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附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以上海市Ｇ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社区共同体（以下简称“社区共同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加速，使得社区共同体的异质性显著加剧。在此过程中，“互不相邻”“区而不社”等形态的社区共同体日益普遍化，“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消失了”。随着不确定社会的到来，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消灭“附近”的趋势。每个人都在追逐“远方”，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附近”的价值。在风险叠加的现代化社会中，关系和睦并兼具情感认同的邻里关系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关键。2022年，上海抗击新冠疫情中邻里互助、“团长”代购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更加凸显了后疫情时代打造一个情感关联、利益共融式社区共同体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区共同体的再造是应对社会风险叠加、找回消失“附近”的可行之举。当下，推动社区共同体生成，特别是还原中国传统社区的温情、互助属性，成为当前社区建设和善治达成的重点和难点。

自“单位制”解体后，社区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基石。然而，历经三十余年的社区发展与建设，中国的城市社区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城市社区常因成员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内聚力不足而陷入“集体行动难题”；在公共精神凝结上，城市社区内聚力薄弱、邻里关系疏远，进而造成社区公共性的缺失。当下，在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开发与更新等因素的影响下，社区信任机制的缺失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区共同体的凝聚程度。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为了改善老年人出行、提高人民居住品质，上海市政府正式将加装电梯列为本市“民心工程”。由于加装电梯过程存在安全隐患、资金筹集、不同楼层住户权益维护、经济损失补偿等诸多问题，社区矛盾往往由此累积乃至爆发。这对本就“破碎”的社区共同体更是雪上加霜。然而，上海市Ｇ社区呈现出一个“反常”现象：原本关系淡漠、情感凝结不足的社区共同体，在加装电梯的互动过程中，非但没有因利益纠葛而崩解，反而明显改善邻里关系，整个楼栋的居民亲如一家。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容易冲击社区居民关系的加装电梯实践反而会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进一步地，如何理解加装电梯这一社区实践？它如何促成社区共同体生成？它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

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而理论最可能案例往往能够基于关键个案挑战乃至推翻现有共识，从而拓展和修正理论，促进知识积累。为此，采用案例研究法，并选择上海市Ｇ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来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捕捉到一个理论最可能案例——Ｘ号楼加装电梯后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生长，并对其进行深描，以探求电梯加装与社区共同体生成的过程机制。换言之，理论上，Ｘ号楼加装电梯往往涉及经济利益博弈，社区共同体通常会走向动荡乃至瓦解，而该案例却一反常态，为挑战已有理论认识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一手资料。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对G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八次、深度访谈三十二场，受访人群包括街道负责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业委会主任、物业经理、加装电梯公司代表、楼组长、社区能人、社区居民等，共40余人。课题组成员将历次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并对相关内容进行编码，最终形成近20万字的访谈记录。除了获得上述一手资料，本研究还收集了大量关于加装电梯的内部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素材以及电视栏目访谈等二手资料。这些不同的材料之间可以形成三角互证。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叠加当下的数字化浪潮，使得基层社区共同体“破与立”的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从“社区消亡论”“社区适应论”再到“社区解放论”，其探讨的要旨是社区共同体如何在变动的社会中与时俱进。其隐含的假设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再造，社区共同体形态将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转向“选择意志”的“社会”。作为共同体概念的重要阐释者，滕尼斯看到了复杂社会中共同体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其在城市中最大限度内维系着整个有机体的存续。聚焦于中国，当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当下，如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成长呼唤“公共性”的构建，以此实现私人向共同体的演化。聚焦到社区这一场域，社会自发力量的生成则应着力于培育社区共同体。

对于社区共同体如何生成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归纳起来，既有文献主要从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和微观能动论者三重维度展开探究。

