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扯一句，为啥最近几年雾霾这么重还飘到北京了，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学环境的朋友，他大概解释了这几点原因（转述他的观点，我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不专业）：1、私家车的爆炸性增长；2、全球变暖，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减弱，冬天风小了；3、还是风的问题，记不记得曾经的华北平原一直有严重的沙尘暴，后来因为奥运会，北面建了大量的防风林，现在沙尘暴几乎绝迹，但雾霾也吹不走了；4、还是最根本的原因一直没有解决——化石能源的燃烧、污染企业的治理。
言归正传，从柴静女士的《穹顶之下》开始，雾霾话题就一次又一次冲进舆论漩涡的最中央。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往往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过这一次在严峻的个人健康威胁下，不吝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人越来越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进步。
但是备受关注又如何呢，早在《穹顶之下》刷爆朋友圈的时候，我就悲观地指出：雾霾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声音，确实能够给雾霾问题带来一个关注度，然而想要解决问题，只关注度是没有用的。因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座翻不过的山：客观规律。无论是人的决策，还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的决策，所遵循的永远只有一条原则：收益>成本。
当时为雾霾的事情没少跟朋友们争论：
如果我做出一个决策，它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我就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人；公司这样会破产；政府这样会证明它是一个低效的、不合格的政府。我当然希望解决雾霾问题，天天吸毒我的内心压力也很大，跑步都不想跑了，感觉再这样下去焦虑症都要犯了。但是不是我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为什么雾霾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指出，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每年700亿元。那么对比一下治理雾霾的成本：APEC蓝、阅兵蓝可以算是雾霾成功治理的典范，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说：“通过那几天的会议，可以看出，雾霾成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重化工业和我们的汽车发展得太快，带来的环境问题。治理雾霾并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办法‘双限’，第一限厂，第二限行。限厂就要把我们的工业企业调结构。如果要很快把中国的雾霾治理好的话，并不是不可以。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据说APEC期间，我们为了治理雾霾，相关省市的损失，有的几十亿，有的上百亿。反过来说，如果想付出小成本，就要有长周期。”（http://money.163.com/14/1130/10/AC9RQU D100253B0H.html）可以预估，治理雾霾大约一个月的损失，就可能同雾霾一年的损失相当，如果你是执政者，你会怎样选择？
在会议前和会议中（11月5日-11日），北京市以及邻近五个省份的工厂都被勒令停工关闭，目的是令碳排放量至少减少30%，以迎接21个国家领导人的大驾光临。根据瑞士信贷(CreditSuisse)估计，这种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水泥产量的13%、工业产出的3%，进而可能对中国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0.2-0.4个百分点的拖累。这会使得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按照一周0.3%的平均速度，一年五十二个周对于工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可以达到15%，那么根据我国工业总产值271392亿元（取2014年数据），如果全年保持APEC蓝的水平在工业上要牺牲大约的产值在4万亿左右。当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洋大人是一等公民，毕竟国际观瞻的收益才能大于工厂关停的成本。
这个世界的利益纠葛太多了，我们站在一个城市居民、一个办公室白领的角度，肯定会对雾霾深恶痛绝，觉得它负面影响高于一切，但是这个世界毕竟不仅仅只有城市白领。如果我是一个决策者，我会想，为治理雾霾关停工厂对GDP影响有多少，会不会影响我的政绩；关停工厂工人怎么安抚，会不会去北京上访；就算治理雾霾成为了政绩考量一级标准，关停的工厂会不会偷偷复产，我手头有多少工作人员可以去执行这个政策……
来看两则新闻：
《外媒：中国逾6成地下水被列为不适合人类接触》（地方消息 ·21CN.COM）：中国环境保护部周四称，2014年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被归类为不适宜人体直接接触。中国将淡水分为六个级别，去年中国环保部监测的968处地表水中，仅有3.4%达到了I类水质标准。
《山西原环保厅长刘向东被查，或涉8.5亿污染源监控项目》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刘向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公开资料显示，刘向东2013年从山西省环保厅厅长任上去职后，当年7月调任山西省委巡视一组组长。耐人寻味的是，山西省纪委通报刘向东落马消息时，仅提及其早前的环保厅主官一职。山西是能源大省，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所涉官员多被指与能源领域有关。而环保系统扼项目上马的“前置”关卡——环评审批，这项职能也被认为是扼其命脉。
目前，我国有230万家污染企业，高污染企业70万家，重度污染企业有23万家，而全国的环保机关工作人员总计约7万人，就算全员上阵，不休息，每人每天查两处，也只能每个污染企业每年巡逻20天，其余345天完全属于无控状态。那么普遍花巨资建设的在线监测系统怎么样？2013年12月山西某地泄露200余吨有害化学品，而之前投资上亿建设的在线监测系统却一刻不停地坚守在岗位上汇报【一切正常】的数据值，最后以环保厅长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告一段落。资本家为牟利无视环境法律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政府监管不力或者说有心无力也是难辞其咎。毕竟早在几十年前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处理工艺，就已经国标完备，并且明文规定作为工厂生产流程的一个必备环节了。废弃物处置跟工业发展完全不存在矛盾和制约，相反环保工业也是现代重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一江春水，本向东流，其间或私放超排，或视而不见，亦免不了向东南西北流窜一番。
