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与现实挑战——以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实践为例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利己主义思想及以邻为壑行为更是冲击着本就动荡的国际安全格局，世界也因此呼唤新安全理念的出现。包含适度 “利我”和“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概念作为一种与狭隘利己主义相对的行为准则，恰好可以成为培育国际合作的良方。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蕴含着共赢的积极意义，在兼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将利他逻辑融入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的实践，突破了西方国家传统的狭隘利己主义安全理念，体现出了丰富的共赢逻辑。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所一贯秉持的共赢理念也是密不可分的。中亚地区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区域之一，提供了一个剖析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典型案例。基于此，本文选取饱受安全问题困扰的中亚地区作为具体分析对象，探究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现实存在及挑战，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优化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行路径，试图以此加深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倡议的落实，促使各国以共赢逻辑共同解决全球安全问题。
【关键词】 全球安全倡议 共赢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 中亚地区 中国 —中亚关系
【作者简介】 罗英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 基金信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2&ZD176 ）的阶段性成果。
【 引用信息 】 罗英杰 、 张悦 ：《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与现实挑战 ——以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实践为例 》， 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5 年第 1 期，第 99-117 页。

基于当前国际安全问题频发的现实，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突破了西方国家仅关注自身安全甚至将自身安全与他者安全对立起来的狭隘利己主义安全理念，主张走一条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再次强调：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 ”这一讲话再次重申了全球安全倡议所具备的共赢性特质。 由此可见，共赢是中国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的重要遵循，同时也是理解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逻辑线索。 那么，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究竟是什么？ 这一逻辑又是如何产生的？ 自提出以来，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一种指导理念，又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得以落实的？ 其落实效果如何？ 本文尝试围绕上述问题，通过共赢概念的新视角，结合中亚地区的安全现实，对全球安全倡议的逻辑内核及具体落实情况进行深入剖析。

一 文献综述

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面对该倡议进行探究。第一，从不同视角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进行分析。国内学者主要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和价值意义。如李申浩等人从理论根源、主要内涵和价值意蕴层面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进行了剖析。彭博等人从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实践逻辑角度对该倡议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国外学者则主要集中探讨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以及该倡议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安全倡议能够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如苏马迪纳塔·塞蒂亚布迪从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内容出发，指出该倡议能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案。但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及效用，如舒曼·迈克尔等人妄称全球安全倡议是帮助中国实现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工具之一，旨在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第二，从实践层面出发，对全球安全倡议具体落实的路径和效果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在分析该倡议实践效果的同时，也开始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究，如冷雪昊等人肯定了目前全球安全倡议在拉美地区落实的积极效果，同时探讨了该倡议在拉美地区进一步落实的可能路径。左希迎则聚焦于中国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面临的来自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挑战。国外许多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表示支持，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效果。如黄氏霞指出全球安全倡议在政策表达与具体落实之间存在差距，故东南亚国家应该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持谨慎态度。大卫·阿拉斯妄言全球安全倡议不仅不会促进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还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动机、内容意蕴、具体落实路径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数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其理论层面和具体内容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或将该倡议与某一具体地区或安全议题结合起来分析该倡议的落实情况，鲜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对全球安全倡议的逻辑线索和落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也尚未有学者从共赢概念出发探究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在逻辑。此外，从全球安全倡议的视角专门分析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大多数学者或专门针对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或在“三大倡议”框架下对中国的中亚外交进行整体性研究。故本文将在已有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不仅从理论层面探究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及其具体表现，还从现实层面将其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行动结合起来，基于共赢逻辑视角分析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动因、实践路径及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应对挑战的对策建议。

二  “共赢”概念解析

“共赢”不同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仅强调自身收益而忽视他者收益的绝对收益，更不同于一定要比他者获益更多的相对收益，而是着眼于共同利益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各方在合作中不仅能够实现自身利益，还能使他者获益，最终实现参与各方共同获益。由此可见，共赢是一个包含着利我与利他双重内涵的概念，实现共赢的过程也是一个既利我又利他的过程。故此，本文将从利我和利他两个层面剖析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

首先，“利我”一词具体到国际关系中，是指一国从有利于本国的角度出发开展外交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利我”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它也有程度之分。一定程度上的利我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开展外交行动的国家来说是必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存续的关键，共赢逻辑中的利我内涵也正是这样一种适度的利我类型。但若这种利我超越了适度的界限，开始以损害他者为代价，便是不可取的，利我的最极端化形式，就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者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目标的纯粹利己主义。

