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西方崇尚杀戮和征服，中国则是人道先兵

战争启示录

西方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崇尚武器，崇尚实力，崇尚大规模的杀戮和报复，崇尚对外的侵略和征服。 他们谈论战争，总是喜欢把根子追到两件事上。一是人类的暴力活动，与男人有很大关系，与男人的暴力倾向，特别是性侵犯，有很大关系。二是人类的暴力活动，和动物有关，和打猎有关，和打猎后用猎物作牺牲，进行血祭有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注意， 西方以M打头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倾向有关。 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martial art是武术，military art是兵法。 他们说，男人来自火星（Mars），火星是战神，总是喜欢强加于人。一个国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个国家，杀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强奸和虏走所有女人，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和男人心目中的胜利。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名叫 The Rape of Nanjing ，rape的特点就是强加于人，它的原始含义是强抢，另一个意思是强奸。它不仅可以涵盖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后来有所谓“三光政策”），还特别指他们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日本老兵手里有很多反映这类暴行的照片。他们的文化中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大家很熟悉。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猎人和牧人是男人，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很密切。贵族武士都爱打猎，打猎是原始的军事训练，到处如此。他们用猎物献祭，祈求神佑，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第一，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人比为野兽，可以任意杀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动物，虽“饥餐”、“渴饮”也有合理性。古代杀俘献祭，就是模仿这种血祭。我们都知道，动物有捕食类（predator）和被捕食类（prey）。鹰狮虎狼是前者，驼马鹿羊是后者。前者吃荤，后者吃素。 中国古代把贵族叫“肉食者”，人也分吃荤吃素。“文革”后，有人说，西方先进，是因为吃肉多；中国不行，是因为光吃粮食不吃肉。如果真是这样，那匈奴、蒙古、爱斯基摩才是最先进的文明。 这当然不对。但战争确实不吃素，征服者皆以虎狼自居，没人说我比兔子跑得快。

手边有本书，叫《血祭》（Barbara Ehrenreich,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7），就是从这类话题说起，讲战争的激情，战争的非理性，即“兽性大发”，人的邪火和怒气都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在荷马史诗中，英雄血脉里都有一种叫lyssa的东西，经学者考证，就是“豺狼一般的狂暴”（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鲁威仪的《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是近年来讨论中国军事传统的名著，其中也有不少笔墨是花在讨论这类问题上面。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人的战争观念，和他们做一点对比。

中国重人道，人与人斗的学问特别发达。

战国末年，杀人盈野，是中国兵学的黄金时代。

《鹖冠子·近迭》有段话：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之地，最有传统的祭祀是围绕八主祠。八主祠的遗迹至今犹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当于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人主祠。

欧洲兵法的黄金时代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场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理性在当时很时髦。后来，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提出疑问：战争是一种理性行为吗？我们真的摆脱了动物性吗？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

“血气”是人类的动物本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

俗话说，少不读《西厢》（或《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好色好勇，不像老年人深谋远虑，一肚子诡计，主要是“血气”作怪，荷尔蒙分泌太多，肾上腺素来得太快。

中国人讲战争，也是从“血气”说起（参看鲁威仪书，第六章）：

上面说的“气”，既是“酒色财气”的“气”（见《金瓶梅》第一回），也是“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的“气”。

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塌地陷，这种力量，谁也不可低估。

人类的武器，当以木石水火为最原始。石器时代，弓矢、投石器和舟楫被发明，但没有战马、战车和金属制造的兵器。青铜时代，有了快马轻车和利刃，杀人才变成一门艺术。驯化马和青铜兵器，这两项发明最重要。

中国的战争和马有关，古代的军事长官，商代叫“马”，两周时期叫“司马”，出兵前的祭祀叫“禡祭”（也叫“师祭”）。“禡祭”，照例要祭兵器和兵器的发明者蚩尤，或说还包括黄帝 （《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 。秦末，刘邦在沛县造反起事，自立为沛公（模仿楚县公），曾在县廷举行血祭，祠黄帝，祭蚩尤，用牲血涂染钟鼓和旗帜，钟鼓是红的，旗帜也是红的 （《史记·高祖本纪》） 。这种祭祀就是属于禡祭。

