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当一名出版社文学编辑，有没有统计过每天大概会读多少字的作品？
马：
马未都先生在青年出版社做过编辑，他说编辑们快速阅读的能力大多是因为约作者练出来的。为了与作者深入交流，尤其是跟不太熟悉的作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读他们的作品，还要能提出有见地的评论，这就需要编辑具备快速阅读的能力。
做职业出版编辑，速读是很重要的技能。速读，迅速判断选题价值，在激烈的版权竞争中有时是决定性的。资深翻译家卢欣渝先生长期为三联等知名出版社作译者。有时，编辑们会紧急将一本急需处理的英文版权书送到先生家，火急火燎地求出版意见。卢先生的策略是，不论时间多晚，他都会在睡前开始阅读这本书，读完后直接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写出版意见，等编辑上班了，意见也写好发来了。
阅读的字数跟速度、质量有时候没办法做到完全匹配，所以好的编辑一定有自己的速读技巧。拿我自己来说，我这周的工作包括阅读两位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样章，共计5万字；一本关于丧亲疗愈的引进书，13万字；为鲁院的小说创作学员开改稿会做准备，阅读了四篇作品，总计8万6千字。此外，还有两部已签约书的改稿工作，包括一篇约5千字的序言，和一本7万字的小说集，以及与作者交流自然来稿和投稿的作品，每篇约1万字……这样算下来，我平均每天要读5万字。除了这些，每天还需要阅读大量的工具书、营销文案、广告语，以及会议报告等。这些阅读虽然与文学作品不同，但也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做编辑，尤其是图书编辑，与其说应该爱看书，不如说应该爱书，这两者还是很有区别的。比如，作为习惯阅读网络小说的读者，他的阅读更多是出于对内容的喜爱，而不那么关心阅读的载体。但做书不一样，我们对纸质阅读、电子阅读和有声阅读之间的差异有着清晰的认识，知道每种形式的传播特点和优势。
进入行业之后，我明显感觉到阅读往往不再是纯粹的读者体验，而是带有工作视角、工作考量。这与摄影师看电影时会不自觉地关注光线、节奏、表演等元素类似，虽然可能会影响观影体验，但同时也在吸收经验、积累知识。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编辑会更加注重图书的整体状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是否读完全书。
李：
什么样的文字会在第一时间打动你？
马：
一位前辈编辑跟我说，她刚当编辑时到北京组稿，拜访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责任编辑、作家社副总编龙世辉先生。龙先生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好的编辑看书稿，就像老中医把脉，手往病人手脉上一探，就知道病症在哪里。同样，好编辑看稿子，只要翻几页就知道作者水平高下、长处短处在哪里。这种直觉能力令人艳羡，但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经验积累。
在我的直觉里，第一时间打动我的一定是独特的好作品。我主要做小说出版，单就纯文学而言，如何界定独特？什么因素决定了品质的优劣？评价的标准可能很多，作者的声誉名望、宏大的主题、人物的独创性、结构的严谨性、语言的精炼度等。因为每天都要大量阅读，我也经常思考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优秀。在好小说和一般小说之间到底有没有一条线？还是仅仅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共性和差别？
当一部好小说出现时，读它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是极其愉悦的，一种纳博科夫描述的“审美的愉悦”。当然，好小说里包含了所有能被称为“好”的标准，独特的语言风格、精巧的结构设计、灵动的人物、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匠心。最关键的一点是，作者的诚恳。他们对作品、对生活、对艺术，尤其是对读者充满深厚诚意，不设防，不油腻，也不分心，无意于自我炫耀，更不想成为人生导师。这种诚意使得他们像福楼拜所说的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又无处可见。好小说是有魔力的，也是有神性的，读到，就一定会被打动。
李：
你怎么看现在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虚构文学的市场？年轻的读者有没有逐年变多？
马：我们总说，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很老，可生活更老，老到“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今天所困惑、所叹息、所痛苦的一切，都曾在生活中上演过，都可能是一些人的见怪不怪，所以很难界定文学的源头活水是哪部分生活，被文学超越的又是哪部分生活。“生活”的概念太大了，面对如此广泛抽象的概念，小说写作者面临的问题反而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观察，好小说看上去讲的都是旧人事，却能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新气象，它有能令万千读者共情的真实生活底色，又有强烈而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做出版行业，也常常会有疑问，现在还有人在读书吗？