其次，“利他”在学理意义上就是利他主义，这一概念较为复杂。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和动机提出了不同解释，并将其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尽管如此，这一概念依旧存在着被普遍认同的核心含义，认为其“基本特征包括以造福他人为主要目标的自愿和有意的行为”，并且“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是指促进他人利益”。就类型来看，综合已有成果，我们可以将利他主义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其一，纯粹利他主义。这一类型的利他主义因其动机的无私性，常常被认为是最彻底的利他主义类型，即“以牺牲自己的福祉、时间或精力为代价，无私地关心他人的福祉”，其背后动机纯粹是出于对他人福祉的关心，并且不期望得到对方的回报。

其二，亲缘利他主义。其内涵由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阐释，在他看来，生物的利他行为与个体间的亲缘程度紧密相关，亲缘利他主义“涉及以牺牲自己的机会为代价，以有利于遗传亲属的生存或繁殖机会的方式行事”，“利他行为虽然降低了自己的适合度，但提高的是广义的适合度，自我的基因在具有亲缘关系的族群个体中仍然得到延续”。

其三，基于情感的利他主义。这一类型的利他主义关注人类情感对激发利他行为的作用，如对他人不幸经历的同情和怜悯、因未能帮助他人而产生的羞耻和内疚感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特森·丹尼尔提出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移情即以他人为导向，当感受到他人需要帮助时，利他主义者便会产生对他人困境的同理心，而这一情感便会驱动个人对他人伸出援手。

其四，互惠利他主义。“互惠利他主义”这一概念由罗伯特·特里弗斯提出，“是一种回报—利益利他主义”，个体之所以进行利他行为，原因就在于希望从他者处获得收益和回报，利他主义存续的关键在于双方的互惠和相互合作。

其五，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在人类共同体信念的驱动下，个体的利他行为并不局限于亲属关系或同族群关系，而是扩展至人类群体，个人之间的差别、群体之间的划分并不重要，利他行为纯粹是基于我们都是人类这一群体的身份，门罗等人通过对欧洲犹太人救助者的访谈和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利他主义类型的存在。

三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仅源于中国对当今全球安全问题的现实忧虑，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中的共赢思维，全球安全倡议也由此在其理念的出发点、实现路径的选择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丰富的共赢逻辑。

（一）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体现

共赢包含着适度的利我和利他的双重内涵，故本文将从利我与利他两个层面探究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体现。

第一，在出发点上，全球安全倡议以期望各国携手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树立新安全理念的真诚愿望为重要驱动力，蕴含着既利我又利他的共赢动机。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传统安全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与此同时，生物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亟待解决，这不仅给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也使得全球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是，本应携手同行的国际社会却面临着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回潮，此起彼伏的安全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有蔓延之势。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充分展现出中国愿与各国携手构建一个共同和平、安全的世界的真诚愿望和决心。此外，全球安全倡议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中国不仅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也将是该倡议的首要实践者。正如《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所指出的：“中方将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由此不难发现，全球安全倡议在动机取向上与西方国家狭隘的利己主义安全思维不同，中国在构建该倡议内容框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自身安全，也着眼于促进他国安全，更重视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的责任承担，在既利我又利他的基础上与他国携手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正是共赢逻辑的生动体现。

第二，在推动因素上，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不仅源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还受到对其他国家和民众面临安全挑战的关心、担忧等朴素情感的驱动，包含着基于情感的利他主义的内在意蕴。在利我层面，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实现有赖于国际安全的实现，故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稳定这一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在利他层面，情感利他主义强调情感对于利他行为的驱动作用，而全球安全倡议更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面临安全挑战的同情与忧虑。国际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更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和各国人民的生活与福祉。然而，当前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行为再次抬头，合作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动力减弱，导致全球安全形势恶化，尤其危害着饱受安全问题困扰的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很难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及其人民的恻隐之心。因此，为促进世界安全，中国在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背景下，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并且着重呼吁有能力的大国带头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旨在“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所提出的包括中东、非洲、拉美等多个地区以及核安全、气候安全、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重点合作方向均受到安全问题的挑战，提出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展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第三，在实现路径上，全球安全倡议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以合作安全为重要手段，坚持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这不仅是适度利我的体现，也是互惠利他主义的生动体现。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性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复杂性特征，关涉每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更需要各国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利我路径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各国若是选择纯粹利己的手段与他国进行互动，那么长久的国家间互动和合作便无法实现，故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利他路径。因此，在实现路径的选择上，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包含利我成分，更包含着指向帮助他人的利他成分。全球安全倡议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路径选择上，始终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兼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合作之路。其中，相互尊重是各国得以合作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前提，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也暗含着本国安全关切被回应的期待，正是在兼顾他国合理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本国的安全关切才更有可能被他国回应，使得合作作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手段有持续存在的可能。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那样，全球安全倡议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工具，而是各方都能受益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不仅是利我的体现，更是互惠利他主义所强调的相互合作与预期收益的获得，是利他主义存续的生动体现。

