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创业大街”的一年：一地鸡毛

对于周博（化名）来说，2016年6月1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亲自参与筹备的杭州创业大街项目在那天正式启动了开街仪式。

几个月的宣发、造势，已经让这条与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同名的“杭州创业大街”提前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目光。开园当天，杭州创投圈的不少媒体公关、投资人、创业者都前去祝贺，大家对此抱有的期待是，这或许是继2015年3月杭州梦想小镇开园后，另一块让杭州创业创新氛围拔高一个层级的造梦地。

同一时间，强大的资本寒冬浪潮正在侵袭着全国，创业成本提高，寻找投资已经没有前两年那么容易。对于杭州来说也一样，“只要是从阿里出来创业便有VC捧着钱去投资”这样的梦幻神话已经不复存在。

人们在逐渐接受现实，同时又希望有所改变。

周博在大街开园这天很兴奋，他曾经在投资机构工作，后来则是园区的运营方员工。虽然身份的突然转变让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是看到创业大街能吸引到如此多的媒体关注，还有络绎不绝过来参观交流的人群，他放下了之前所有的心有不甘，决定专心投入到大街的运营工作中。他隐隐觉得，这条街一定能火。

一年过去了，这条大街现在又呈现什么状态？是否在向华东地区第一的创业集聚街区目标靠近？这其中又存在着哪些问题？界面创业记者与参与这条大街创建的员工以及入驻其中的创服机构聊了聊。

如法炮制的创业梦想

杭州创业大街位于滨江区阡陌路459号聚光中心内（物联网小镇核心区），占地近两万方，四周环绕着吉利汽车、海康威视、聚光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创业大街由滨江区政府指导，聚光科技和跨星创投联合发起，跨星作为独家运营方。

“跨星”前身是一家创投机构，成立于2015年，后又转型做园区运营。“一家全新的投资机构想在杭州突出重围，不是一两年时间就可以搞定的事情，而正好当时有另一个机会（运营创业大街），于是我们几个合伙人一商量就开始做了。”跨星联合创始人吕子睿对界面创业记者说。

而另一个原因是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大量商业地产亟待升级和改造，严峻的楼市库存压力导致“空置”的住房可供2.2亿人口居住。跨星创始人胡浪判断，所有存量空间面临着巨大的提升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星开始了创新空间运营模式的探索。

滨江区的特点是上市公司、大企业占多数，创业创新的小企业却没有形成聚集的状态，也相对缺少创业氛围。这种情况下，跨星创投提出想要做创业大街的想法正好与政府一拍即合。两方的沟通很顺利，在有聚光中心现成地皮的情况下，大街项目快速推进，总筹备时间仅花了三四个月。

前期依靠着跨星几位核心创始人的人脉以及对标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宣传，园区吸引到了一些不错的机构入驻。胡浪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志在将创业大街建造成继中关村创业大街、深圳湾创业广场后华东地区第一的创业集聚街区。”

名气随着大街喊的口号一起打出来了，不少外地或是本地的创服机构、科技媒体、创业企业都主动寻求与大街合作。当时对接整个大街合作业务的跨星员工曾自信地对我说，这应该会成为华东创业第一高地。

但现实是，在几个月后，大街入驻企业对大街的评价与当时的口号宣传相去甚远。

某知名创服机构负责人陈宏（化名）告诉我们，去年选择杭州创业大街入驻是因为觉得会和中关村创业大街相似，“创业大街当时描绘的是和北京创业大街一样的创业项目的聚集地，我们想有项目之后资本自然也会跟过来，另外滨江大公司也很多，比较容易找人才，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就入驻了。”

满怀着希望入驻，但在一年后，陈宏却给这条大街打出了连及格线都不到的分数。

陈宏认为入驻企业和官方运营商跨星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政府给到了跨星资源，而跨星回馈给企业的却比较少。他认为，现在和大街运营方的沟通是非良性的循环，园区资源丰富度的不足与企业对资源不满意而不愿意入驻，互相卡住了对方。

“如果他们有格局，能够给这些企业更多的诱人条件，那企业类型也会更丰富，出成绩的可能性也更大。如果他们的资源拿的多而给我们享受的少，那我们能够给企业的就更少了，对企业的吸引力也会降低。”在陈宏看来，企业去哪一家孵化器完全是市场行为，看你给什么政策有什么优惠条件，“况且现在滨江给的政策没有梦想小镇那边多，所以我们竞争压力也很大。”

这种竞争压力在创业大街被描述得尤为明显。吕子睿告诉我们，创业大街有个团队曾和他说，有城西梦想小镇的人来挖他们，承诺企业如果入驻成功可以拿到十到二十万不等的补贴，甚至有个说法是有些项目入驻了还会发黄金。

