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才不是在乎流量的人。要不然，在西汉，他就不会去搞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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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才不是在乎流量的人。要不然，在西汉，他就不会去搞非虚构写作，而且一写就是十几年、五十万字，上不讨好君王，下不见闻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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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吃文字这碗饭特别不容易。
那真是一个大师结伴而来的时代：写时评的有贾谊，一篇《过秦论》被几代人当作政论文教材；写科普文章，没有人比得上王充，当年他写的《论衡》，比起今天的《未来简史》来不知要高到哪里去；写家庭题材的也是高手云集，一篇匿名的《孔雀东南飞》道尽婆媳矛盾所引发的无穷灾难。
现在看起来，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从皇帝起就喜好舞文弄墨。汉武帝刘彻不但设置金马、乐府等专门的文化机构鼓励诗赋创作，平时也经常在长安开开文艺座谈会、攒各种沙龙，解读经典、引导文艺界诗歌创作方向。
刘彻本人就是个标准的斜杠大V：皇帝／诗人／治国理政问题优秀答主，一次与群臣去汾阳祭祀途中，见秋风萧瑟、鸿雁南归，文艺皇帝的悲秋之情一下子澎湃泛滥，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秋风辞 》。
《秋风辞》正是当朝的「十万加」爆款，朝廷大臣、文人朋友圈莫不纷纷点赞、转发。一时间，长安一带的竹子都不够用了。那时，竹简是最常见的文字记录工具。至于纸张，还要等两百多年，才被蔡伦发明出来。
不过，刘彻并不自恋，他内心的文艺偶像另有其人。此人便是精通六艺的司马相如。刘彻偶然读到《子虚赋》时，便被赋中华丽的词藻、极尽铺陈的文字所打动，以为相见恨晚。后来，司马相如被召见入京，从此平步青云。
相比司马相如绚丽的辞赋，司马迁搞的文字档案则不那么讨喜，甚至还惹怒刘彻直接删帖。一次，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
后人把这两位年龄相差近四十岁的司马并称为「西汉文章两司马」，以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代表当时两种文体的巅峰——汉赋和散文。不过，显然，那时写散文远不如诗词歌赋来得主流，而记录帝王将相历史的内参写作更是大冷门。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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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多年后才跻身中国文化的超级IP。在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文学史中，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可以大大方方地占据整整一个章节，而司马相如大可三言两语带过。
可惜司马迁生前，却未曾感受到这份荣光。他记录了三千年的历史，但人们对他的人生却所知甚少，只能藉由《史记》窥探一二，甚至连《史记》最初的竹简版在西汉末年便已失传。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的也是千年后的北宋手抄版本。
司马迁出身公务员家庭，祖上一直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算是书香门第。不过，司马迁从来不是一个枯坐档案室的宅男。十九岁时，他带上小妾，一起离开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开始了一次壮游。
对，不是青少年躁动的毕业之旅，也不是中年反叛生活的间隔年，更不是驴友们热衷的探险。壮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种特有的游历方式，以追寻历史遗迹、考察民风为主要目的，欧洲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在贵族圈中开始流行。
那也许是司马迁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旅行，他不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也了去许多心愿，也从北至南、游遍江淮和中原。
当他抵达江南会稽山时，首先去了九疑山，寻访民间传说已久的禹洞，那里是埋葬大禹的地方；后又渡汶水、泗水，到了齐鲁之地，考察孔子在阙里等处留下的风教；他的足迹也遍布两湖地区，循着屈原的指引「浮夏水，过洞庭，背夏浦，如陵阳，登鄂渚，逆沅水，离枉渚，宿辰阳」
即便以今天的尺寸衡量，司马迁的游历半径也十分惊人。回到长安之后，司马迁还一度外派西南，在四川、云南呆了许多年。在没有携程、滴滴、12306、ofo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完成这一连串旅行的难度，哪怕有马可骑、有轿可乘，那也是相当酸爽。
司马迁用脚步丈量西汉帝国，自然获得了不同寻常史官的视野。他在浊浪滔滔的太湖边伫立过、也曾在成都平原绵绵细雨里行军、彩云之南炙热的阳光照耀过他的脸庞。他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的好奇，而今天当人们却缺乏他的坚韧。
壮游的经历，后来都融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司马迁的文字简朴优雅，迥异于那个时代绚烂铺陈的文风。
壮游也更坚定了司马迁的对自己的人生设定——做一个有态度的历史记录者，而不是有言必录的速记员。那些躺在竹简上关于西汉帝国的记录，在旁人看来不过是故纸堆，但在司马迁那里就是无比珍贵的大数据。
于是，司马迁内心那个危险的火种——独立思考，被点燃了。哪怕后来刘彻的删帖、以及最严厉的腐刑都未能动摇的他的发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过的万卷书、行过的万里路、受过的最残酷的屈辱，都成为《史记》编程里的核心算法。
四川渠县的汉阙
03
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在完成之后的一千多年前，依然可以被今天的人读到？
这里不得不提《史记》的价值。鲁迅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
司马迁首先做了一个无比浩繁的信息过滤工作。他把汉之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压缩到五十多万字的空间，又从亿万人遴选出数百人，安排在书中渐次出场，戏份自有不同；其次，他突破那个时代富丽堂皇的文字风格，发展出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审美：简洁、质朴。
不过，即便《史记》在历史和文学两个维度上都具有无双的价值，但其名声依然局限在精英人群中，无论是司马迁身处的西汉，还是后世，绝大多数人都无缘亲近《史记》。
流传后世的都是四大名著这样通俗易懂的小说，而历史只有与戏说结合，方能获得流量的加持。司马迁的文笔虽然比清代文章更为直白，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经典也需要摆渡人来开示。
台湾学者杨照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经历了中西两种史学训练，说史自然不同凡响。在豆瓣付费节目《杨照史记百讲》中，他认为《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探究了人与命运的关系。「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方法，是一个人生的使命，是要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而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这种抽象的理想，并不是今天泛滥网络的心灵鸡汤，它激发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与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理解当下？
这种哲学思考的核心，是把人和人的自我体验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也为焦虑、无助的现代人，提供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这个禅机就是他在史记中遴选人物的标准：什么样的人被历史淘汰让其随风而逝，什么样的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识了解。
司马迁这种对人事的标准，正是今天许多人所忽略的，某种程度上，为人处事标准的模糊和缺失，也正是日常焦虑和无力感的病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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