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有的著名小说,如《审判》(一九二五)、《城堡》(一九二六),几乎都是在他死后发表的。他的最杰出的短篇《变形记》(德文为Die ver-wandlung)于一九一二年秋写成,一九一五年十月发表在《莱比锡》杂志上。一九一七年他开始吐血,以后的七年,即他生命最后的时期,完全是在欧洲中部的疗养地度过的。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四十一岁卒),他得到了幸福的爱情,一九二三年他和情人一起住在柏林,离我当时的住处不远。
一九二四年春,他去了维也纳附近的一个疗养地。同年六月三日病逝于该地,死于喉结核。他被葬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去世前,他曾要求他的朋友麦克斯· 布罗德把他写的所有的东西甚至已出版的东西都烧掉,幸而布罗德没有遵从他朋友的意愿。
在谈论《变形记》之前,我要清除两个观点。首先我要彻底清除麦克斯· 布罗德的观点,他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只适合从圣徒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卡夫卡首先是位艺术家,虽然可以说每个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圣人(我自对此深有感受),但我认为不能用任何宗教涵义来解释卡夫卡的天才。
我要清除的另一个观点是弗洛伊德观点。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传记家们,如内德在《冰冻的海》(一九四八)里所写的那样,认为《变形记》是以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复杂关系以及伴随他一生的罪孽感为背景的。他们还认为在以象征为特点的神话里,儿童通常是以虫来替代的—我怀疑是否如此—,那么按照弗洛伊德批评家们的假定,卡夫卡以甲壳虫的形象来代表儿子。他们说,甲壳虫把他在父亲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无足轻重的感觉恰当地形象化了。
在此我只对甲壳虫感兴趣,对空话毫无兴趣,因此,我拒绝接受这种胡说八道。卡夫卡本人对弗洛伊德的观念极其不以为然。他认为心理分析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我用他的原话),他还认为弗洛伊德学说是非常模糊、非常粗糙的图画,它在对待问题的细节,或者进一步说,在对待问题的实质方面都有失公正。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清除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而集中在艺术本身的探讨上的另一个原因。
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是福楼拜的文学创作。福楼拜厌恶过分讲究词藻的散文,因此肯定会赞赏卡夫卡的创作态度。卡夫卡喜欢运用法律和科学方面的术语,给这些词汇以讽刺性的精确,而且从不介入作者个人的感情;这正是福楼拜的手法,福楼拜运用此法达到了一个纯粹的诗的效果。
《变形记》的主角是格里高尔· 萨姆沙(读作zamza),他是布拉格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夫妇的儿子,这对夫妇就像福楼拜笔下的市侩,只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感兴趣,且欣赏趣味低俗。大约在五年前,老萨姆沙失去了他的大部分钱财,于是他的儿子格里高尔在父亲的一个债权人手下谋得一个职位,成了一个推销布匹的旅行推销员。他的父亲索性不工作了。他的妹妹格丽特还太小不能工作,而母亲又得了气喘病。所以年轻的格里高尔不仅养活全家,而且全家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设法找到的。这套房间是一个大公寓中的一个单元,位于夏洛特大街,被分割成几小间,就如同他自己日后被分割成几部分一样。现在我们是在欧洲中部的布拉格,时间是一九一二年。当时雇用人很便宜,萨姆沙家因此雇了一个女仆,名叫安娜,年仅十六(比格丽特小一岁),还雇了一个厨子。格里高尔几乎老是在外旅行,
但当故事开场的时候适逢他两次出差之间,可在家里待一晚上。正在这期间,可怕的事发生了。“早晨,当格里高尔从一场不舒服的梦中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虫子。他的背变得非常坚硬,好似盔甲一般。他微抬起头可看见自己圆鼓鼓的,棕色的肚子,肚皮被多层折皱隔成条块状,原先盖在身上的被子几乎盖不住了,而且马上就要全部滑落了。许多条与身体相比细得可怜的腿在他眼前无助地闪动[摇曳+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