第一，宏观结构论者认为生产方式变革和连接媒介变化会冲击既有的共同体，使其发生结构性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引发城市生活的异质性与流动性，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也随之转型：一方面，工业化后，社区居民的需求便于从外界获取，而不再仰赖于邻里互惠。城市化又打散人们间的初级关系，并以交往的异地网络取代本地网络。工业化、城市化打散血缘纽带连接的共同体，而人群因市场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的背景下，移动社交媒体的勃兴为弥补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不足提供新的网络场域。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有了更加多元的团结方式，而不再依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性凝结。可见，宏观结构论者不再执念于传统共同体的重塑，其要么主张以交往的“异地网络”取代“本地网络”，要么着重打造“脱域的共同体”以取而代之。这一观点看到了城市结构变迁下共同体演进的趋势，有利于把握社区共同体演变的宏观背景，但将行动者视为结构的囚徒，而且忽略了社区共同体的培育对于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此，这一视角自然无法解释为何在结构性要素的冲击下，Ｇ社区Ｘ号楼反而突破了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难题，而这正是组织视角试图解答的问题。

第二，中观组织论者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寄托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助推。区别于西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多强调二者的融合共生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创制”。从中观层面看，这种自上而下的助推或采取政党组织的引领，或通过组织制度的建设。一方面，社区碎片化、公共性缺失等现状，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弥补社区组织力不足的空缺。党建引领通过统合治理、公共性再生产等手段，吸纳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形塑他们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社区制度规范可以作为协调个人理性和公共利益冲突的桥梁。对于那些缺乏自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的非合作型社会，要想生成社区共同体，需要发展出律例、约束和道德规范等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作为“引导程序”。通过确立利益博弈的正式规则，互不相识的居民形成某种需求，并发展出某种团结感。组织论者看到了正式权力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对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重要作用，但单纯依赖统一化的自上而下助推可能难以适配多样化的社区治理样态，且很难从根本上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所需的内在认同感。因此，如何促使社区居民在合作交往中增加认同感，从而推进共同体生成，需要培养在地性社区能人。在这方面，微观能动视角下的社区能人或精英成为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点。

第三，微观能动论者注意到能动者在自下而上培植社区共同体中的作用，并侧重于分析社区能人在共同体生成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在能动论者看来，有的社区之所以在既有结构约束下可以突破其束缚，进而凝结共同体意识，是因为关键行动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冲破结构的束缚过程之中，能人往往承担了集体行动的初始成本，因而在社区共同体培育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与西方注重正式制度的规范相异，中国情境下社区共同体的组织与培育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特质中进行的。民间领袖或者社区精英的存在，为既定关系网中共同体的组织化提供了原始动力。能动论者不将视野局限于结构性的制约因素，而是旨在探索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的行动者要素。然而，能动论者没有阐明：在社区能人缺乏的环境中，如何促发社区关联性活动？能人是既存的，还是事件触发的？单单凭借能人就能推进共同体的生成吗？可见，虽然社区能人在共同体培育中起关键作用，但挖掘社区能人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的动因，并对其在社区共同生成过程中如何行动进行“深描”，仍需要进一步明晰。

宏观结构、中观组织抑或微观能动视角，都对解释社区共同体生成提供了启发。但遗憾的是，它们却无法完全解释电梯加装与社区共同体生成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这三种视角都默认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实践发生于某种同质、静态的公共空间中，并在此基础上去观察和分析共同体的生产过程。然而，公共空间并非隐形的、静态的存在之物，还具有显性的、动态的生产属性。在本质上，社会行动都是一种空间实践活动。任何社会活动都无法脱域地展开，而是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空间通常扮演着社会互动出现和人际关系构建的“支点”。因此，社区不会自发地形成具有认同、归属性质的共同体，自上而下的组织助推与自下而上的能人撬动都发生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之中。作为凝结社会关系的空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性”，其生成于具体实践，又对后续实践产生影响。从本质上来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实践行为，还是重要的空间生产形式。既有研究多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集体行动过程，考察社会资本因素、政府政策介入等对加装电梯的影响。本文则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审视加装电梯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对既有社会结构（社区共同体）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凝练为：空间生产与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空间生产能促进社区共同体的生成，那么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其内在的因果机制又是什么？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维度主要指向物质产品，而空间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与之相对，亨利·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这里的空间生产不仅仅是城市广场、社区公园等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还包括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等抽象维度的生产。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其营造的过程既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生产，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有学者将这种二元生产关系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社区内公共空间是居民间联系发生的场域。在其中，异质的身份、互不相邻的关系在此发生交互，公共空间可作为“社会容器”生成彼此间利益凝结的纽带。关于空间生产与社会培育的关系，大致可概括为空间彰显着社会关系的样态，同时又会对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但也有文献对公共空间生产是否能直接供给包容差异的社会交往和共识机制提出了质疑。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何种因素的叠加使得空间生产助推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

