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害怕冒险，这就解释了精英教育的最终最具破坏性的劣势：它在本质上是反智主义的。这好像违反了常理。
难道精英大学里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吗，至少在狭窄的学业意义上？他们不是学习最刻苦的吗，刻苦过从前任何一代学生？？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但是成为知识分子和成为聪明人不是一回事。成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做功课。
没几个还在上大学的孩子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没什么希奇。他们是体制的产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业以外的问题。这种教育体制忘了教会他们在沿着道路进入名牌大学找到待遇丰厚的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无法通过一封推荐信或者分数或者校名来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灵魂，而不是谋求职业。
成为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对思想充满激情，不是为一个个学期，为了讨老师的欢心，或者取得好成绩。一个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向我抱怨他的学生不会自己思考。我说，耶鲁学生会自己思考，但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希望他们这样做。
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很多非常聪明的学生，他们头脑清晰、善于思考、富于创造性，与他们交谈和学习确实是个享受。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会去填充他们所受教育为他们圈定范围内的颜色。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学术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带着朝圣者的心情去阅读思想著作。
耶鲁这样的地方根本不是帮助学生提出“大问题”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学生至少曾有机会在教堂里、或者校园里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里听到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伴随美国大学人文理想的发展，学生或许还能在有着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碰到“大问题”，但是越来越可怕的学术职业化已经让“大问题”在名牌大学里近乎灭绝。
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评价完全靠学术成果的质量来衡量，花费在教学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如果学生想体验交流，最好到文理学院。
当精英大学夸耀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时，他们的意思是讲授在法律、医药、科学、商业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辩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该只有这些。
实际上，这些似乎恰恰是学校想看到的东西。有独立思想的人与任何联盟无缘，精英大学的大部分预算来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费大量精力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正如我的朋友，一个三代耶鲁人所说的，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为了让体制能够运作，那些校友需要钱。
耶鲁当局长期以来，对学生从人文学科和基础科学专业转向计算机和经济学之类实用型学科的倾向，一直冷漠地怂恿。大学就业办公室没什么知道可以提供给对法律、医药、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减弱毕业生大量涌进华尔街的热情。
实际上，他们在向学生指明这条道路。文理大学正在变成公司大学，它的重心已经转向技术领域。在那里，学术专长能够成功地变成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
难怪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学生发现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经和其中一个学生交谈，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观点“灵魂塑造”（bildung）感兴趣。但是，他已经是大四学生了，周围的人都在忙着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塑造灵魂啊。
成为知识分子开始于你的思维方式，摆脱你的假设和强制这些假设的体制。但是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恰恰是那些在体制内学得最好的人，所以让他们超越体制看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体制的存在。
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很久就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讨好老师的小爬虫，在每门课上都得优秀成绩，不管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多么乏味，不管他觉得这门课多么没有意义。他们也尽力积累八到十个课外活动，不管多么想用这些时间做别的事情。
矛盾的是，这种情形在二流的学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学院比在最好的大学还好些。
一些学生进入二流学校是因为他们和哈佛、耶鲁的学生一样，只不过才华稍逊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但还有些人来到那里是因为他们有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得全优是因为无法在每堂课上拼尽全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义的内容上，进行一个特别感兴趣的课外活动，或者去做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有利于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或者只是坐在房间里看很多书或者写写文章。
这一类孩子，一旦进入大学后，他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学校精神，他们思考的是大学毕业时要带着的问题，而不是带着求职简历。
我在耶鲁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你很难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艺术学生的类型。另类的学生不再那么另类，时尚的学生开始走低调优雅的路线。明明有三十二种味道，但大家都选择香草味。
大部分精英大学已经都成为思想狭隘、让人窒息的“正常”王国。每个人都感受到要保持成功形象和成就的压力。我从长期担任顾问的经验中得知，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合适这里的学习或者学会适应它的，可他们都是一样的表现，这正是让我感到担忧的地方。
强加于他们生活的标准如同暴政，后果之一是那些跟不上这个体系的学生（他们大多来自贫穷的家庭背景）常表现出两种极端，要么疏远要么自暴自弃。后果之二则与大部分能够跟上这个体系的学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