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论卢梭的《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

卢梭希望《信仰自白》产生何种极端重要的现实后果呢？他又希望《信仰自白》在人类事务中带来怎样的“革命”？在卢梭之前，已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对宗教不宽容和宗教迫害的结果发起了猛烈且颇具影响的攻击。但是，那些攻击——比如伏尔泰发起的有名的运动及其口号消灭败类——威胁说，要消灭的不仅仅是不宽容，还包括宗教本身以及基督教信仰。伏尔泰的确反对某些启蒙思想家有关无神论的过分言论，但人们很难想象，真正的虔诚信徒会崇拜那些在伏尔泰毁灭性的论证中存活下来的“钟表匠和警察”的神灵。而卢梭的意图则在于，他要在不摧毁基督宗教（Christian religion）的情况下，消灭他所了解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不宽容。萨瓦代理本堂神父充满激情的发言所想要达成的实际效果，并非以自然宗教取代在卢梭那个时代所有占据领导地位的那些基督宗教，而是去鼓励这些宗教的追随者，在继续虔诚地实践教义的同时，使自己摆脱在卢梭看来残酷的信条：即，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乃至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注定要受到永罚，且罪有应得。宗教势力当初烧毁了卢梭的著作，并威胁要逮捕他，以此来激烈反对他，但如果看一眼那些宗教的现状，就会知道，卢梭所期待的“革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发生了，至少在这世界上的一部分地方是如此。

波埃尔·马森（Pierre Maurice Masson）是研究《信仰自白》和卢梭的整体宗教思想的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他关于卢梭宗教观点的三卷本著作以及他对《信仰自白》的评注发表于20世纪初，并被视为卢梭研究的经典之作， 至今仍被引用。下文在尝试界定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宗教观点在何种程度上与卢梭一致时，我将频繁地引用马森的著作。马森除了学识极其渊博外，还敏锐地发现了《信仰自白》与卢梭其他作品中的观点之间明显的不一致和许多重要的细微差异。不过，他并不相信卢梭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差异。施特劳斯的两篇关于卢梭的文章有助于提醒我们，卢梭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了然于心。下文会经常提及马森的观点，但有时也会对其提出异议。卢梭的《信仰自白》感染了伏尔泰、狄德罗（Diderot）及其他与之争论过的启蒙思想家和一般读者，现在，我将仅仅引用马森对卢梭此种强大感染力的描述。

▲ 马森坐在办公桌前

《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出现在《爱弥儿》第四卷。这是卢梭对爱弥儿的宗教教育的一个示范。在此之前，遵照卢梭的禁令，即导师只有在他的学生有能力理解某事后才可以教授他某事，因此，爱弥儿对宗教尚一无所知。而在爱弥儿将被教授的内容中，或者更恰切地说，在他将接触到并被要求去自己判断（judge）和决定（decide）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培养理性的实践所掌握到的自然宗教。在卢梭看来，这也证明，不应该更早告诉爱弥儿任何有关上帝的知识。在卢梭所处的时代，这不是孩子们小时候通常被教导学习启示宗教的方式，因此，相当多《爱弥儿》的读者对此感到震惊。

《爱弥儿》到此处便为止了，爱弥儿仍没有学到道德之基础的详细解释，尽管卢梭在为了影响爱弥儿的道德发展而为他安排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已经向读者透露良多。《信仰自白》是爱弥儿第一次听到对道德和宗教之基础的详细讨论。它比爱弥儿的性觉醒稍早一些出现，而后者将使爱弥儿在导师指导下开始寻找一位妻子，同时变得对他人感兴趣，并开始关心他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爱弥儿与那位聆听《信仰自白》的年轻人十分不同，但他们都处于卢梭称之为“沸腾的热血开始使他的灵魂趋于活跃，而又不至于为感官的狂暴所奴役的幸福岁月”（IV561; B263）。

