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热烈的公共和私人探讨已经将这些重要问题公之于众，但我们仍然经常忽视严峻且渊源久远的性别差异问题。于是有：某家公司受到象征性惩罚，又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几家科技巨头开始引入陪产假……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这类解决方法等同于扔给黑死病患者一盒创可贴。
这些回应并没有消除性别收入差距。因为治标不治本，所以它们永远无法为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完整的解答。它们也永远不能帮助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消弭甚或只是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深入挖掘这些挫折的根源，并赋予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名字：
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
这次疫情放大了部分问题，加剧了某些争论，同时暴露了更多久已恶化的冲突。但是在发生这场全球灾难的几十年前，我们早就面临照护家人和外出工作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实现事业与家庭平衡的旅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歧视是阻碍她们发展事业的主要因素。20世纪30—50年代的历史文献中留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偏见与歧视。30年代末，公司经理告诉调查机构，“贷款工作不适合女性”，“从事这类工作（汽车销售）的人要接触大众……女性并不适合”，此外，“不会让女性从事经纪工作”。这是大萧条末期的实景。而即使在5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张时期，公司代表也断然表示“不雇用有孩子的女性”“不鼓励带孩子的……已婚女性重返岗位”，以及“怀孕是自愿辞职的理由，虽说公司很乐意让这些女性在孩子（譬如）上初中后回来上班”。
法律和公司政策中排斥已婚女性就业的婚姻限制（marriagebars），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很盛行。它们甚至演变成了怀孕限制乃至将有婴儿或孩子的女性排斥在外的雇用政策。学术机构和一些政府机关则禁止裙带关系。无数的工作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当然还有种族的限制。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类鲜明的证据。当前数据显示，真实的薪酬和就业歧视问题虽然仍然严重，但也已相对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女性不会再遭遇歧视和偏见，也不代表工作场所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见证过意义重大的美国反性骚扰运动。20世纪90年代末，莉莉·莱德贝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起针对固特异公司的性骚扰诉讼，并赢得了诉讼。这对于她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但她在恢复主管职务后撤销了指控。数年后，她又提起一桩家喻户晓的薪酬歧视案。因为男性下属性别歧视以及领导对此完全无视，莱德贝特的绩效评分很低，几乎没有加过薪。在莱德贝特的案例中，她和同事之间的工资差距完全源于歧视。
那么，当工作中的性别平等似乎终于触手可及，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也比从前更多之时，为什么收入差异依然存在？现实里女性是否真的“同工低酬”？总体上，这些现象已经没那么严重了。同工不同酬的薪酬歧视只能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如今，问题已经改变了。
有人将性别收入差距归因于“职业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在自我选择或被迫投身某些带性别偏向的职业（如护士与医生、教工与教授），而这些职业的报酬恰巧不同。但数据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人口普查列出的近500种职业中，三分之二的性别收入差异源于各职业内部的因素。即便女性从事的职业遵循男性的分布，比如女性是医生，男性是护士，顶多也就能消除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由此，实证分析显示，收入差距的更大部分源自其他方面。
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个人长期的生活和收入信息，我们发现，刚走出大学校门（或研究生院）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极其接近。例如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新晋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性别收入差距并不大；而且，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学习领域和职业选择存在差别。男性和女性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他们有非常相似的机会，但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微弱的初始工资差距。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他们开始在不同的市场领域为不同的企业工作。毫不意外，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而性别收入差距也在婚后逐渐扩大。
职业女性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家庭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性别收入差距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除非了解这个更大问题的发展轨迹，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揭开它的真面目。性别收入差距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是夫妻不公平的根源。要真正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女性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思考在整个20世纪，这一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将着重聚焦女性大学毕业生，因为她们最有机会成就事业，且其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美国近45%的25岁女性已经或即将从四年制院校毕业；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36%。当然，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并非一直超越男性。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女性在上大学和从大学毕业方面都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1960年，美国从四年制学院或大学毕业的男女比例为1.6∶1。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情况渐渐转变了。到了1980年，男性的优势已然消失。从那时起，每年从四年制院校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
女性不仅以创纪录的人数从高等院校毕业，她们的眼光也越来越高远。相比从前，这些女性大学毕业生更渴望获得一流的学士后学位，并在随后踏入充满挑战的职业领域。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前，23%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正在攻读最高专业学位，包括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和MBA。要知道，这个数字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4倍多；而在相同时期，男性的这一比例保持在30%左右。越来越多的女性计划开启长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收获持久的成就渐已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
她们中更多的人有了孩子，生育子女的比例达到了“婴儿潮”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将近80%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40岁前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如果包括收养孩子的未生育者，则增加1.5个百分点）。15年前，所有40多岁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3%至少生育过一次。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生育率远高于5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现在，像凯莎·兰斯·博顿斯（KeishaLanceBottoms，亚特兰大市市长）、莉兹·切尼（LizCheney，共和党众议员）、塔米·达克沃斯（TammyDuckworth，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萨曼莎·鲍尔（SamanthaPower，美国常驻联合国前代表）和洛丽·特拉汉（LoriTrahan，民主党众议员）这样的女性远多于过去，她们事业有成，养育了孩子，目前不过在50岁知命之年。
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再毫无异议地接受“有事业就没有家庭”的宿命，有孩子的则不再满足“有家庭但没有事业”的人生。总之，女性大学毕业生们希望在这两个舞台上都成就辉煌。
但是若想得偿所愿，需要就大量的时间冲突进行谈判并做出一系列困难的抉择。时间最是公平。大家拥有相同的时间，都必须在时间分配上艰难地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