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生产到底融合什么？这问题既简单又复杂。一句话概括，不就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体形态的融合？其实并非那么简单。认为融媒体就是媒介技术形态融合的观点，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以为技术只不过是人类的工具，只要我们出于某种自觉性的目的，就可以有意识地利用技术这个手段为目的服务。现在的大众不愿意看文字、读报纸了？那很简单，报社做两微一端，用短视频、H5、VR！可惜的是，在现实中流行的这个做法并不像技术工具论者预料的那么有效。技术并非是人类可以拿捏自如的面团。还有一种看法是，融媒介生产涉及多个逻辑，比如，专业逻辑、政治逻辑、资本逻辑、技术逻辑等，融媒体生产的困境及出路，要从这些逻辑的交织中寻找解释。如果这个多重逻辑交织论，就是落在媒介生产涉及的不同社会力量分析，恐怕也并没有抓住当前融媒体生产的实质。哪个时代媒体生产现象不涉及这个视角的分析？融媒体生产的特殊性又如何体现？面对当前的媒介变局，争议众多，或可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技术是融媒体生产的关键因素，难道不正是技术变革致使媒体融合成为一种现实，并且引发了融媒体生产的新问题？因此，讨论融媒体生产，技术是应该被重点关注的因素。
当然，我们不能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陈词滥调，因为人类的技术实践及思考早已表明，技术与人类、社会之关系，不可能仅仅放置在决定被决定的科学主义因果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德布雷提出“媒介圈”的概念，展示了技术、媒介、人、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什么是媒介圈？“我们能够感知也可以想象的各种技术，使人类实现了一个既实用又合理的文化历史。通过具有主导作用的记忆技术，集体心理得到平衡和稳定，成为社会决定性能力的焦点和被统治媒体（或人）的重组中心。支配是将符号标记（文字、书写类型、电子、数字）付诸记忆和传播的关键手段。这个支配手段相对应的是信息传承（我们后面会谈到，还有人的转移）的某一个范畴。我们把这个宏观的范畴称之为媒介圈”。“媒介圈并不比生物界中的生物圈大，也不比它小”。德布雷呈现的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以互相嵌入咬合的方式创造一种新型社会状态。
技术创造的媒介圈，就是社会形态本身。德布雷用话语圈、图文圈、视频圈描述的不仅仅是传播技术引发的媒介变迁，更是人类社会的演变历史。视频圈，以及正在形成的数字圈，就是我们当前身处的整个世界。“活生生的肉体战线恢复了力量，它使干瘪的言语战线变得哑口无言”。德布雷极其生动地描述视频圈的情形（他认为视频圈很快将被数字圈颠覆），这种描绘突出了媒介演变的一个真相，那就是，传播技术总是经由与人类身体的感官接合，才能与社会、文化发生关联。我们常说，要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中理解技术，这话不错，但还是太过笼统。这里的人，该如何理解？可以是政治的人、经济的人、文化的人，以揭示隐藏在人背后的种种社会性力量，如此，融媒体生产的变革，就要到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寻找解释。这些路径的分析自有其价值，但技术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就是如何与作为身体的人接合，这里所说的人，是拥有感觉器官和知觉能力的人。
一部传播技术史，也可以看作人类感官演变史，在其中，人类创造了感知世界的各种方式。世界只有通过人类的感官与知觉，才能向我们敞开，而人类的感官不断受到技术的塑造，这即是海德格尔所说，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从表面看，所谓融媒体生产，只不过是文本叙事的变化，从文字叙事转为图像、视频，乃至更多技术样式的多媒体呈现，于是乎，融媒体生产只是不断叠加各种叙事呈现方式，将媒介技术形态加以融合即可。但这个思路忽略了一点：这些方式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展开与大众有效的对接，尤其是与大众感官的接合。德布雷描绘的“活生生的肉体战线”，不免使人联想起当前短视频风靡的社会景象。之所以称之为社会景象，是因为全民参与的视频生产，早已溢出传播界，弥漫在社会中，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整体生活方式。艺术家徐冰全部用公共空间摄像头中的视频剪辑制作的“蜻蜓之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老大哥”的警示性隐喻，它揭示的是当前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融媒体生产不仅仅是媒介机构工作方式的变革，需要考量的，不仅仅是如何在文本生产中实现不同技术形态的融合，更要进一步追问，这些技术形态如何与人的感官接合，创造新的知觉方式，进而勾连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新闻生产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者塔奇曼有一句名言：“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这个比喻常常让人联想到一句俗语，“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塔奇曼在此处确实也提到眼睛。