战争的特点是壁垒分明。中国古代神话也分好坏人，所有好人（五帝之类），黄帝是第一人；所有坏人（四凶之类），蚩尤是第一人。黄帝和蚩尤战于阪泉或涿鹿，是传说中最有名的战争：蚩尤是“邪恶”和“混乱”的象征，黄帝是“正义”和“秩序”的象征。这个神话最重要。

蚩尤是什么人？是黄帝六相（蚩尤、太常、苍龙、祝融、大封、后土）之首。黄帝六相是《周礼》六官式的一套职官。蚩尤掌天时，相当于天官（《管子·五行》）。但他背叛了黄帝，和黄帝作对，最后兵败身死，下场很惨，是个“失败的英雄”。《世本·作篇》说“蚩尤作兵”。蚩尤号称“兵主”，是以兵器的发明者而著称。秦八主祠，其中有兵主祠，就是祭祀蚩尤，据说在汉东平陆监乡（今山东汶上县西北）。汉高祖在长安，汉宣帝在寿良（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也都立过蚩尤祠。他是五兵的发明者。五兵都有哪几种？各书说法不同，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或说还有殳、钺、铠、盾等等。

希腊的战神是雅典娜（Athena）和阿瑞斯（Ares），罗马的战神是马尔斯（Mars），他们手执剑、盾，有雕像在，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的模样。

中国的战神是蚩尤。 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我们见过蚩尤，他面目狰狞，有如怪兽，头戴弓矢，身穿铠甲，手执戈矛，脚执刀剑，胯下还立着一面盾，很像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凭血气作殊死搏斗的动物。鲁威仪的书，就是用这张图作封面。

世界上很多擅长作战的民族（如匈奴、蒙古和满族）都不写兵书（有些民族连文字都没有），很多足智多谋的名将也没有兵书传世。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特点，是兵书特别多，也特别发达。数量，见于著录，在四千种以上。深度，很多都是属于战略层次，甚至是哲学层次。这类古书，很早就经典化，两千年后的军人还是读两千年前的古书，不像欧洲，类似著作，要迟至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

宋金明清，中国的军人都是以《武经七书》为武举教材。《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这些书，只有《三略》属于汉代，《问对》属于唐代，其他都是先秦留下的经典。

中国的兵书分四门。

四门，即《汉志·兵书略》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谋略的地位，显然在技术之上。谋略是道，技术是器。道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也是特点。

四门中的谋略，传世经典比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经七书》里。中国的先秦兵典以齐地为最发达。名气最大，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韬》）。《孙子兵法》（包括吴、齐两种《孙子兵法》）是兵法的代表，《司马法》是军法（也叫军礼）的代表。兵法脱胎于军法。《太公兵法》则是依托文武图商的历史故事（类似《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讲阴谋诡计的书，其实是通俗兵法的代表。它们代表了先秦兵书的三个类型。《吴子》、《尉缭子》是三晋系统的兵书，地位次之。今本《吴子》是唐代重编的节抄本，也属于兵法类的作品，但水平不如《孙子》。《尉缭子》的内容则与军法、军令有关，影响也不如《司马法》。汉代的韩信是传《孙子》和《司马法》，张良是传《太公兵法》。《三略》就是出于张良一派的传授，乃是《太公兵法》的延续。《李卫公问对》虽然也讨论当时的战争，但言必称三大经典。崇尚三大经典，仍是它的指导思想。

四门中的技术，古书多亡佚，没有经典。阴阳类，只有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是失而复得。技巧类，只有《墨子》讲城守的各篇保留下来。

中国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尚权而轻力，贵谋而贱技。这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对战争现象做超越时空的讨论，优点是高屋建瓴，缺点是下临无地，有利也有弊。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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