第四，在长远目标上，全球安全倡议不仅着眼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实现，还以实现共同安全、构建安全共同体为最终目标，与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逻辑不谋而合。作为国际社会一员，一国的外交实践首先应当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实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首要的、基础性的目标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全球安全倡议的长远目标不限于此，更希望助力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具体来看，将人类共同体信念作为利他主义的基础“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包含平等、拒绝谴责的道德规范。总之，它说明了一个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观点”。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就明确表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这一主张在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再次得到强调，即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由此可见，全球安全倡议不局限于一国的狭窄安全理念与实践，而是超越了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界限，立足于人类大家庭，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安全，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背后则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指引。对中国来说，世界各国没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分，世界人民也没有肤色、种族之别，我们均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一国的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只有普遍安全、共同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基于此，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全人类共同安全有着深刻关切的全球安全倡议，这也正与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理念不谋而合。

（二）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存在的原因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现实因素、历史文化渊源和实践背景，暗含着中国对共赢思维在国际关系中回归和存续的期待。

第一，在单边主义、纯粹利己行为重新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主动将共赢逻辑注入全球安全倡议中，旨在推动新安全理念的形成和全球性安全问题的解决。当前各种全球性安全问题交织激荡，气候问题、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地缘政治冲突、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问题有再度扩大化趋势，旧有安全问题叠加不断出现的新安全问题冲击着本就脆弱的国际安全格局，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邻为壑，通过经济制裁、拉拢盟友结成“小圈子”等手段继续挑动地区对立，国家间的零和博弈与利己行为使国际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的努力再度蒙上阴影。而共赢思维作为纯粹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则恰好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国家间合作动力衰退的背景下，包含着适度利我和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思维不仅可以激起各国对共同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关注，也有利于塑造新的全球安全理念。基于此，中国主动将共赢逻辑融入全球安全倡议，试图以共赢的“药方”驱散国际关系中正在兴起的单边主义、纯粹利己主义趋势，唤起各国共同合作、兼顾他国利益关切的行为方式，助力全球安全问题的解决。

第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赢理念为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渊源。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深深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和中国外交在安全领域的生动体现，其背后所蕴含的共赢逻辑同样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倾向，“可以说利他是植根于社会与文化深层的潜在的一种思想意识”，包括儒家、墨家在内的一系列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一直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都蕴藏着丰富的“修身”“爱人”思想，无时无刻不向国人传递着为他人着想的利他情怀，影响着中国人民看待世界的方式，为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爱人”“助人”“兼爱”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价值观才孕育出了拥有丰富共赢逻辑的全球安全倡议。

第三，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一贯包含着丰富的共赢观念，为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来源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与智慧”，这正是对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外交实践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即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当下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扎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也与中国一贯秉持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除坚定捍卫本国利益外，中国外交实践也体现出利他主义观念，“利他，就是以义为先，不求回报，真心实意帮助对方实现自主发展”，这在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在自身还面临着国家建设和发展任务之时，就开始对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坦桑尼亚建造坦赞铁路便是生动的例证。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开始探索如何将自身发展成果惠及全球，从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和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投入，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再到2015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的外交实践处处体现着共赢思想，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也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的。

四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外交实践与动因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具体运用，这在中亚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自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向中亚五国发出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呼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也有多处涉及中亚五国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对此反响积极，2022年6月《“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联合声明》指出，“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基于此，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至今，中亚地区一直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区域之一，该倡议的共赢逻辑也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外交实践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明了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与平台，是指导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的重要文件，也指引着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该倡议的行动方向。