在塔奇曼《做新闻》中译本的导读中，黄旦也以这句话来阐发塔奇曼的思想。这触及了一个关键元素：新闻生产中观察者的位置及其视点。世界因新闻生产者的位置及视点不同，被建构成不同的模样。这也就是塔奇曼再三申明的社会建构论：新闻是对社会的建构，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反映。所谓框架，即是因生产者位置及视点的转换，形成的不同取景框。在塔奇曼那里，这个位置既是具象的（实体的），也是抽象的（社会的）。塔奇曼在论及新闻事件发生场所时就说，“这里的场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社会概念”。塔奇曼所描绘的新闻网络（news network），也包括实体与虚拟的双重性。通观整部书，塔奇曼确实注意到了新闻生产与人之存在连接的问题，她将人的存在具体化：放置到文化历史背景中；关注人类存在的物质性。比如她在整本书开篇就给新闻（塔奇曼在此书中讨论的新闻，应指当代新闻业，即从事专业新闻生产的新闻机构）一个历史性的定位：“对于已经和正在城市化的国家来说，新闻就像一种替代物，它替代了旧时走街串巷向公众通告消息的人。”在此，塔奇曼敏锐地觉察到新闻业与现代城市的内在同构关系。但在塔奇曼将公告传报员替换成现代城市的新闻业时，忽略了一个问题：传报员是具体的人，具有活生生的身体，游走在城市实体空间中。而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生产者的肉身与时空之关系如何展现？事实上，塔奇曼在讨论新闻生产时，开创性地论及了空间、时间、场所、城市，充分注意了新闻生产与空间、时间之关系，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惜乎没有将这些元素在学术脉络中加以概念化，因此新闻生产与这些要素之关系，大多局限在常识层面，尽管塔奇曼基于经验的描述也是相当精彩的。塔奇曼也注意到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比如她讲，“不同的新闻技术有不同的时间节奏，……技术影响工作的组织程序”，以此讨论报纸与电视新闻生产时间性的不同。她认为，“由技术和技术节奏所引发的实际问题不容忽视，……技术提供了一副认识新闻事件的透镜”。但塔奇曼这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因素分析，而且大都偏向生产端的文本分析，没有将媒介生产勾连到与大众尤其是大众感官的接合。在关于媒介生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塔奇曼的这种偏向是具有代表性的。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真是意蕴丰富之妙语，它激发了无数哲人的想象力。梅洛-庞蒂在其著作《眼与心》中，亦是通过辨析眼睛（身体）与心灵（精神）之关系，阐发他的身体-主体理论。梅洛-庞蒂写道：“眼睛实现了向心灵开启非心灵的东西……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可能相信现存的世界是不可见的，唯一的光明是精神，全部视觉都在上帝那里形成。一个画家却不会同意我们向世界的开放是虚幻的、间接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是世界本身，精神只与它的思想或者另一种精神打交道。他接受了心灵之窗的全部困难：那没有处所的精神必须被限定在一个身体中，不仅如此，还必须通过身体被所有其他精神和自然接纳。”在梅洛-庞蒂的这个意义上，如何将新闻与世界的关系转喻为眼睛与心灵的关系？这个转换肯定和塔奇曼的不同。塔奇曼强调的是，整体性的世界透过新闻这个局部的呈现（社会建构）为人类所了解，因此眼睛为心灵搭建了一个框架，如此，仍然留有阐释新闻之表象与世界之本质关系的痕迹，只不过塔奇曼反对机械的反映论。而梅洛-庞蒂基于存在现象学，阐释眼与心的关系，是要打破笛卡尔主义的科学思维，认为眼睛与心灵并非表象与本质的关系。而是强调，身体（眼睛）相较于精神（心灵），具有根本性和优先性。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能存在，形成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梅洛-庞蒂突出了身体对于主体性绝对重要之意义，这与塔奇曼有质的不同。这就不奇怪，塔奇曼眼睛式框架的比喻，真的就只是一个比喻，眼睛在这里并没有主体之身体的意思，没有德布雷所谓“活生生的肉体战线”的含义。塔奇曼式的媒介生产论，遮蔽了媒介生产与作为身体-主体的受众之关系，没有考量媒介的内容生产如何与大众的感官接合，继而连接到社会关系网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研究都顾全所有，但以当今新媒体发展现状看，塔奇曼基于报纸、电视的新闻生产理论，在这个方面的缺失愈发明显。梅洛-庞蒂没有论及新闻或者媒介，但一些学者却在不同角度呼应了他的观点，将媒介技术与人的感官勾连在一起，最为传播学者熟悉的当属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的人，指的就是具有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的人，技术造就媒介千变万化的形态，也是在创造人类新的知觉方式。而基特勒将每一种媒介的发明，都看作对人类身体感官的分割与重组。“电影、留声机和打字机在历史上的同时出现，将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流分隔开，从而各自实现了自动化。……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的制造就有了可能。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