▲ 《爱弥儿》初版封面

不同于爱弥儿，那位聆听《信仰自白》的年轻人处于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恶棍的危险中。在萨瓦代理本堂神父发言的序言部分，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深陷如此险境，而人品极佳同时也恰巧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萨瓦代理本堂神父又是如何将他从这种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年轻人讲述的这一故事松散地——但也仅仅是松散地——基于卢梭自己的人生中发生过的某件多少有些相似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位年轻人被引向深渊边缘的原因，并描述了神父的讲话如何拯救了他的灵魂。这段叙述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而这篇饱含热情、感人至深的发言帮助这位年轻人回到了一种更健康的状态。

这位年轻人早在被一场可能使其道德彻底崩塌的危机压垮前，就已经陷入了困境。卢梭以寥寥数笔刻画了这一困境及其后果：

这位神职人员就是萨瓦代理本堂神父。他一了解到这位年轻人的窘境，就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帮助他脱离虎口。

在逃离后，这位年轻人很快又变得一贫如洗。在极度的贫困和救济院经历的共同作用下，他与生俱来并构成其道德取向的信念就快要土崩瓦解、消失殆尽了。他开始认为，道德和宗教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场骗局，而所有的人都堕落邪恶。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之下，年轻人向神父求助。神父诚挚地款待了他，敏锐觉察到了他深陷其中的精神危机，并着手将他解救出来。神父为他找了一所住处，还和他分享本不富余的口粮。卢梭描述了神父如何重振了年轻人尊敬人类的能力，并点燃他争取值得他尊敬的事物的希望。但这些还不够。这位年轻人的道德信念与他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救济院的经历瓦解了他之前的信念，而他并未真诚皈依的另一宗教也没能重塑他的信念。此外，他如今钦慕的美德似乎要求他放弃追寻人们通常理解的幸福（这种幸福由财富、权力和荣誉提供），或者说，至少会使他在追求这种幸福的追逐中处于不利地位。当这位既不富有又无权势、在教会中也并不显要的神父声称自己是幸福的时，这位年轻人实在对此感到困惑。《信仰自白》就是这位神父关于自己为何幸福的解释。此外，神父若无其事的态度，甚至在年轻人向他的新信仰提出反驳时，神父时不时流露出明显的赞同之色，也令年轻人困惑不已。与此同时，年轻人又不禁注意到，神父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共场合，都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他的宗教义务。《信仰自白》也意欲对此作出解释。在《信仰自白》的结论部分，萨瓦代理本堂神父建议这位年轻人不要再流浪，而是回到他的民族和他们所践行的宗教中来。

在拯救这位年轻人的最后阶段，萨瓦代理本堂神父以饱含热情又感人至深的演讲，向他解释自己的信仰。他精心挑选了演讲的时间和环境——此后表明，这是十分重要的。

从神父的演讲中我们了解到，他经历了比年轻人更深刻的信仰危机。他的演讲告诉年轻人和我们，他如何克服了危机，以及在这过程中，他又最终信仰了什么。神父产生危机的原因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其中包括他在演讲里对良知（conscience）的首次讨论，而这一主题将在后文中得到更充分但又稍有不同的处理。神父的危机源于一场丑闻：他与一位未婚女性通奸的事情被传了出去。这使他颜面尽失。相对来说，神父对他所做之事并无悔意：

他的良知认为，婚姻是“首要的也是最神圣的自然制度”，这使得他不会和已婚女性发生性关系，虽然他猜测这种性关系反而会使他免于丑闻。比起声名狼藉本身，他更震惊于人们给出的理由。

那位年轻人告诉我们，神父仍然“没有很好地改正他的过失”，而正是这一过失当初曾使他身败名裂。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确信他的道德引领“无可指摘的”。

宗教当局在神父蒙受耻辱期间，责备他不够明智，没有把色欲限制在已婚女性身上以避免被抓。他的良知与世俗的嘲讽和宗教当局的伪善之间的冲突，逐渐导致曾经指导他的宗教和道德信念的崩塌。他演讲的第一部分展现的是，在从这次崩塌中恢复的过程中，他所得出的对上帝、道德和灵魂的信念，以及基于这些信念推出的观点。演讲的第二部分极力捍卫了如下主张：所有以这些信条为核心的宗教都为他们的信众提供了一条通往救赎的有效途径，且这些宗教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每个宗教信仰都会强烈反对这一说法，并主张只有他们自己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将把他们的信众带向永罚。在卢梭的时代，所有欧洲的基督教忏悔（confessions）似乎都同意，要不遗余力地谴责卢梭笔下的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观点。如今，在他们的美国后代中，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神父所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