已有研究指出，通过将多元治理主体“黏合”于空间场域，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实现了一个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的连续统。然而，并非所有的空间生产都能有效助推共同体的生成。这是因为空间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着多种面向。本文在借鉴列斐伏尔“空间三维辩证法”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空间生产细化为三个部分。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主要涵括物质、社会和精神三个核心维度。相应地，城市社区场域下空间生产的过程可做如下细分：第一，物理空间生产。物理空间是社会活动的发生场所和展开背景。物理空间的性质影响了既有空间格局，内在规定了社会主体的关联方式。第二，社会空间生产。社会空间在能动的意义上，是复杂的社会网发生关联的场所，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作为承载社会活动的容器，公共空间可以聚合不同的治理主体围绕空间生产具体细节展开协商，从而促进社会空间秩序的达成。第三，精神空间生产。精神空间为社会群体提供了互动和交流的情感场所，具有凝结行为主体之间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作用。情感空间能在意义层面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联结。在这里，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二者表现出实践与抽象的关系。

关于社区共同体的存续问题，结构论者强调社区关系联结将被市场关系取代或被线上虚拟社区替代。本研究不赞同上述“社区消亡论”与“社区解放论”的论断。那么，如何界定一个社区共同体是否生成呢？追及中国“社区”概念的源头，基于滕尼斯对社区的理解，费孝通最早将其定义为“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虽然费孝通是基于乡村调研的经验对社区做出概念界定，但该定义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下多数城市社区的实际状态，即当下城市社区多为邻里间情感关系淡漠的“居住共同体”。这种共同居住于一定地域但邻里间关系松弛、互不相识的形态，被视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初级阶段。本研究借鉴了桂勇等人对社区共同体存在与否加以界定的三个指标，即邻里互动、合作参与以及社区认同。判断一个社区共同体生成的标准是：其一，社区居民因共同关心公共事务而发生一定联系，并基于自身利益，与邻里之间生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成“利益共同体”；其二，针对某项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居民主动参与进来，并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合作与沟通，产生“治理共同体”；其三，社区邻里之间持续互动、紧密联系，并在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守望相助、凝结认同，生成“情感共同体”（见图１）。

在列斐伏尔“空间三维辩证法”的基础上，还借鉴了文献综述部分结构论、组织论和能动论者对社区共同体生成的相关论断，进一步搭建如下分析框架（见图２）。首先，在物理空间生产阶段，公共空间的物理熟悉激发社区内居民的相互关联。在社区场域内，物理空间主要包括楼栋和广场等公共场所。物理空间生产的展开是社区成员发生关联的纽带，进而促使“互不相邻的邻里”产生关联。其次，在社会空间生产阶段，多元主体围绕公共空间建立治理共同体。对于社会导向的空间生产，多元主体需要聚于空间场域内，摆脱彼此孤立的状态，围绕空间生产活动彼此协商交流。因而，代表国家意志的街道办、代表市场资本的公司与代表社会力量的自发组织，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生成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最后，在精神空间生产阶段，公共空间作为一定范围内社区居民的共有资源与利益纽带，促进了社区居民围绕公共物品的维护进行自主管理与自主运营。在管理规则自主议定的过程中，楼栋内居民凝结出交往的纽带。经由“物理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精神空间生产”三个环节，社区居民凝结出高存量的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区共同体的生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国家的始终在场，造成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互助精神不足，且不同的社区类别，都面临着“陌生人社区”的窘境。以上海为例，对于商品房小区的住户来说，社区更多呈现的是地域概念而非共同体概念。其住户多以年轻人群为主，他们与社会的连接方式更为多元。对于Ｇ社区这种老旧小区来说，老年人口占据了社区住户的多数，其与周遭社会的连接渠道有限，因而依赖于社区共同体对社区认同与互助意识的形塑。可见，虽然成因有所差异，但当下中国的商品房小区和老旧小区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共同体困境”。

