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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中经济问题的靶心难吗——
从比萨斜塔的修复工程谈起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举世闻名，据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在这座斜塔上做的。
比萨城位于两条大河之间，其土壤主要由沙粘、土和贝壳构成，低下水层比较浅。比萨斜塔修建于1173年，由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修建，当时建造师认为打3米深的地基就可以支撑这座设计中的50多米高比萨塔了。
但这种不稳定的土壤上建造更高的建筑，底部力自然是不均匀的。施工五年后，由于地基沉降，塔身从三层开始有所倾斜。之后比萨城和附近的城邦热那亚陷入长期战争，工程被迫中止。过了近100年后才开始在原先第三层的基础上往上修建。新的建筑师认为之前是往北倾斜，
便选择通过加高塔身南侧来尝试纠正倾斜，但谁知矫枉过正
，到1372年封顶时，比萨塔呈现香蕉状。
由于塔身在漫长的岁月不断下沉，倾斜度也达到了惊人的5度。1838年，为了探究下沉的地基，工程师们围绕地基挖掘出一条走道，
然而挖走支撑的沙土却导致了更严重的倾斜
。这次尝试显然没有考虑到地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1935年，
意大利工程师向基底植入80吨砂浆以加固塔基，但砂浆烧结不均匀反而引发了又一次下沉和倾斜
。这表明简单的加固措施并不足以应对斜塔复杂的倾斜问题。他们决定不要让斜塔倒塌，1990年工程师又浇注一圈混凝土，并在北面加了600吨铅块，倾斜度有所回正。
由于铅块影响美观，他们又决定用钢缆拉住塔身，然后移走铅块。在安装钢缆时，需要用液氮冷冻地面。而液氮不仅会冻结地面，还会冻结一米以下的地下水。
水变成冰后，体积会膨胀
。这又导致塔体开始以每天4弧秒的速度向南倾斜，于是这项修复工程不得不终止。
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工程师们最终采用了地基应力解除法来修复斜塔。他们通过在塔基北侧下方进行掏土操作，逐步调整塔身的重心，从而减缓其倾斜速度。这一方案最终取得了成功，将斜塔的倾斜角度减少了显著程度。
来源：百度照片
在掏土的同时，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地下水的排水系统，以缓解地基松软问题。经过这次维护，塔顶奇迹般地被拉回50多厘米。2001年，比萨斜塔终于再次向公众开放。
总结下来，比萨斜塔的修复工程前前后后持续近700年，先后有四次修复实践被证明是弄巧成拙。原本以为面对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萨塔，由顶尖工程师组成的修复小组应用物理或建筑学的基本知识找到正确的修复方案并不是件难事，但事实证明，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由此想到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何获得正解？经济学的流派众多，每年都会评出好几位经济学诺奖，他们都曾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其理论有丰富的案例来证明正确性。但
经济学的难点在于它要研究人的行为，而比萨斜塔如何修复则不需要研究人的行为
。因此，寻找经济问题的正解比比萨斜塔修复工程难多了，要有敬畏之心。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陷入了长期经济低迷的状态，或被称之为“失去30年”。为何日本政府不遗余力采取了那么多举措都没有能让日本走出通缩困局呢？通常认为当年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至少存在三大失误。
首先，轻视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对经济带来的冲击。例如，1991、1992年日本企划厅发 布的《经济白皮书》都认为，泡沫经济崩溃对 个人消费、企业投资的负面冲击非常有限，且 在1993年以后就会消失，对金融机构风险没有给予重视。
同样，日本央行的降息也比较犹豫，1990年8月开始，日本央行将官方贴现率维持在6%，直到股市下跌18个月之后的1991年7月，
日本央行才转向降息，且用了6年时间才降至0.5%。
日本央行降息迟缓是导致日本长期不能走出通缩原因之一。
其次，宏观政策的趋向不一致，首相频换，政策不连贯。1991-1998年，日本更换了7位首相，每位首相的解题思路有差异，
日本政府在扩大支出和财政整固（加税）之间来回摇摆
，且导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性不强。如1997年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至5%，终止部分减税措施，提高医疗费中个人负担的比例。
第三，财政政策针对性不强、前期实际财政支出偏少，且效率偏低。前期财政扩张阶段执着于生产型投资，
并且大量公共资金投向偏远地区基建，未能拉动私人消费和投资
，没有形成可观的乘数效应。1996年初组阁的桥本政府，为了应对遗留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提出了“六大改革方针”，实质上就是实行财政收缩政策。
日本政府公共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来源：日本财务省，中泰证券研究所
前车之鉴：
高度重视经济收缩的“后劲”
日本经济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就开始陷入到长期通缩之中，1991年年末CPI指数为93.1，到2021年才到年末才到100.1，
30年CPI累计只上涨了7.5%。
尽管在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日本CPI有过短暂的上升，但从泡沫破灭后30年看，始终在零上下徘徊。
再看一下日本的人均GDP水平，
1994年就达到人均4万美元，2023年若按1994年的不变价计算，只有2.5万美元
，这当然与日元贬值也有关。相比之下，美国1994年的人均GDP为2.8万美元，按1994年的不变价计算的2023年人均GDP则达到5.6万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倍。
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去年11月份，我写了一篇《
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如何应对？
》，提出尽管我国目前GDP仍保持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同步，但需要未雨绸缪。例如，
预计2024年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将出现负增长
，
而上市公司总利润的可能出现2023年以来的连续两年下降
（国资委数据，2024年1-8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下降2.1%）。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乃至敬畏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与经济扩张期的乘数效应的同样道理。例如，中国从1992年至2022年，GDP占全球份额从2%提高到18%，堪称奇迹，这实际上也是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共振结果。如今，总人口已经下降两年了，
老龄化率已经提高的15.4%，估计2031就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
，房地产投资与销量的下降也已经三年了。
因此，我国面临的房地产长周期的下行与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背景有点类似，即老龄化加速。如日本1994年步入深度老龄化，而中国是2021年。而且
我国总人口的峰值是在2021年，与房地产见顶同一年份
，而日本总人口的峰值则出现在2010年，即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第19年。
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才到65%，应该还有15%的提升空间，故房地产不会进入长期下行周期。这或许是一个理由，但未来城市化率的提升，不一定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分母的缩小来实现
，这个过程其实就不会明显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或者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在未来会不断下降。
2024年前三季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24.6%，
相比2021年同期则下降了56.6%
，可见这一降幅还是非常惊人，且呈现加速趋势。卖地金额的大幅减少，说明需求的大幅收缩，对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链都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即“后劲”，故一定要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