▲ 《教堂》，丹尼尔·格哈兹 绘

神父将他所处的情形与笛卡尔为了寻找真理所要求的彻底怀疑（radical doubt）作比较。他形容这和任何漫长的煎熬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阶段。马森指出了笛卡尔和神父在这里的一处重大差异：笛卡尔保持这种状态达九年之久，却并未对此感到痛苦。 事实上，笛卡尔说自己的状态极为愉悦和满足，而这要归功于在这种状态下采用他自己的方法所得出的重大发现。不过，马森对这种差异的解释还不充分。他说笛卡尔在他的怀疑中排除了实践性义务、道德和宗教，而这些恰恰是神父的核心关切。但笛卡尔清楚地表明，这种排除只是暂时的。然而，神父可以完全正当地回答说，鉴于他和那位年轻人就此而言的处境，等待是完全不可能的。笛卡尔延后考察的问题，神父不但要立刻面对，而且这是他唯一关心的问题。

除了提到笛卡尔，神父也高度赞扬了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思想。克拉克与唯物主义论战，并给出了他对上帝存在的演绎证明。虽然神父在上帝问题上会得出与克拉克相似的结论，他并不将其视为经证明的真理。相反，根据神父的说法，这些观点与反对它们的观点（IV 570）一样，都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异议”。尽管如此，这些说法仍然可以和其他观点区分开，因为它们是受他的内在之光（inner light）认可的，故而神父无法不去相信它们。出于这一原因，他向年轻人强调他并不是在教授而仅仅是在展现他的信仰，并且让年轻人根据他自己的内在之光去判断这是否具有说服力。

人类对宇宙的理解是支离破碎而并不完整的，在写作《信仰自白》的时期，这是许多法国思想家的老生常谈。笛卡尔认为他能够清楚明白（clearly and distinctly）地理解宇宙，与之相比，神父试图克服笛卡尔在宇宙中的彻底怀疑，这一打算更被认为大大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在他描述完对上帝、自由意志和死后世界这些他的“内在之光”允许他信奉的内容后，神父用以下发言结束了演讲的第一部分：

这段评论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背景——启示是否会消除神父就其信仰持续感受到的确定性的缺乏。

年轻人对神父演讲的第一部分做出了非常聪明的回应。他虽然看到了对神父所说的话的一大堆反对意见，但还是觉得神父的一些话有说服力。他告诉神父：

确实，上帝存在，人有自由意志、良知以及来世，这些并不是新的信条。年轻人认为他目前被告知的东西与他称作自然宗教的内容相一致，并要求神父进一步讲解启示宗教。

学者常常会争论神父和卢梭的观点是否相同。卢梭告诉我们，神父的信仰自白和他一部著名小说中的女主角朱丽（Julie）的信仰自白“完全一样”（exactly the same）（I 407），而他自己的看法则和神父“差不多一样”（pretty much the same）。这提示我们，其间至少存在某些差异。让我们再记住一点，据说，神父的性情的原型不是卢梭，而是卢梭早年遇到的两位受他尊敬的修士。在神父的演讲中，最能让我们联想到卢梭的，是那位对神父的话抱有许多异议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们，他的良知从他所听到的一些东西中得到了满足。尽管如此，他说，在接受之前他还必须反复考虑。卢梭所说的“完全一样”并不意味着字面上一模一样，因为他可以说洛克（Locke）政治作品的原则与他的《社会契约论》完全一样（III 812），这就使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的观点和神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马森是将神父的观点视为卢梭观点的学者之一，但他也意识到，卢梭的重要文本至少看上去是和这一解读相冲突的。我们也将看到，在神父的演讲中，可以找到《信仰自白》与卢梭其他重要文本之间冲突的重要回响。

▲ 朱丽阅读圣普乐的来信

在设法克服彻底怀疑的过程中，神父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以“我存在着，我有感官（senses），我通过我的感官而受到影响”开始， 进一步，神父将他自己和他的感受的“原因或者对象”区分开，得出了如下结论：

