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 | ③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动态演进

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自1984年建立以来，始终服务于宏观调控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灵活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存款准备金率灵活调整，对货币总量适度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存款准备金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个账户合并为一个“准备金存款”账户；二是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至8%，准备金存款账户中超额部分的总量及分布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三是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这次改革不仅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功能，也使其总量调控功能得以更好发挥，既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深度”冻结流动性，也能迅速释放流动性以应对流动性不足。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步入新的增长周期，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大量流入，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被动购汇吐出大量基础货币，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不断积累。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3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升至20.1%，对冲了购汇投放流动性中的绝大部分，对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有效管理通胀预期起到积极作用。2013年以后，随着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外汇占款渠道供给的流动性明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先后29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20.1%降至6.6%，满足了银行体系长期流动性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总量调控的同时，存款准备金制度也在动态革新，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效果。 为了更好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设计了定向降准政策，建立引导金融机构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的正向激励机制，不断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同时，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支付结算系统的发展，存款准备金的考核方式也在进一步改革。2015年9月和201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分两步将存款准备金的考核方式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平均法改革不仅可以更真实地反映金融机构的存款规模，减少考核时点金融机构的存款波动，提高考核的科学性，也能够增加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的空间，平滑货币市场波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转型创造条件。2017年9月，为进一步支持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将定向降准拓展为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更多聚焦于实体经济的薄弱领域。2018年4月和10月，定向降准又作了进一步优化安排，通过对部分金融机构降准以置换未到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或者到期不再续作，在控制和调节流动性总量的同时也优化了流动性结构。比例考核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两项优惠政策的目的达到以后，于2021年退出，中国人民银行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当期最优惠档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增加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资金来源。存款准备金工具用于总量调节的功能更加聚焦，存款准备金框架也在由复杂向简明演变。可以看出，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整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需要，不同阶段的选择可以更好服务于政策支持重点。多层次的存款准备金率档次在当时有效向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加大了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简明的存款准备金率档次有利于体现准备金变化与货币总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助力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