再引用一篇新闻：《石家庄工人：真怕雾霾没把我们毒死 先把我们饿死》——来看一下我们这世界复杂的利益纠葛。
石家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为数众多的水泥厂被强制关停，一度造成当地建筑工地水泥短缺，水泥价格飙升。同时，带来的失业人口也成为不稳定因素。至今，因为拆除工厂导致企业关门，仍有部分企业主通过各种途径上访。对石家庄拆除水泥厂的做法，有企业主表示说：“政府拆了我们的工厂，但是雾霾依然，那我们的企业岂不是白拆了？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确实，虽然水泥市场被彻底整顿，但是石家庄的雾霾还在霸占着黑榜榜首。接下来，挨板子的轮到了石家庄药企。
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支柱产业，在全国药企百强榜中，来自石家庄的药企占据5个名额。在石家庄史无前例的雾霾应对措施中，为数不少的药企被停产整顿。
石家庄东开发区的一家知名药企员工告诉《凤凰周刊》，停工令开始的时候，执行力度很大，不少药企确实停产了，但是后来有的复工或者开启部分产能。这位受访人士所在的药企，减缓了生产班次，员工的绩效受到影响。
“原本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工资，这下限产了，收入又少了。”他说，“真怕雾霾没把我们毒死，先把我们这些底层员工饿死了。”
所以为什么说“雾霾问题无法解决”呢，要考虑到对经济的影响，要考虑到工厂的死活，要考虑到工人的诉求，更要考虑到政府的执行能力、执行意愿，有些事情不是政府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它做不到，你逼它它也做不到，因为你微不足道。这就是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制约我们的“客观规律”。
治理雾霾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牛津大学主办的《Environmental history》上面的文章《The smoke of great cities: British and American efforts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1860-1914》讲纽约、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污染治理：
These anti-smoke measures went largely unenforced... Any reductions in smoke that did result from anti-smoke laws and litigation were more than offset by increases from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s and industries...（这些治理烟雾的措施大部分都没实现……因为反烟雾法律和诉讼带来的烟雾排放减少根本抵不过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工业排放的增长）
再深想一层，就会更加悲观：为什么雾霾问题“成本>收益”，就是因为雾霾下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还不够。如果说雾霾治理不好，老百姓们要造反，要揭竿而起上井冈山啦，你看政府是不是麻溜地关掉所有厂子、让所有机动车限行了。这就成了一个“收益>成本”的决策。然而为什么没有这样呢，因为雾霾问题还远远没有到能逼人造反的地步，所以它的预期成本还是提不上来，这就是客观规律的制约。
这里悲观就在于，恐怕我们真的要等到因为雾霾死一批人，还是一大批人，这个预期成本才能足够上去，雾霾问题才真正能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这一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在《还有多少进步，要用魏则西们的生命来换》这篇文章中写到过，真的是要出了“死人”这样的事情，一些我们社会存在许久的脓包、毒素才会被重视、挤出来，最悲哀的莫过于此，因为对于我们草民来说，只有这一条命最“值钱”了。
我上一步中想到了，雾霾问题涉及到诸多利益集团，所以看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局。但是为什么不再多想一步呢：比如说，消灭这些利益集团，让真正的所有人的利益、让真正的未来更大化的利益来指导我们的决策？
雾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厂化石原料的燃烧，然而我国的清洁能源如风电、水电却无法广泛使用。继续引用一篇新闻：
“当前很多水电央企与地方政府关系极不正常。在地方政府召集的某些会议上，很多领导干部对水电企业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这跟改革开放初期水电开发环境大不一样。”陈云华说，“虽然水电行业有其光鲜的一面，但我们在一线工作的人，感受到的痛苦也非常深刻。”
另据介绍，很多地方特别不重视环保，也妨碍了水电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目前我国环境问题严重，如何合理消纳清洁能源显得尤为重要，但当前水电等消纳问题仍然突出。”陈云华说，“在‘十三五’电力规划中，有一条输电线路叫雅中直流，是四川电网第四回特高压直流工程。去年底经过电规总院研究，落地点选择了江西，但由于江西计划大规模建设火电项目，所以当地政府明确向国家能源局行文，提出不愿意接受四川水电。这一环境效益巨大的项目遭到拒绝，值得引起进一步思考。”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2-21/doc-ifxytqqn9146050.shtml）
前几年江西省为了地方火电厂的利益拒绝四川水电入境，现在依然鲜为人知。风电也遇到了同样的境遇，许多地方政府拒绝接受风电，风力发出来的电并入不到电网体系中，只能白白地浪费掉。原因在于北方许多省市中，煤炭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而“煤矿-火电厂-工厂-政府”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为了保证煤矿的销路，为了工厂廉价的用电成本，为了本地的GDP和税收，各地政府宁可拒绝清洁的风电。能源行业把这种现象叫：弃风。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公开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平均弃风率达15%，某些地区某些时段甚至高达60%。刨去一些技术性“弃风”因素（一方面风电不稳定是一个技术性难题，一方面是宏观调控能力弱比如设备不匹配的原因）这依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更丧心病狂的是，在新疆、云南一些地区，当地政府甚至要求清洁能源发电厂向火电厂提供补贴，更让清洁能源举步维艰。