作为讨论信仰的第一篇文章的铺垫，神父认为，物质就其自身而言是分散的、死的、且静止的。而从我们意愿移动自己的身体就能移动的经验中，神父推论出了在物质中引发运动的原因。他愿意承认，所有的动物都具备自发（spontaneously）和自愿（voluntarily）运动的能力。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是，他单单忽略了植物王国，尽管其如此引人注目。伏尔泰在这部分演讲的旁注中对该遗漏提出了反驳。神父的论证将自发运动和自愿运动等同起来。根据卢梭的定义，植物是“被赋予生命、但缺乏感情（sentiment）的有机体”（IV 1245, 584）。当神父说“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那样各部分是连在一起、有组织、有共同的感情”时，他忽略了植物王国成员的自发运动。无需强调，神父未将其纳入考虑范围的那一部分自然王国，正是卢梭这位热情的植物学家最大的兴趣所在。这并不是要否认，对植物王国的抽离促使神父过渡到他的第一个信条：“意志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

无论导致神父得出第一个信条的论证可能有多么不完美，卢梭时代的许多唯物主义者已经对这些论证提出了挑战，而他们有力的批评至今仍被讨论：生命的起源，智慧生命的起源，如何解释意识及其统一性，如何解释意愿和思考。卢梭则告诉我们（IV 1129），《信仰自白》的第一部分中也包括了他自己对爱尔维修（Helvétius）《论精神》（ De l’esprit ）的评论。

神父对他第一个信条的论证使我们想起卢梭对人类最初的那些宗教以及人类是如何到达那些宗教的描述：

为了避免成为太古时代的多神教，神父试图将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受自然法支配的秩序考虑在内。他将这些视为宇宙意志存在的证据，而这一意志是受才智和智慧指导的。以前，只有确认物质的存在后才能推断出宇宙意志的存在。对神父而言，物质的神圣创造不是他的信条之一。这并没有剥夺他为那个能够主宰、赋予生命、命令物质的上帝的存在进行辩护的能力。神父承认“世界的运作机制可能是人类的心智所不能理解的”（IV 578; B 275），但他仍然觉得可以肯定“全体是一”（IV 581; B 277），并可以将那个强大而智慧的、命令全体的意志称为“上帝”。

在体验并描述了自己难以超出从上帝处习得的经验去理解上帝的局限后，神父将注意力转向自身，试图理解自身在世界秩序之中的位置。他发现，人类注定是宇宙中最高的存在者，是世界的王。人类的意志、才智和力量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他们的才智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唯一可以探索全体并“能够把共同存在的情感融入到个体存在的感情之中”（IV 582; B 277）的那一部分。之前神父曾说过，“在我看来，能动的的或者智慧的存在者的独特能力，就在于能够赋予是（is）以意义”（IV 571; B 270）。神父表达了对上帝将这些礼物与至高地位赋予人类族群的深切感激。

▲ 《圣三位一体》

马森指出，对人类因为神圣的馈赠而获得理性能力的描述，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人类发展的描述有所冲突。其实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卢梭就已经谈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从无到有的。在卢梭看来，言辞、理性和社会性都不是自然的，都需要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才会出现，而神父似乎假定它们一开始就出现了。他这样认为：

就上述说法而言，马森也看到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最早出现的人类宗教将不是如神父所说的一神教，而是如卢梭所说的多神教。

不过，我们之前也曾提到，卢梭和萨瓦神父之间的张力在神父自己的演讲中就留下了痕迹。不管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他怎么说，神父也提到了野蛮人的幸福（IV 568），并哀叹剥夺这一幸福的“致命的进步（fatal progress）”（IV 568）。而卢梭的著名论点是，理性的发展既以这 一致命的进步为先决条件，同时也有助于致命的进步的出现。