当下，基层治理直面的一个难题是，老龄化的人口与不适配的高楼之间的张力，迫切需要大量供给以电梯为代表的社区公共物品。作为一项深得民心的民生项目，加装电梯获得国家政策支撑、地方规范指引、基层干部出力、社区能人带头等众多支持，但成效却不甚理想。既然居民和政府两个主体都愿意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那么加装电梯应该是一件能顺利推进的大好事，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是矛盾众多、阻碍重重，甚至出现邻里反目、诉讼频发现象。Ｇ社区Ｘ楼栋从2016年9月便开始内部筹划、动员加装电梯等事宜，并于2017年6月启动、2018年12月完工。这在整个YH街道所有加装电梯案例中，都属于领先者。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Ｘ楼栋完成了加装电梯这一公共空间的生产，且电梯加装后明显改善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其空间生产助推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具体过程值得进一步挖掘。

按照既有的经验感知和理论研究，相较于商品房小区，老旧小区居民之间的人际交往和互动应该更频繁，“熟人社会”的程度应该更高。然而根据调研，Ｇ社区内部共同体的凝结程度却不甚理想： “原来因为我在上班嘛，相对说起来也就没空（联系楼栋内居民）了。居民就是走下楼梯，最多情况就是脸熟悉。我们楼栋里面，基本上是（彼此）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访谈资料：20200507－Ｈ女士） 在邻里社会资本凝结程度有限的现实下，Ｘ楼栋如何通过加装电梯改善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家住四楼的Ｍ先生年轻时做工程项目，目前已退休。他坦言： “看似简单的加梯事项，实践起来真的是千难万阻。填表、敲章、审核、验收，每一项都不容易，需要有人挑头出力。”（访谈资料：20200507－Ｍ先生） 为此，Ｍ先生因为年轻时做项目与一些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有接触，主动做起了楼栋内的加装电梯牵头人，并借此担任了楼长一职。加装电梯采用的是“一票否决”的议事规则，因而需要牵头人联系楼栋里所有成员，取得大家对加装电梯的一致同意。其中，争议最大的当数加装电梯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可能涉及的隐私、采光等问题。 “同样是卖房，（加装电梯后）高层肯定是要比我们一楼高的，因为有电梯嘛，它采光好的。”（访谈资料：20200507－Ｗ女士） 为顺利推进加装电梯协商议程，Ｍ先生首先找到了家住六楼热心肠的Ｚ女士，在征得Ｚ女士同意加装电梯后，二者协力推进整个楼栋内的加装电梯意愿征集。对此，Ｚ女士分析道：

“这个电梯，不是你想装就装，居民还要齐心协力。我们协商过程中主要遇到两个麻烦。一个是邻里平时都不是很熟悉，增加了协商的难度。再一个是我们楼内很多是外来租户，但加装电梯事项要找业主协商。”（访谈资料：20200513－Ｚ女士）

由于加装电梯这一公共事项需要每个住户出资，且会对房价产生切实影响，因而，每个住户都非常关心楼栋加装电梯的进展。 “因为涉及居民切身利益了，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加装电梯）还是很关心的，这也倒逼着我们彼此联系，因为要协商出资比例嘛。”（访谈资料：20200507－Ｗ女士） 楼栋内有多家是外来租户，Ｚ女士在意见征询伊始便碰到了“协商无主”的困境。Ｚ女士借助楼栋多家为老单位房迁居的特质，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取得了所有户主的联系方式。因为加装电梯意愿书需要所有户主签字，有几家户主是Ｚ女士亲自打车去获得签字。为此，Ｚ女士垫付了不少时间和财力成本。在跟楼栋住户协商过程中，Ｚ女士在解决各楼层利益分歧的基础上，充分打好“感情牌”。家住五楼的Ｈ女士是位热心肠的住户，她长年义务打扫楼道卫生，看到脏的地方也会去拖干净。所以，目前腿脚不方便的她有加装电梯的需求了，大家都愿意支持她。