第一，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多边安全合作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国际多边合作平台在国家间互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搭建的各类合作框架更是为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基础。截至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已经建立了以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亚五国”等为支柱的多边多领域合作框架。同样，作为中国提出的重点面向安全领域的新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赢效能的发挥离不开相关合作平台和机制的支撑。为此，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多边安全合作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比如，2023年5月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和中亚国家元首一致同意正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中亚定期会晤机制级别的升级，也将有助于中国从元首层面直接向中亚国家传达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内涵、提升该倡议在中亚地区落实的机制化水平。此外，作为促进亚洲地区安全与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亚信会议在机制深化上也有了新的进展，2022年10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六次峰会上，成员国通过了关于亚信会议转型的《阿斯塔纳声明》，一致决定将“逐步、分阶段地、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将亚信会议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这标志着亚信会议将从定期举行的国家间商讨安全问题的合作论坛逐渐转型为一个正式的国家间合作机构。亚信会议的这一转变升级将继续巩固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成果，助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时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更好激发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潜能提供更为坚实的组织和制度支撑。

第二，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助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中亚国家有强烈的主权意识，中国始终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中亚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之一。阿富汗问题始终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尤其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更有向中亚地区蔓延之势，给这一地区带来新的安全挑战。基于此，中国积极采取相关举措，助力地区热点问题降温。具体来说，中国不仅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商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还于2023年2月发布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系统阐释了中方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主张，其中多处提到对阿富汗恐怖主义问题滋生的担忧，呼吁加强对“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的打击，充分体现出中国为防止外部安全风险向中亚国家外溢而付出的努力。

第三，与中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长期受各种安全问题困扰。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2024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成立20周年。20年来，中国不仅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中亚国家定期举行反恐联合演习，还将安全合作扩大至疾病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更加密切。具体来说，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独联体成员国相关部门举行了“欧亚反恐2023”联合反恐演习，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反恐领域内的安全协作；在新兴技术层面，为共同应对信息领域出现的新安全威胁，2022年6月，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通过了《“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强调在数据安全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此外，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表示，“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充分展现出中国帮助中亚国家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真诚愿望。

第四，倡导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良性互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这一点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充分体现。中亚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战略纽带，一直是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尤其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国际社会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欧亚地区之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越发凸显，大国纷纷加强了与中亚五国的联系。2023年9月，美国与中亚五国举行了首届美国—中亚国家元首级会晤。美国兰德公司官网于2023年9月发布了亨特·斯托尔题为《美国加强参与中亚事务的案例》的文章，指出“中亚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以及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怀疑，为美国通过在该地区加大长期投入来提升其形象创造了机会之窗”，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建议，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态势。西欧国家、日本以及包括土耳其、伊朗等在内的周边国家都纷纷强化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然而，这些相互角力的域外力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作用，反而冲击着中亚地区现有的安全秩序，增加了该地区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基于此，中国不仅积极自主管控与他国在中亚地区的分歧，还多次呼吁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保持良性互动，倡导共同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亚秩序。

（二）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动因

利我行为产生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利他主义则将驱动个体采取利他行为的动因分为亲缘关系动机、互惠动机、情感动机等。同样地，中亚地区能够成为中国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区域之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包含着利我和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新框架。

第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安全观上的相似性以及作为伙伴国的身份定位提供了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关系驱动。亲缘利他主义将个体间亲缘关系的远近视作个体利他行为的动机，个体间亲缘关系越近，利他的程度就会越高，这在国际关系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国家间关系的远近和相似度之上，即国家间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存在利他行为。就中亚五国与中国的关系远近而言，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互动历史悠久，截至目前，“中国已同中亚五国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彰显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高度的政治互信和紧密关系，这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帮助该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天然的亲近性；就相似性而言，中国与中亚五国地理位置接近，在安全利益和安全观上有着普遍的共同关切，不仅在安全理念上均强调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还在安全议题上共同关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恐怖主义、毒品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注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不仅给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也为中国在该地区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动力。

第二，中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受安全问题困扰这一现实催生了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情感动力。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安全形势一直复杂脆弱。中亚国家之间不仅存在领土争端，在中亚五国内部，“颜色革命”的阴影也一直挥之不去，多个国家面临政权不稳问题。2022年中亚多国爆发社会骚乱，造成人员伤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这三股势力也一直危害着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中亚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而再次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大国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搅动着中亚地区本就复杂的安全局势。面对这一新的安全形势，中亚国家亟需新的安全理念和方法的指引，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中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同样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共情和担忧，推动中国加快将全球安全倡议落实于中亚地区的步伐，以期助力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生动体现。

