年里，亚洲区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为和平的区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的另一奇迹
。上一个这样的奇迹发生在一战三十多年前的欧洲。当时欧洲也实现了高速的发展，繁荣与和平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以至于当时的人们认为，没有人会诉诸战争来解决国际问题，诉诸暴力（革命）来解决内部矛盾。但不管人们对和平寄予多大的期望，战争还是发生了，并且不仅一次，而是两次战争，还是卷入多国的世界大战。
现在轮到亚洲了。如同一战前的欧洲诸国，今天，经济发展也加快了亚洲各国的军事现代化。尽管亚洲国家经济上也实现了互相依赖，甚至是高度的互相依赖，但也如同欧洲，由于各种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亚洲的和平极其脆弱。在经济互相依赖的表象下，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史无前例，国家之间的现实矛盾往往伴随着历史问题不时地浮上台面。
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给“域外”大国——美国——一个极其有利的结构性条件来主导亚洲事务。
尽管美国声称要实现的是美国治下的亚洲和平，但事实上刚好相反，美国主导下的亚洲正在快速地滑向战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1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5%（图源：新华社）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并非“域外”。所谓“域外”国家仅仅指的是地理位置，即美国处在太平洋的东岸。但从利益来说，
美国是深度嵌入亚洲的。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深度介入亚洲事务，从日本到朝鲜半岛，从东亚到东盟，没有一个国家如美国那样深入嵌入亚洲。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即使在经济上，美国也越来越成为亚太国家，而非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
如此，美国维持“帝国”（霸权）的欲望和其在亚洲实际的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动力，在维持霸权的同时获取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上，人们把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广泛视为美国开始把其注意力、时间和资源大幅转向亚洲地区的标志，从而增加美国在本世代决定性竞争中的胜算。
“重返亚洲”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就这点而言，实际上，这一政策的起源更早。
前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美国传统上的“敌人”不复存在。自那之后，美国开始重新界定“敌人”，那就是中国。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一上任，美国就开始盛行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并且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只不过“9·11”恐怖主义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拖延了美国的亚洲战略。
上引两位作者布莱克威尔和方丹书中总结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失败的几大原因，包括：第一，美国长期低估了中国带来的挑战；第二，其他地区冲突不断，分散了美国的精力，旧的冲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叙利亚、伊斯兰国等问题，新的冲突有俄乌战争，以及再度爆发的中东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等；第三，美国历届政府对“重返亚洲”的具体目标、财政开支、政策细节一直存在分歧；第四，这个议题在美国国内关注度过低，导致没有一任总统给予足够重视；第五，亚太地区没有发生类似“珍珠港偷袭”或者“9·11”那样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够关注。
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失去了十年之后，美国必须重新转向亚太了。这也是自明的。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讨论过的，
自“印太”概念产生以来，美国已经在这个地区构建了至少7个“小多边”，并且都是针对中国的。
在美国的各种声明中，总是强调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所谓的因为中国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说“避免”战争。但是，经验地看，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美国的作为正在构建一个总体战争构架，并且是全球性的构架，至少包括“北约”、亚洲版“北约”和亚洲国家。同时，美国的作为也引发了俄罗斯和朝鲜的战略急速调整，也同样把“冲突点”引到亚太地区。
2023年5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图源：法新社）
北约战略重点转向中国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要务。
中国和欧洲国家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之争，双方的交往一直以经贸为主。但是，
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大搞认知战，塑造了所谓中国对欧洲构成了“威胁”的认知。
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和欧洲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拖垮俄罗斯，但显然并没有达到其目标。因此，美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俄罗斯能够支撑这场战争的“主导性因素”。美国主导的诸多欧洲政策研究机构竭力配合和落实认知战争。这很快促成了北约战略转向中国。
今年，北约成立75周年，已经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新增了芬兰和瑞典。但是，
北约早已经不再是其所宣称的“和平使者”，而是成为了十足的战争制造者。
俄乌战争的背后便是北约的扩张对俄罗斯造成的极度不安全感。
今天，北约在努力往亚洲移动，并且充满了准备战争的味道。
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7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
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尓·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联盟’”。麦考尔还表示：“让我担心、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这次峰会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围绕中国，北约聚焦五个议程。第一，北约为什么要把战略关注转移到中国？第二，北约要向中国传达什么信号？第三， 抗击“中国威胁”，北约要如何发挥实质作用？第四， 北约是否会与中国直接硬碰硬？第五，北约为什么要再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019年12月3日北约领导人周三在伦敦北部沃特福德的格罗夫酒店和度假村举行。北约秘书长表示，不希望成为中国的对手，但北约仍将首次正式承认中国构成了“挑战”（图源：路透社）
在北约峰会前期，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竭力妖魔化中国，一如既往地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表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与中国、朝鲜和伊朗的关系是多么紧密。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主要推手。”
正如国际事务观察者们所预期的，北约峰会发布声明，首次公开谴责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
为了把北约引向亚洲，或者建立亚洲版北约，
美国主导的北约近年来积极寻求与亚太国家合作。
今年的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自2022年以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所谓的“印太四国”（IP4）一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话来说，这四个国家历次受邀参加峰会体现了欧洲伙伴国和亚太地区伙伴国日益认识到，彼此的安全挑战正在日趋融合，“这是我们政策中非常刻意的部分，就是打破欧洲联盟与亚洲联盟之间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