读者都在哪里？近年，国内长篇小说的年出版量都在5000部以上，但平均销量却少得可怜，今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应该会少些。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引进小说，销量远远超过国内小说。有些被冠以“难读”的小说，比如写美国家庭生活的、厚如砖头的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在中国的热销程度令人咋舌。当然，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或许可以反映出近年来国内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艺术上的粗糙、心态上的浮躁以及价值观上的混乱。这么些年，我们被投喂了太多以奇特、怪异、疯狂和极端为卖点的所谓严肃文学作品，而那些不扭曲、不疯狂、不猎奇、不极端的优秀小说却凤毛麟角。尤其经过这三年，我们越发意识到常识可贵，平凡可爱。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需要的是回归创作的本质。如果一本书的艺术魅力足够强大，它自然能够吸引并留住读者。
李：
你自己操刀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是傅真的《斑马》，取得了很好的市场销量，作为一名出版人，如何判断一部小说在当今市面的受欢迎度？
马：
谢谢！《斑马》的出版其实跟三明治有些渊源。因为三明治的一期采访，我得知傅真创作长篇小说的消息，主动联系到她。出版过程有一些波折，但是最终还是顺利问世，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上市四天首印库存清零、上市两个月加印了三次，还获得豆瓣年度中文长篇，这对常年从事非虚构创作、第一次出版小说的作者是很大的鼓舞。对于《斑马》的成功，我并不意外，因为在第一次看稿子的时候我就确信：《斑马》一定会火。它看似写一个职场女性被不能生育的危机摁下暂停键后，心理发生的蜕变，实际在写女性从社会角色返回到自然角色，从“跑步机人生”返回到“无差别生命形式”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婚姻、如何归置欲望、如何在分成两半的自我（被别人看到的自我和只有自己看到的自我）间找到逻辑自洽的故事。小说里蓬勃的野性和不羁的放纵，那种想在不正常中回归正常，在迷乱中发现航道，在不确定之中找到界限的强烈欲望，很有感染力。虽然在写生育话题，但在我看来，《斑马》的关键词不是“生命”，而是“寻找”：找到胚胎，找到自我，找回秩序——新生命在暗处、自我在暗处、女性的诸多诉求也都在暗处。当一个故事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发现生活的另一张面孔的时候，这种书写特别能直达读者。
还想分享一个不那么成功的例子，是听一位同行聊天讲到的。某天，他们收到书探推荐一本西班牙女性小说，书探和编辑评价都很高，在报价期限紧张、竞争对手众多的压力下，主编选择批准了这个项目，成功获得了版权。几个月后，小说翻译完成，主编读完以后，发现质量连三流都算不上，她因此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又反复阅读了这部小说三次，依然确信这部作品没有引进价值，最终决定解除合约，算是及时止损。但前期投入的预付款、翻译费、时间以及高期待，却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例子都在说明，作为出版编辑，如何判断一个小说选题值不值得做？我认为还是要回归到文本，需要通过阅读，掌握稿件的整体水平，做到在和别人聊的时候，能讲出故事的发展脉络，主人公的选择和重大的命运转折点，并能够回忆起一些关键细节。同时，对作者的文笔、语言风格以及叙述技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做到这些，理想情况下应该通读整个稿件。如果条件不允许，至少也要阅读全书的60%。可以是连续阅读，也可以是分别阅读开头、中间和结尾各20%。除了深入文本本身，还应该考虑其他相关信息。比如社交媒体上的读者反馈、平台打分，都能作为评估的参考。当策划一本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的书，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因为这类选题往往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价。不仅要调查竞品的销售情况，也要评估市场趋势、预判选题受众，还要考虑哪些媒体对这类选题感兴趣、哪些渠道擅长推广这类选题……这些都是决定图书能否取得市场成功的关键。
《斑马》
By 傅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李：
目前你在期待什么样的新作者？
马：