我说治理雾霾是“成本>收益”，那么这个成本是谁的成本，是大资本、地方官僚的成本，还是人民的成本？那么这个利益是谁的利益，是不是全民的利益？一些企业为什么不用清洁设备，因为贵啊，换一套生产线要花多少钱、用清洁能源要贵多少，这都是阻碍他们保护环境的动机2015年河北就宣布全省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四大行业的排放脱硫、脱硝、除尘全部达标，只不过虽然设施设备到位，为了省钱企业平时却不开；政府为什么消极应对环保监管，因为税啊，搞得我任内数据不好看，万一再弄出点失业率、群体事件更是大问题，还不如我们把眼睛蒙上，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
这就是为什么环保运动和左翼运动是不分家的，因为他们的矛头都是指向——大资本、官僚、特殊利益集团。日本“文化大革命”退潮后，不少左翼领袖就投身环保事业，如津村乔，在山田水间继续与张牙舞爪大资本作斗争。在日本几次重金属污染事件中，包括水俣病之后的索赔工作，都可以看到左翼团体的身影。
我们说完了阶级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再来说一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有很多反对雾霾治理的声音，认为减少污染就会重创经济、制造失业？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治理污染？荒诞的体制问题、私有制攫取利润的不择手段、发展的停滞。一言以蔽之——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治理污染的过程，就是追求更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为了保住落后产能的利润从而维护所谓短期的就业，就像为了“大清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漕运而拒绝发展效率更高的海运一样荒诞：好像维护了工人们一时的饭碗，却阻碍了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更进一步的，农村中焚烧秸秆、散煤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贫穷的生活方式，贫困问题永远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
雾霾问题确实会受制于客观规律，但是，我们人类就是在不断挑战客观规律、战胜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发展至今的。
最后说说历史吧，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如果真从“成本-收益”来考量，让底层人民烂在泥里自生自灭才是“最有效率”的“理性选择”，然而我们是人，我们是战天斗地烟花至今不断向前走的人。在当时看来，无论是乡村教师还是赤脚医生，都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举措，然而它们的功效逐渐显现就要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了：一个高素质的、大量的工业人口后备军，赋予它多么重要的意义都不为过。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三大条件：人口红利、完整的工业体系、外资支持，其中前两个都是前三十年完成的。可以说这些看似费工费力深扎农村的种种举措，是中华民族腾飞的根基。
雾霾问题难不难？难。不过消灭霍乱难不难？消灭小儿麻痹难不难？消灭天花难不难？消灭性病难不难？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此后十几年中国无性病历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一纪录才宣告终结，此后性病再次在中国蔓延。性病的消灭是伴随着挽救和改造妓女运动展开的，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为了给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动用财政经费支持达一亿元之巨——这个巨大的成本，看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么？有时候，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难以用经济学公式衡量的。
1960年11月，全中国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1952年，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全民普及种痘，经过八年的努力，曾经的烈性传染病、无药可治的绝症、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被称为“文明杀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销声匿迹。
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病人，近十几年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三千多人，1956年起，余江县，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1958年6月30日，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宣布彻底消灭血吸虫，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
1950年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同时将鼠疫、霍乱、天花列为3大烈性传染病，随即展开全民灭鼠、灭蝇运动（后发展为“除四害”）。对城市中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虫，在农村中开展全民打鼠运动。新中国至今未爆发大规模鼠疫、霍乱。
二十世纪初，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3.0岁，与建国前的35岁相比，大幅提升一倍有余；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由建国之初的1500/10万下降至2008年的34.2/10万，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08年14.9‰。同时，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1949年的20000/10万下降到2008年的268.01/10万。中国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骄傲的宣称，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到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一枝独秀。
最后用两首诗做结尾吧：
《送瘟神》毛泽东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