马森还注意到，有另一处困难阻止我们把神父的观点等同于卢梭的观点。在反思了人类事务中混乱、邪恶和苦难的景象后，神父宣称，“人不是单一的”（IV 283; B 279），并进一步提出了由较高的自我（渴望真理、正义和道德）与较低的自我（受感官和服务于它们的激情的影响）组成的某种彻底的二元论。神父认为，加诸正义和正派之人的磨难证明了死后世界的存在——人在死后，将被施以神圣的奖赏或惩罚。而卢梭在教育爱弥儿的过程中，却是尽力确保“人尽可能是始终如一的”（IV 636; B 314）。然而，在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爱弥儿道德情感之发展的《爱弥儿》中，卢梭并没有将爱弥儿二分为较高的自我和较低的自我，也没有求助于灵肉二分。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卢梭和神父之间的张力在神父自己的演讲中被某种程度上复现了。在演讲的一开始，神父在解释自己声名狼藉的原因的同时，简短地讨论了良知。在这部分中，神父是把自然作为良知的来源，丝毫没有暗示后来的二元论。谈到性欲和性关系时，神父说：“良知坚守的是自然的秩序，而反对一切人类的律法。”而当神父告诉年轻人自然的声音尚未和他的感官对话时，所谓“自然的声音”也指的是性欲（IV 566 n2; B267）。值得注意的是， 当神父将他提到的灵魂二元论归因于自然时， 年轻人曾试图打断神父。良知被描述为“自然用［人类心灵］深处不可消除的字母书写”的东西，现在又被称作“灵魂的声音”，与现在被称作“身体的声音”的激情相区分（IV 594; B 286）。

这位年轻人曾经揭露说，这位神父没有停止导致他名声扫地的行为。如果他还记得自己之前说过的话，他或许会很有理由向神父提出合理的反对。神父请求年轻人让自己对此作出更充分的解释。紧接着，神父就对人类道德情感的自然属性做了详尽的辩护。神父谈到了由身体造成的幸福的假象，并且提出，只要他的灵魂仍然依附于身体，他就永远不会自由。许多学者认为，此时神父是在尽己所能去回应那位年轻人没能说出口的无言反驳。

马森用了一整章篇幅讨论他称之为公民宗教的问题。在《社会契约论》的倒数第二章，卢梭提出了宗教和政治生活之间正确关系的问题。在那一章中，他说神父所宣讲的宗教、福音书中纯粹的基督教信仰与社会精神对立。事实上，卢梭这里的语气甚至还要更强一些：“我不知道有什么会比这与社会精神更加对立”。 对此他解释说，他所说的是使人远离此世的人类事务结果的出世的超脱。一旦人们意识到，真正的基督徒并不会比真正的哲学家更有可能做到，那么困难就会减小。不过，尽管有些困难不是实际层面的，但仍然存在，它们不可能表现得于政治有益，所以只能悬而未决。由于这种不可能性，人们就不会对此感到震惊了：卢梭在这章的末尾提出的公民宗教信条与神父的自然宗教有所重叠，甚至有所强化，但同时也包含了一些不存在于后者的内容——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此外，施特劳斯指出，尽管卢梭已经在《爱弥儿》中断言：

但神父在讨论道德的时候并没有讨论政治生活。公民宗教是一种由主权者制定和确立的宗教。它禁止被卢梭等同为“教堂外无救赎”的不宽容。它不会禁止任何对其他信仰的包容，且接受它关于上帝、来世、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的极简信条的宗教。马森指出，公民宗教和自然宗教在一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那就是卢梭在《山中来信》中对日内瓦人的提醒：将加尔文教确立为国教的日内瓦“教会最高统治者”（ecclesiastical sovereign），同时也是日内瓦的最高政治体（sovereign political body）。

▲ 1858年的日内瓦景色

马森认识到，在卢梭的写作中存在两种对人类起源彼此矛盾的表述，一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二是神父所说的。他承认，卢梭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矛盾。他拒绝了他同时代另外两位知名学者兰森（Lanson）和莫雷尔（Morel）对此给出的解释。这两位学者认为，卢梭采取的是之前笛卡尔和布丰（Buffon）为了避免冒犯宗教当局所使用的策略。他们将论述呈现为一种假设，即如果上帝没有像圣经断言的那样，在开端创造万物，事物可能会如何进化。

