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企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地方经济活动重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中性竞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然而，企业发展到底需要怎样的营商环境？产业政策如何实施才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教授接受了《经济》杂志专访，就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和看法。
从现状来看，虽然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中国的营商环境还是不够完善，企业在运营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几个部门同时管一件事，每个部门的规则单独看没有问题，但放在一起，就可能互相冲突。
比如，一家外资企业在地方投资项目，按照外汇管理规定，项目结束清算后，其可以将投资收益转回本国，但需要向银行提供纳税证明。
2018年之前，我国有两个税收部门——国税局和地税局，即需要提供两张纳税证明，但实际操作中，要想获得国税局的纳税证明，就必须将地税局的证明留在国税局，无法同时提供两张证明。
过去企业遇到这种问题时，可能需要某个政府部门或相关人员出面协调，我们将其称之为“特惠模式”。
为了让特惠制度能够成功，地方政府首先要决定帮谁不帮谁，选对了就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初期，我们基本能够预判哪些企业比较重要，然而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种预判变得越来越困难，特惠制度的效能也随之下降。
其次，在特惠模式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我们对此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在一定程度上特惠制度继续起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另外，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过大也会造成产能过剩，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这些产能可以被快速消化，一旦增速放缓，就会变得特别困难。
特惠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大，是否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来促进这一模式的改变？
如果地方政府是为了吸引投资而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且动力足够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一模式的改善。但是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不是一蹴而就、想做就能做到的，尤其是有些规章制度并不完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甲地企业侵犯了乙地企业的知识产权，甲地地方政府不一定有动力来保护乙地的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竞争不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还会加剧问题。地方之间的竞争应该朝着全面改善营商环境的方向去发展，这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顶层设计，例如制定全国普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保证其强有力的实施，让地方利益不再起阻碍作用。
制度环境普遍改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制度环境中，很多部门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制定法律法规，可能造成部门间制度冲突或意见不一致，甚至互相推诿。由此可以看出，顶层设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提供“一站式”服务，因为企业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没有能力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冲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营商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大大提高办事效率。
判断产业政策是否得当，要看其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后果。有研究发现，如果产业政策惠及所有相关企业，不影响平等竞争，对效率提升的效果可以是正面的；但如果只是为一部分企业提供支持，造成不平等竞争，对效率提升就没有正面效果。
原则上，当产能出现过剩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低效率的提供者退出来，以维持市场的供需平衡，然而在实践中，各级政府不愿看到其扶持的企业失败，会继续给予支持，并且这似乎成了普遍规律。
因此，在推行产业政策时要特别谨慎。当产业链风险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有些产品掌握在个别外国供应商手中时，可能要实行一些产业政策，希望能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普惠，不要只盯着几家企业。产业政策不应由政府来选优劣，而是要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来决定。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改善营商环境，而不是给企业提供财务上或资源上的扶持，否则就会造成企业之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更聪明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选一些既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也能帮助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点行业，集中精力改善其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