获得楼栋内的一致同意仅仅是加装电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续关键的是各楼层如何出资的问题。按照上海关于加装电梯的补贴政策，政府最多补贴成本的40％，但最高不超过28万。例如，80万电梯的40％是32万，政府补贴上限是28万。但政府补贴款要等到电梯加装完毕，并使用一年之后才能下发。因此，如何在楼栋内筹集到加装电梯的资金款，成为摆在两位牵头人面前的首要难题。Ｍ先生坦言： “我们自己搞的话真的是很难。关键问题不是我们不懂，这个区房管局他们都不懂，因为那时候的相关政策还不是很明晰。”（访谈资料：20200507－Ｍ先生） 后来，Ｍ先生无意间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加装电梯的报道，上面明确列出上海电梯协会和上海信息协会关于加装电梯各楼层出资比例的指导意见。于是，Ｍ先生因为有了公开且权威的书面文件指导，并以此为据来征得楼内对出款比例的意见，其实施效果明显顺畅了很多。

围绕电梯加装，异质化的社区成员彼此“相遇”。加装电梯成为居民自治的“磨炼场”。自从Ｘ楼栋有了加装电梯的诉求后，楼内成员便成立了一个自治组，并建立微信群协商议事。Ｍ先生指出：

“为了加装这个电梯，我们楼栋内部开了好多次会，主要讨论钱怎么收、收多少、楼道怎么打扫这些核心的问题。自治组一定要居民有需求、感兴趣的或者重视的，（居民）才会自发成立。以政府去推动的（自治项目），看上去好像外表很光鲜，但是老百姓不认可的，这样的自治组成立不起来。”（访谈资料：20200507Ｍ－先生）

这样的自治组成立推进了相关事项的协商进程。某居委会干部也坦言： “自治组织一定要居民有需求或者他们感兴趣，这样才能水到渠成，你去硬推，没用的。”（访谈资料：20201205Ｃ－先生） 可见，如果自治组协商的事项与居民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很难自主运转起来，其成效也会大打折扣。加装电梯需要楼内自主协商卫生管理、电费分摊等事宜，因而会倒逼居民实现自主治理。

围绕电梯加装，居委会成员与社区居民彼此“相遇”。Ｇ社区有一百多楼栋，其中，八十多栋楼都有加装电梯的需求。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为协商完成这一事务 “最少开了一百多次会”。（访谈资料：20200425－Ｚ先生） 其中，加装电梯意愿居民意见征询、加装电梯意愿问卷发放等事项，都增加了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相互联结和了解的机会。居委会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专门研讨社区内加装电梯的瓶颈，并邀请成功加装电梯的楼栋介绍相关经验。在Ｇ社区Ｚ书记看来，采光、隐私等技术上可解决的问题不是协商的难题，关键在于 “楼内部分居民平时累积的（对邻里的）不满阻滞了加梯工作的进行”。（访谈资料：20200425－Ｚ先生） 为此，居委会拟定《楼内文明协议》，对诸如顶楼乱扔垃圾、宠物卫生问题等作出文明倡议。居委会层面还成立加装电梯临时党支部，由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三驾马车”牵头，并协同加装电梯临时党支部相关人员，为加装电梯提供相关服务与指导。

围绕电梯加装，街道相关部门、电梯运营主体与相关居民彼此“相遇”。街道层级对加装电梯这一民生项目予以补贴，其上限为28万。电梯安装好并使用一年后，再将补贴款返还。然而，审批时间期限太长（大概需要一年），常使原来同意的楼栋发生变数。为此，街道层面成立加装电梯一站式服务窗口，以缩短审批程序、畅通审批流程。对于电梯品牌选择，需要街道进行前期筛选和质量勘测。政府层面也适时修改加装电梯前置条件，例如征询意见同意率底线从原来的90％降低到2/3、取消“一票否决”，这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的步伐。街道还通过自治资金划拨的方式，出钱重整一楼公共空间环境，例如楼道美化、瓷砖更新等。电梯装好了，楼道环境也修整得更加宜人。

通过加装电梯，楼栋内过去很多难解的“症结”借机得以协商解决。例如，Ｍ先生指出：

“（电梯）装好了以后，行人基本上都走电梯了。本来下雨天要经过一楼的门口，一楼是最湿的，脚还要蹬蹬，声音很响……晚上像你们年轻人回来晚了，防盗门声音很响的。现在门在外面，没有声音了。”（访谈资料：20200513－Ｍ先生）