我所理解的“新作者”有几种情况。第一，他是素人，没有出版履历。第二，已经有写作、出版经验的作者，但是从没写过某种类型的作品。第三，在非文学或者非文化领域已有成就，但没接触过文学创作。面对这三类新人作者，我觉得有一点是首要且重要的：他们必须能激发我的感受。无论是新的主题、新的写作技巧、新的表达方式还是新的观念，重要的是能刺激我作为编辑的直觉，促使我想要把内容推荐给更多人。戈特利布在《我信仰阅读》中说，“出版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热情传递出去。”在我看来，编辑工作的核心在于两点，第一就是直觉，最早唤起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第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此基础上寻找作品与市场、与当下阅读生活的联系点。简而言之，编辑的任务是发现并放大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元素，同时确保这些元素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坦率地说，一本书的畅销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时，某本书的大火可能只是社会恰好关注了某个议题，与编辑的个人能力没有直接关联。在特定的时代或时间点，如果一件事没做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件事本身不够优秀，可能是因为时机还没成熟，这是十年的编辑生涯教会我的道理。
回顾90年代，编辑发掘新作者的途径还相对单一，那时的编辑即便看中了某位作者，想要接触，也不一定能够获得联系方式。反过来，作者常年埋首于创作，不能跳出来客观分析，或许他们创作了海量作品，但是在创作水准上并没有提升，对于自己擅长把握的题材和风格也是混沌的。编辑的功能就在于帮助作者发现并强调自己的独特和长项，启发他们，针对市场变化给作家的创作提出建议，这是一个称职编辑应该做的事。
李：
自己也在复旦读过创意写作学位，你现在自己还保持创意写作吗？
马：
钱钟书对编辑有一个很俏皮的说法：“编辑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也不让别人轻易写出东西的人”。日本出版人岩波茂雄在回忆录《我与岩波书店》里说得更直接：“所谓的编辑，反正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地从事的工作。”编辑和作家的工作完全是两回事，有各自难以取代的价值。作为从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我一直没丢下写作，有时是随笔，今年开始小说多一些，从去年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每年写一两篇。黄昱宁前辈一直说自己的写作状态特别“业余”，翻译了大概两三百万字的作品，还是常常觉得有那么一些自己的生活想要表达的东西，实在按不下自己的表达欲望。虽然经常有想要毁掉写的东西的冲动，但依然坚持“挤牙膏”式的写作。这种创作状态我感同身受。
李：
读者对您的认知可能还比较多停留在中文的非虚构写作，跨越到现在的英文虚构写作，这中间的内在动力和契机是什么？
王：
一：想借用另一种语言来一次思想和情感的越狱。二：想以卵击石地体验一下，三十七岁才开始自学英语，没有创意写作学历，也没有钱就读名校创意写作，是否依然有机会进入文学殿堂。三是想和我身处的社会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寻求在地的读者。
李：
可否介绍一下您这次得到的Curtis Brown的写作指导奖学金机会？
王：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Curtis Brown的网页上看到我此前（英国国家写作中心escalator才华扶梯项目）导师照片，得知她也是Curtis的导师。Curtis Brown and C&W Agencies 是一个由专业文学中介团队打造的国际写作学院，驻地伦敦。最近几年，它设立了一个叫Breakthrough2024的奖学金，专事扶植非白人作家，并指派一位导师对入选者进行九个月一对一的指导。我于是萌生了再续师生缘的愿望，立刻按要求在网上提交了我正在撰写的英文小说开篇。要求不能超过三千字，也还好，但名额却只有四位，而且没有地域限制，也不分类型，虚构，非虚构，诗歌，所有选项全部在内，所以希望有点渺茫。一个月后，Curtis 发来电邮，说申请作品太多，结果得延迟，但安慰我说我的作品已经进入短名单。就这样又等了一周。入选通知下来那天，我觉得是天公作美，便迫不及待给前导师发短信，告诉她我十分想念她，希望能再做她的学生，她也激动不已。遗憾的是，第二天我们双双收到通知，像装在抽签箱里的两张纸条，我们已被不知内情的手交给了不同的人。幸运的是，我现在的导师也非常优秀，可爱，文字控，我的手稿被她标得花花绿绿，每隔三个月，我还会收到一份十分细致的总结报告——她的正职是文学顾问。
李：
您自己在英文写作中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哪里？如何尝试克服？
王：词汇量太少。我用幼儿园大班小孩的词汇量构筑一个相爱相杀，灰飞烟灭的成人世界。
李：
您每天的写作时间如何安排？写作之余哪项活动最能舒缓写作压力？
王：有样学样，Margaret Atwood要求自己每天写三页纸，double space，我也规定自己要完成三页纸，但我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写两页纸，八个小时就飞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再也写不动了，只好做家务。看电影是我唯一的舒缓方式。
李：
在移民（immigrant)写作中，您觉得更重要的是保持identity的重要性，还是寻求人类情感的universal共性？
王：
人类情感共性中就包含了对自我身份的确立和理解。这个identify 可能是性别身份，可能是作家身份，也可能是移民身份以及其他。身份是在与他人，与文化，与历史和政治碰撞，撕裂的过程建立的，所以不可能抛开intersectionality ，单一地讨论身份——因此也不太可能在书写人类情感共性时，避开身份这个问题。
李：
这次给Granta的中国专刊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钱：