梦想小镇否认了发黄金的说法，但在被戏称孵化器要比创业者都多的时代，要吸引尽可能多的创业项目入驻，创业大街的优势显然并不明显。

除了政策方面的原因，基础的服务不足也是其中一点，比如跨星曾承诺大街内某众创空间的远程会议系统，但没有兑现；向部分空间承诺享受运营费用的利润分成也没有实行；帮助相关空间申请资质也没有给到，比如原本大街内所有企业的申报应该跨星去办，但最后都变成了企业自身去申报。

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也带到了大街成立一周年的活动组织上。相比于一年前各家众创空间联合起来开展大街成立的创业周活动，这次创业大街成立一周年，大家的热情却不高，最明显的变化是没有联动举办创业性质的活动。陈宏认为这是因为官方运营商自身的能力所限，就算是联动了企业，能发挥的余地也不大。

这一点也在跨星今年离职的员工小昂（化名）口中得到了证实，“这次的一周年庆没有把大街上的机构牵起来，主要还是因为跨星起不了带头作用。我们当时也想过做一些活动，把大街的气氛盘活起来，实际的操作层面却跟不上。一个是大街上的机构并不积极，另一个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合作效果不好，跨星之前做的事让他们觉得不是特别靠谱，不想费心思吧。”

多家创服机构中途退出

长期积聚的不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创服机构退出了创业大街。

杭州本土的众创空间蜂巢于2016年11月16日在创业大街举行了开业派对，邀请了杭州创投圈的一众好友参加，而几个月后，我们再去了解蜂巢在大街的情况时，得到的回复是蜂巢早已经离开了大街。

之前驻点滨江创业大街的蜂巢员工对界面创业记者说，撤出的很大的原因是之前谈好的政策最后不承认了，他们找三方协调了很多次，都互相推拖所以蜂巢才会不得已离开。不过跨星对此倒是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蜂巢当时是与聚光中心签的约，没有经过跨星，不是正规流程，所以最后退出也和大街没什么关系。

另有消息称，微链、泛创空间也退出了大街，不过我们在求证时跨星表示，并不是很清楚泛创空间还在不在大街，因其办公位置严格的说不属于杭州创业大街的管理和运营范围内，所以他们一直没有享受到创业大街的政策，陈宏之前也接触过泛创，“之前说过要谈合作的，但是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也没什么音讯了，或许是走了。”而微链的退出对外解释的原因是合同到期。

跨星并非不知道园内一些企业对其不满。

吕子睿在接受界面创业记者采访时表示，运营方在运营园区过程中和入驻企业产生一些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有人带有负面情绪也实属正常，“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政府，政府在给我们考核的时候是有指标的，我们以考核指标作为负责制，而不是以名声作为负责制的。我们是一家商业机构，不是一家公益机构，我只需要对我的甲方负责。”

持有这样想法的园区、孵化器运营方或许不在少数。

数据显示，从1987年至2016年底，全国纳入火炬计划统计的众创空间有429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3255家、企业加速器有400余家。近三年间全国新建成孵化器1787家，占30年孵化器总量超过一半。在双创热潮下，大量的孵化器、众创空间、园区等创业孵化性质的办公空间诞生，不过短短两年间，淘汰了很大一部分入局者，而另一些还坚持在赛道布局的玩家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主要的忧虑点来自于其盈利模式的单一以及过于依赖政府补贴。

2016年，包括苏河汇、莘泽股份、创新工场、科技众创、宏福孵化、创富港、正润创服、赢家伟业、合肥高创等在内的9家登陆新三板的联合办公空间共实现净利润7849.4万元，相比2015年的5806.85万元同比增长35.17%。

这对被唱衰已久的市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媒体披露，这9家公司共获得政府补助4115.86万元，占比超过9家公司净利润总和的50%。抽出这一部分政府补助，9家公司净利润仅为3733.54万元，平均净利润414.83万元。连新三板企业都如此依靠政府输血，可以想见其他孵化器的情况。

依赖政府给予的补贴，也同时需要达到相应的考核指标，这一点也是跨星自认为在给政府打工的原因。吕子睿觉得，有些企业没有拿到政府提供的资源政策，是企业本身没有达到要求，“这些政策本身是有很多条框限制的，是有要求的，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有配套的考核，政府不会白给你钱。”

我们在一份某孵化器运营方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中看到几条条款：

乙方每年须引进、培育项目不少于5个，其中注册地址在XXX（该园区所在地）的项目占60%以上，常年办公人员不少于60人

乙方引进且在XXX（该园区所在地）注册的企业三年内新增估值不少于800万元人民币、1500万元人民币、2500万元人民币或三年内每平方米税收不低于300元、500元、1200元