很多住户因为个人琐事邻里关系不佳，故意和其他邻居唱反调（如反对加装电梯），没想到加好电梯后，旧有的邻里矛盾意外得到了解决。原来，一楼光线是比较暗的，仅靠一扇窗户通光；现在，因为电梯的加装和环境的修缮，一楼更加亮堂了。Ｍ先生深知一楼住户对加装电梯的莫大支持，因而对一楼的美化行动很上心。他表示： “一楼给他们贴好瓷砖，我都会亲自去挑选瓷砖，一定要弄得漂亮，不弄漂亮不行。”（访谈资料：20200513－Ｍ先生） 还有邻居亲自去网上购物平台购买相关装饰配件，用以楼栋环境的美化。二楼某住户的孩子颇有绘画天赋，其父母主动将其孩子的画作贡献出来，贴在每层电梯口处。经过大家的共同维护，楼道装饰变得温馨和睦。

围绕电梯这一公共空间的参与营造，社区居民在“出资金、出劳力、出点子”的过程中，培植了彼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微信群的建立活络了邻里，加强了彼此的关系凝结。在围绕加装电梯行动展开协商的过程中，彼此交流与了解的机会不断增加。装电梯前，邻里之间基本互不相识。加装电梯后，楼栋内的邻居彼此熟识起来了。因为装了电梯，建了微信群，大家每天早晨还会在群里道个早安。当有邻居发现谁家的衣物从楼上掉下，也会及时在群里提醒。碰到不在家的邻居快递到了，也会帮忙代收一下。大家生活上相互照应，邻里的关系因为电梯的加装变得更加和睦。

那么，加装电梯这一空间生产是如何促成社区共同体生产的呢？其背后的机制又是怎样的？

公共空间既是社会运转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关系凝结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依托于一定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小到社区的邻里意识，大到国家的领土认同，都被框定于特定的空间场域之中。作为联结不同群体的纽带，公共空间可以将异质的群体凝结成共同体。空间与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交互关系。一方面，社会的结构类型决定着空间生产的样态。另一方面，空间生产亦反向作用于社会，促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公共空间是社会性活动发生的场所，可以发挥聚合作用以推进共同体的情感交流，进而培植公众参与意识和个体对社区的归属感。在明晰了空间与社会二元辩证关系后，需要进一步揭开空间生产助推社区共同体生成的过程机制。

社区居民之间为何会形成“互不相邻”的邻里关系？为何一个老旧小区，天然具有单位连接的基础，然而社区凝结程度却依旧不甚理想？一个凝结多方主体利益、吸引异质主体参与其中的社区公共空间缺失是社区共同体生产启而不动的重要原因。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空间受到权力、资本和生活三重逻辑的调控与作用。在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公共空间逐渐偏离生活的逻辑，进而在城市社区逐渐发展出“夹心层”的社区共同体，即互助精神与认同感缺失的共同体类型。现代城市社区规划受到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双重驱动，造成人们在空间上的区隔。即使社区内存在有限的公共空间，也因为缺乏凝结居民的产权机制而难以将社区居民归聚其中。可见，既有的社区空间安排难以为邻里间人格化的交往创造相遇的机会，进而造成近在咫尺的邻里却陌不相识的关系格局。加装电梯这一空间生产活动和契机改变了邻里间不相往来的局面，将他们的视野投向与彼此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其激发彼此交流的内在机理在于，电梯作为物化的空间载体，通过引发居民间产权上的关联，倒逼“互不相识”的邻里发生联系。

作为物理空间的电梯，对既有楼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房价倒置、成本共摊和侵权扰民三个方面。首先，作为物理空间的电梯，会对既有楼栋内的房价产生“倒转式”影响。包括Ｇ社区在内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棘手问题”，首要原因是电梯建成后会使得高层房价升高、底层房价相对下降。这一房价倒置的现实激发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倒逼他们关注加装电梯的现实进展。其次，作为物理空间的电梯，需要楼栋内居民共担建设成本。如何分摊加装电梯的成本，需要楼栋内居民内部协商达成一致。最后，作为物理空间的电梯，对部分楼层造成采光和隐私等侵权扰民的影响。这一问题虽然技术上可以解决，但也常被部分居民作为反对加装电梯的理由。电梯作为一项新的楼栋公共空间安排，其上述物理属性催生了楼栋内全体居民之间的产权关联。在中国城市社区，私有产权的内在格局基本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于社区共同体而言，共同的利益并不是天然存在的。社会意义上的情感关联需要经济上的联系来催生。有学者指出，社区唯有营造利益连接机制，方能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正如Ｃ先生指出的：