马森否认卢梭也采用了某种策略，而不是宣告自己真的接受了“摩西的著作”。然而，在《信仰自白》中，神父绝不认为自己有义务相信圣经著作——尤其是福音书——上所写的一切，尽管他赞美二者。此外，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还曾这样描述“摩西的著作”。他先指出，伪造一个奇迹并不需要多么超凡的能力，然后他宣称：“立法者的伟大灵魂才是真正的奇迹，必将证明他的使命。”接下来，他给出了例证：

卢梭也不太可能认为自己有义务接受圣经字面上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面对着神父所言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间的冲突。在《信仰自白》之前，卢梭只引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几个段落。他刚刚才对“人必须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拯救”的说法提出了反对。他现在开始考虑起那些“自从童年时代就与整个社会隔离，过着彻底的野蛮生活，被剥夺了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才会获得的启蒙”的例子。

卢梭声称，“要这样一个野蛮人把他的思想提高到能够认识真正的上帝，显然是不可能的”（IV 556; B 258,）。神父曾假设过，如果他一生都独自生活在一个荒岛上，他将如何借助理性走向自然宗教的上帝，卢梭这里的说法和神父的描述之间存在着显然的差异。卢梭对这些评论的注释引导读者参考《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一部分中关于“人类心智的自然状态和……它发展的缓慢”的教导。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将这一发展过程描述为持续了“数千个世纪”。 另外，同一部作品中的第10条注释还提到了旅行者曾听说过或者遇到过的人形动物。要不是因为这些动物不会言辞，它们或许会被我们当成人类。卢梭相信，它们实际上是没有经历过其他人类种族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的、幸存下来的野蛮人。

他初步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得到了孟德斯鸠、布丰、狄德罗、杜克洛（Duclos）、达朗贝尔（d’Alembert）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等受过训练的科学人士的认可的人之本性。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人类的罪恶没有被归结于人对自由意志的误用，而是被归结于人类设法应对威胁到自己生存的、不可预知的紧急状况时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虽在预料之外，但回溯去看，又不可避免。每一种解决方案都会引发进一步的紧急情况，直到形成了政治社会。并且，即便政治社会也不是这一过程的终点。自然和人类是在这一描述中仅有的两个主角。

在学会言辞后的某个相对较早的发展阶段中，人类开始生活在固定的住所中，并开始成立家庭。卢梭将这一阶段——也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野蛮人身上找到的例证——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幸福、最持久的时代”。他将其形容为“最难以产生革命，而对人来说最好”的时代，并宣称这个时代的居民“只会由于一些致命的意外才会离开这个时代，而为了公共利益考虑，这些意外本不该出现”。 在卢梭看来，所有进一步的发展看起来使个体日臻完善，实际上却造成了种群的衰退。

为什么“致命的意外”被允许发生？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而不是神父口中的“世界的王”（IV 582; B 277），但人仍然是“组织得最好的”一种动物（III 135）。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动物都是根据本能（instinct）行事，而人是根据经验行事。其他动物也会“思考”，即组合观念。人的独一无二之处首先在于，人的行为由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学习能力和人的自然的可完善性从一开始就在发挥作用，也从一开始就被需要。 为了应对人口过剩和自然灾害， 言辞和理性在很久之后才发展起来，它们所导致的人的发展原本不属于大自然对人的原初设计。言说、一般观念和理性转而也成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带来进一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手段（III 149）。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初版书影

理性及其带来的加速发展的可完善性，本来并不是自然对人的原初设计中的一部分。然而，自然的设计也不可能阻止它们出现。至于夺走了人类种族之幸福的“致命的意外”，大自然也不该为此担责，因为是自然而不是神意（Providence）造成了这一切，而自然无法阻止意外发生。在卢梭看来，“自然是好的”这一说法并不会由于意外的出现而变得可疑。

马森这位受过良好教育且学识渊博的天主教教师，对卢梭的宗教及神父的宗教都持有严肃的保留态度，他认为神父不过是卢梭的代言人。其保留意见可见于如下评论。据马森所言，“在让-雅克的天堂中，上帝会小心翼翼地隐去自己，为让-雅克腾出位置。”他将《信仰自白》形容为——

马森还谈及他在《信仰自白》中察觉到的“神圣化自身的需要”。他指出，卢梭在《信仰自白》中没有描述与自然狂喜的结合中自我的消失：

进而，马森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