这个小说叫《食人鱼》，收录于我早前的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设置于上海，带有一点超现实的元素，就不重复故事情节了。翻译的过程很有意思，第一稿是我翻的，以我现在的英语水平，翻译自己的中文小说依旧非常吃力，幸好我有合作译者Alyssa Asquith帮忙，我们还一起发现了一个我年轻时想当然犯下的常识性错误。
李：
恭喜你从南加大英语系博士毕业，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研究主题是什么吗？
钱：
还没完全毕业，不过刚把毕业论文的初稿写完了。我的论文把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英译和亚裔美国文学的中译进行配对，因为译者翻译的过程中会犯有心或无心的错误，做有意或无意的改动，我从这些错误和改动中看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想象和预判，也看这些想象和预判如何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
李：
这几年读博士需要进行大量学术写作，如何保持创意写作的热情和质感？
钱：
诚实的答案是没有保持。我仍在修复学术对我的写作和阅读所造成的伤害。
李：
我自己的体验，中英文创意写作的语感非常不同，两者能互相帮助但有时也会有干扰。你自己会在中英文创意写作里找到两个不同的自己吗？
钱：
中英文写作中所构建的声音（voice）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但如今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用中文写非虚构，用英文写虚构。
李：
在英文小说中，如果你创造的主人公超越了你自己熟悉的身份、阶层、肤色、国籍，你会如何去让ta落地？这方面是否会碰到挑战？
钱：
现在操作起来要比几年前刚来美国时好多了，因为我积累了更丰富的在地经验。但是，如果我想写的主人公超越自己熟悉的身份认知，我一般会去采访符合这个设定的人群，读他们推荐的资料，看他们推荐的视频，等我觉得这个主人公某种程度上成了自己的“熟人”，我才动笔
李：
你最近在长沙一家书店做秋季代理店长，发现当店长和写作之间有什么关联与冲突？
三三：
都是艰难的行业，也自有乐趣。
我所在的书店叫“镜中”，和张枣那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同名。于疫情期间开张，至今已有两年多。书店位于岳麓山下，周围是一个叫茶场的村庄。可想而知，它是一个清幽、美妙的地方，但客流量相对有限。来书店的多是附近居民，或线上社区内的常客。再加上线上书籍销售的无限折扣让渡，使线下书店的生存空间更受压缩。尽管我只负责秋季季度，但依然每天在为如何盈利而发愁。做活动，尽量与顾客交谈……在细小处努力，却收效甚微。大势所归，不可能使书店进入一个大幅盈利的状态。
由于书店在村里，景色迷人，所以这个月过得很开心。秋风拥有圣手，柚子树、橘树都已结果，同事们还曾在路上捡到过小栗子。每天相对规律地读书，已经满足。写得却不多，今年的几篇小说几乎都有挥毫之气，杂乱无章法，细读有一点疯。写作当然也是难的，世事无容易，尽管有时穿越迷雾的姿态是轻盈的。暂且让写作顺其自然吧。
李：
离开上海的生活，无论之前的北京还是现在的长沙，给你观察上海带来什么新的视角？
三三：
来长沙更像是一种停顿。Fading out，然后停下来，什么都不再观察。这些年来，周围的人们与四周的关系普遍日益紧绷，而我厌倦了在人群中如把握方向盘似的紧握警惕。这是一次逃亡，是一种与外界的距离的重新调整。并不是说长沙比上海更具松弛感（也许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也成立），而是需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数据清零之处。目前而言，我感到还算顺利。
在长沙轮值期间，我也回过上海。坐过飞机、高铁，也坐过Z打头的火车，非常原始，每逢到站，乘务员就大声地在车厢里来回喊叫。凑巧那天Z打头的火车没买到卧铺，就在硬座坐了一夜。夜晚出发，一路看天渐渐变亮，有一种重新回到遥远童年的错觉。如此说来，对上海的观察其实是内部的，在记忆、感觉、意识等等更抽象的层面。
李：
全职投入写作两年了，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获得了什么新的技能？
三三：
和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个阶段生活的动力是“愤怒”，是许多想拔剑的时刻。这种愤怒并不指向具体的事件，而是朝向生命的虚无——“生之怒”。值得解释一句，虚无不仅仅是“空”、颓废、无力、或是所有石子最终掉入河底，其中也有无尽的凶险（是每个人都离真相太远所造成的）。这种愤怒的体验很难用语言描述，但似乎是从不存在的永恒中借到了一种力量。微信签名也从“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改成了“怒而飞”。后者出自《逍遥游》，下一句是“其翼若垂天之云”。没有什么原因，只是积攒够了怒，现在要继续往上走了。但总是一个人，没有什么部队。文学被写下的每一刻，也都仅仅属于一个人。
获得的新技能，可能是更擅长伪装e人了，虽然肉眼可见是出于社交体面而强行撑出e人的能量。
李：
目前手头最新的写作计划是？
三三：
目前有两个中篇在写，写得比较慢。一篇结构比较有意思，另一篇借用了伪非虚构的方式（受安德烈斯·巴尔瓦《光明共和国》及赛巴尔德的诸多小说启发）叙事。长篇也在等待它的时机。
李：
给想开始写小说的朋友几句建议吧！
三三：
想写就写吧。借用吉尔伯特一句诗，“值得做的事情，做得糟糕也值得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