“一般是五楼六楼有非常强烈需求的人自动发起，这些人在楼里面威信也比较高，居民会给他们面子。由他们牵头，再加上加装电梯与居民利益切实相关，这会激发楼栋邻里间相互协商与交往。”（访谈资料：20201205－Ｃ先生）

可见，电梯这一物理空间生产活动，通过为楼栋内居民提供产权上的关联，促进Ｇ社区Ｘ栋楼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

社区内的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进行功能性活动的情境性场所，是包容差异和打破分歧的容器，更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了协商与交流的机会。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空间是异质主体交换彼此意见的载体。在该案例中，围绕电梯的出资比例、资格审核、生产建设，电梯生产逐渐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生产。多元主体依托公共空间，彼此交流、相互理解、建构共识，最终形成理性的社会交往空间。在公民、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和相互配合下，电梯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促进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一方面，社区居民群策群力，通过加装电梯这一空间生产行为促进共同体共识逐步形成。电梯这一公共空间作为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的媒介，是彼此发生社会关联的活动平台。既有社区空间很难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创造机会，导致居民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淡薄。与居民利益相关联的空间生产，是推动其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培养共同体责任感的重要基础。居民基于个人利益诉求，与政府、企业和居委会等多元主体协商交往，进而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促进Ｇ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积极完善电梯生产过程规范，实现组织赋权下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在公共空间生产中，地方政府并非事必躬亲，而是以助推者的身份给予资金技术和信息供给等支持，并在公共空间生产规范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社区楼栋内部关系的差异，决定了政府要制定差异化的制度规范体系与之适配，以此实现分类指导。例如，对于那些能人缺失、协商不力的楼栋，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规范，并做必要的指引。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社区居民展开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创造制度条件。在本案例中，Ｇ社区Ｘ号楼属于在空间生产中能人涌现的楼栋。因此，政府充分调动其带领居民建立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降低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随着加装电梯项目的不断推进，政府相关的辅助政策也与时俱进。Ｓ先生说道：

“电梯推动到现在，政府政策也不断改变和跟进。我们政府层面会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对接实践，减少老百姓协商过程中的阻力。”（访谈资料：20201205－Ｓ先生）

例如，审批环节的提速、业主同意门槛的降低、服务窗口的跟进，以及“美丽家园”项目联动推进、第三方专业组织的引入等，都极大地减少了加装电梯进程的阻力。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尚不足以促成社区共同体的生成。社区共同体的生成离不开实践活动的构建，只有当邻里关系发生于公共空间，并凭借主体间认同凝结和情感维系加以固化，方能生成一个持久、牢固、具有归属感的共同体。首先，公共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客观性，还具有观念主观性，是凝结集体意识的纽带。公民主动参与到公共空间的生产中，是产生社区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亦是提升信任水平并厚积邻里意识的关键。在公共空间生产的过程中，Ｘ号楼栋内自治组织得以成立。此时，楼栋内所有居民都参与到了公共空间的生产和维护的过程之中，逐步形成关键行动者引导、全员居民参与的自主治理体系。其中，楼栋内电梯加装也由能人牵头转换为居民共担。可见，电梯这个公共空间的生产搭建了居民接触和认识的“桥”。它不是一次单向的空间生产，而是充分发挥责任感和参与感，以此增多公民间的横向联结、推动社区公共精神的养成。随着对空间生产的运营和后期维护等细则制定的参与，楼栋内居民的联系和交往也渐次增多，进而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邻里间还生成了广泛互惠的准则和自治组织，将“我”发展为“我们”，有效促进了居民公共意识的凝聚以及社区内公共精神的发育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