乙方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创新创业大赛，每季度须不少于一次投融资路演，每月不少于两次创业导师讲座。

乙方引进且在XXX（该园区所在地）注册的企业三年内不少于一家被收购或列入上市辅导期。

甲方按合同年度进行考核，若乙方当年度考核累计完成率未达75%的，甲方有权以保证金抵扣空置面积房租。若乙方当年度考核累计完成率未达50%的，则本协议提前终止。

这些考核要求最后是否完全落实我们不清楚，但我们或许可以在11月1日“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注册科下发的关于暂停企业入驻集中办公区及孵化器的工作通知”中窥知一二。

通知指出，近期发现集中办公区主办单位存在未按规定落实主体责任，未实行统一的纳税服务管理制度的情况，按照区长办公会会议精神，即日起暂停企业入驻集中办公区（包括设立及迁入），已通过住所平台上传的企业除外。

现在看来，政府已经有所行动。可以想见的是，一旦暂停了创企的入驻，也同样会波及到与其相关的园区众创空间、联合办公空间以及孵化器。

在杭州虽然没有类似这样的通知出台，但据我们了解，杭州梦想小镇管委会与各家孵化器签订的免租金等政策的时长为3年，到明年3月28号，就满了三年之期，是否续签还未可知，如果各家还继续依靠政府补贴政策这样单一的盈利来源，再过一年，一旦政府收缩这块的财政支出，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撤出。

当然，各家孵化器也并非不知道自身造血的重要性，陈宏和我们说，“我们确实想要陪伴一家创业公司成长为独角兽，也想要探索自己的盈利模式，孵化器不能光靠租金，以后政府对孵化器的租金补贴会越来越少。但众创空间的面积小，可盈利的空间有限，我们给旗下企业的服务也有限，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资本寒冬下的“梦一场”

2016年4月21日，在跨星的牵头下，各机构正式在北京中关村签订了入驻杭州创业大街的战略合作协议。当时的第一批签约机构包括了3W、创业邦、天使汇、腾讯南极圈、脉脉、以太这样的外地知名创服机构，以及微链、面包公装、曲速空间这样的杭州本地企业。

将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作为签约地点，取的名字又极为相似，杭州创业大街从而被认为是以中关村创业大街为样板进行建造的。跨星合伙人欧阳薇并不避讳这种比较，“我们跟杭州本土双创空间不同，引进了3W空间、创业邦这些中关村现有的品牌，打算复制这种模式，入驻团队更注重创新。”

但有意思的是，北京创业大街早已显现出凋零的趋势。在创业大街呆了将近3年的某创业公司员工苏苏的感受是，之前走在路上有人热情地向她介绍自己项目并扫码送礼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凋零了，北京好多咖啡馆都改成了酒吧，创业者不够用了，没生意回不了本。”现在，北京创业大街的热闹在于每天都有远道而来的参观团涌入大街，他们兴奋地逛着这条曾经创造出百亿估值公司的大街，七嘴八舌的讨论着从这里得到的新灵感，并想象着回去后大干一场的场景。

这条曾经孕育出车库咖啡、3W咖啡、天使汇、创业家等企业的创业大街现今俨然成了宣传阵地，继续向外界编织着一个个创业梦。

而距离其1276公里的南方，一条与其同名、并在初期打算复制其模式的杭州创业大街还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却似乎有了相同的趋势。

和北京创业大街相似，杭州创业大街也承担着接待参观团的任务。一家入驻大街的企业员工用“坑”来形容入驻大街后的感受，“参观的人太多了，都需要我们出人力去解说、接待，其实这是很影响工作的。”

当时信心满满地周博后来离职了，最近对界面创业记者说起离开的原因，除了对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外，客观因素上，他不满意大街运营方跨星没有用心的去运营创业综合体这个事，“因为运营需要经常搞活动吸引人流，投入成本和精力较大，但在运营思路上，跨星更加着眼于眼前利益，例如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和原本综合体想做的事情有点不同。”

而跨星认为，杭州创业大街已经在开园的时候被炒热了，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杭州创业大街这块牌子立起来了以后就很难被动摇。”

“我知道肯定有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式方法，但是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资本寒冬），你要做得更好，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这个时候要节能，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耗费能量也没有用。”吕子睿说道。

机构也无奈于大环境不尽如人意的事实，但同时又在宣传稿中依旧极力粉饰已初显衰败的局面——或许是为了政府补贴，也或许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对“事情在逐渐变好”的期待，于是终归又造出了些“美丽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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