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做出一个决策，它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我就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人；公司这样会破产；政府这样会证明它是一个低效的、不合格的政府。我当然希望解决雾霾问题，天天吸毒我的内心压力也很大，跑步都不想跑了，感觉再这样下去焦虑症都要犯了。但是不是我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为什么雾霾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成本>收益”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指出，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每年
700亿元。那么对比一下治理雾霾的成本：APEC蓝、阅兵蓝可以算是雾霾成功治理的典范，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说：“通过那几天的会议，可以看出，雾霾成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重化工业和我们的汽车发展得太快，带来的环境问题。治理雾霾并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办法‘双限’，第一限厂，第二限行。限厂就要把我们的工业企业调结构。如果要很快把中国的雾霾治理好的话，并不是不可以。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据说APEC期间，我们为了治理雾霾，相关省市的损失，有的几十亿，有的上百亿。反过来说，如果想付出小成本，就要有长周期。”（http://money.163.com/14/1130/10/AC9RQU D100253B0H.html）可以预估，治理雾霾大约一个月的损失，就可能同雾霾一年的损失相当，如果你是执政者，你会怎样选择？
在会议前和会议中（
11月5日-11日），北京市以及邻近五个省份的工厂都被勒令停工关闭，目的是令碳排放量至少减少30%，以迎接21个国家领导人的大驾光临。根据瑞士信贷(CreditSuisse)估计，这种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水泥产量的13%、工业产出的3%，进而可能对中国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0.2-0.4个百分点的拖累。这会使得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按照一周0.3%的平均速度，一年五十二个周对于工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可以达到15%，那么根据我国工业总产值271392亿元（取2014年数据），如果全年保持APEC蓝的水平在工业上要牺牲大约的产值在4万亿左右。当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洋大人是一等公民，毕竟国际观瞻的收益才能大于工厂关停的成本。
这个世界的利益纠葛太多了，我们站在一个城市居民、一个办公室白领的角度，肯定会对雾霾深恶痛绝，觉得它负面影响高于一切，但是这个世界毕竟不仅仅只有城市白领。如果我是一个决策者，我会想，为治理雾霾关停工厂对
GDP影响有多少，会不会影响我的政绩；关停工厂工人怎么安抚，会不会去北京上访；就算治理雾霾成为了政绩考量一级标准，关停的工厂会不会偷偷复产，我手头有多少工作人员可以去执行这个政策……
来看两则新闻：
《外媒：中国逾
6成地下水被列为不适合人类接触》（地方消息 ·21CN.COM）：中国环境保护部周四称，2014年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被归类为不适宜人体直接接触。中国将淡水分为六个级别，去年中国环保部监测的968处地表水中，仅有3.4%达到了I类水质标准。
《山西原环保厅长刘向东被查，或涉
8.5亿污染源监控项目》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刘向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公开资料显示，刘向东2013年从山西省环保厅厅长任上去职后，当年7月调任山西省委巡视一组组长。耐人寻味的是，山西省纪委通报刘向东落马消息时，仅提及其早前的环保厅主官一职。山西是能源大省，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所涉官员多被指与能源领域有关。而环保系统扼项目上马的“前置”关卡——环评审批，这项职能也被认为是扼其命脉。
目前，我国有
230万家污染企业，高污染企业70万家，重度污染企业有23万家，而全国的环保机关工作人员总计约7万人，就算全员上阵，不休息，每人每天查两处，也只能每个污染企业每年巡逻20天，其余345天完全属于无控状态。那么普遍花巨资建设的在线监测系统怎么样？2013年12月山西某地泄露200余吨有害化学品，而之前投资上亿建设的在线监测系统却一刻不停地坚守在岗位上汇报【一切正常】的数据值，最后以环保厅长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告一段落。资本家为牟利无视环境法律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政府监管不力或者说有心无力也是难辞其咎。毕竟早在几十年前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处理工艺，就已经国标完备，并且明文规定作为工厂生产流程的一个必备环节了。废弃物处置跟工业发展完全不存在矛盾和制约，相反环保工业也是现代重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一江春水，本向东流，其间或私放超排，或视而不见，亦免不了向东南西北流窜一番。
再引用一篇新闻：《石家庄工人：真怕雾霾没把我们毒死
先把我们饿死》
——来看一下我们这世界复杂的利益纠葛。
石家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为数众多的水泥厂被强制关停，一度造成当地建筑工地水泥短缺，水泥价格飙升。同时，带来的失业人口也成为不稳定因素。至今，因为拆除工厂导致企业关门，仍有部分企业主通过各种途径上访。对石家庄拆除水泥厂的做法，有企业主表示说：
“政府拆了我们的工厂，但是雾霾依然，那我们的企业岂不是白拆了？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确实，虽然水泥市场被彻底整顿，但是石家庄的雾霾还在霸占着黑榜榜首。接下来，挨板子的轮到了石家庄药企。
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支柱产业，在全国药企百强榜中，来自石家庄的药企占据
5个名额。在石家庄史无前例的雾霾应对措施中，为数不少的药企被停产整顿。
石家庄东开发区的一家知名药企员工告诉《凤凰周刊》，停工令开始的时候，执行力度很大，不少药企确实停产了，但是后来有的复工或者开启部分产能。这位受访人士所在的药企，减缓了生产班次，员工的绩效受到影响。
“原本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工资，这下限产了，收入又少了。”他说，“真怕雾霾没把我们毒死，先把我们这些底层员工饿死了。”
所以为什么说
“雾霾问题无法解决”呢，要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要考虑到工厂的死活，要考虑到工人的诉求，更要考虑到政府的执行能力、执行意愿，有些事情不是政府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它做不到，你逼它它也做不到，因为你微不足道。这就是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制约我们的“客观规律”。
治理雾霾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牛津大学主办的《
Environmental history》上面的文章《The smoke of great cities: British and American efforts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1860-1914》讲纽约、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污染治理：
These anti-smoke measures went largely unenforced... Any reductions in smoke that did result from anti-smoke laws and litigation were more than offset by increases from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s and industries...（这些治理烟雾的措施大部分都没实现……因为反烟雾法律和诉讼带来的烟雾排放减少根本抵不过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工业排放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