第三，中亚地区与中国在安全问题和现实利益上的紧密联系为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互惠驱动。为避免利他主义的实施者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互惠通过强调交换的价值，提供了一种保护利他主义者的方式”。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安全利益上有着共同的关切，诸如恐怖主义、毒品问题等诸多跨国性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双方共同合作应对，该地区的安全形势还与中国的安全稳定紧密相关。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存在着外溢至中国的风险，诸如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一直有蔓延趋势，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权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还影响着中国的边界安全与稳定。除此之外，中亚地区还多次发生过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威胁着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作为拥有石油、天然气等丰富能源资源的区域，中亚五国还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能源合作与经贸关系，一旦这些国家内部爆发严重的安全问题，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贸、能源等利益就有受损的风险。因此，帮助该地区稳定安全局势不仅能维护中国的安全稳定与既有的现实利益，还能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继续深入合作。

五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由于中国的持续推动和中亚国家的积极响应，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已经生根发芽，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保持着总体稳定。鉴于当今国际社会中安全形势的复杂背景，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风险，该倡议的共赢逻辑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一）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挑战

第一，“权力斗争”“安全困境”等西方安全理念在国际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被主权国家普遍接受，影响着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效果。现实主义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流派之一广为人知，其中“权力”“安全困境”“自助”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尤其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并且凭借在国际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也得以将这些概念广泛传播，普遍塑造着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当代主权国家对全球安全问题以及与他国关系的认知。在这一理论看来，由于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各国难以确定他国行为的意图，“对敌对国家意图的恐惧甚至可能驱使两个寻求安全的国家远离合作”，这就使得各国在面对安全问题时易将他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从而作出以邻为壑的利己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包含着适度利我和利他内涵的共赢逻辑存在冲突，也与全球安全倡议所强调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概念相背离。中亚国家尤其重视维护本国主权和独立地位，也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具体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来说，尽管双方关系不断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中亚地区民众对中国的怀疑态度也一直存在。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动的加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行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联系的加强也使一些中亚国家内部产生了对中国外交意图的担忧，影响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实践效果。

第二，中亚地区安全问题众多且复杂的现实给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带来了困难。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开始了国家建设进程，然而包括边界划分、民族冲突等在内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毒品泛滥、生态环境破坏等各种新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冲击着中亚国家本就脆弱的国内局势，加之域外势力对这一地区的长期干预，致使中亚地区相较于其他区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安全形势与挑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着上述安全挑战，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安全问题面前所受的安全威胁程度不一，不同国家的安全诉求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中亚五国内部普遍面临着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以吉尔吉斯斯坦最为突出，自1991年独立以来，该国多次爆发总统被推翻的事件。此外，在中亚国家之间还普遍存在着边界冲突和水资源冲突，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多次因边界问题爆发冲突，而在水资源冲突方面，中亚南部地区的水资源供应问题则尤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水资源问题的关注更甚于北部国家。除此之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作为与阿富汗直接接壤的国家，受到来自阿富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极端势力的直接影响。这意味着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仅面临着该地区复杂内外环境的困扰，也面临着如何协调多方安全利益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给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三，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采取污名化策略，企图促使中亚国家与中国对立，阻碍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一贯对中国的外交行动采取污名化策略，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自提出以来更是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广泛关注以及对该倡议落实情况的动态追踪，它们甚至以敌对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将其污名化为对西方价值观和现今国际秩序的挑战。如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官网就发表了题为《北京最新的全球倡议如何寻求重塑世界秩序》的文章，将全球安全倡议与当今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主导的国际秩序对立起来，歪曲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意图，将其污名化为中国实现自身外交“野心”的工具。凭借着对国际主流媒体和话语权的掌握，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话语攻击很可能影响中亚国家和民众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认知。此外，在具体行动层面，不仅欧盟主动与中亚国家举行了首届欧盟—中亚峰会，寻求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国家的联系，美国更是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希望以此消解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干扰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具体落实。如2023年9月美国—中亚国家元首级会晤后，美国与中亚五国共同发表了《C5+1领导人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安全合作，将其作为应对共同地区安全挑战、维护中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必要基石”。

（二）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优化路径

鉴于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过程中面临挑战，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手段，更好地将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应用于中亚地区。

第一，准确传达中国全球安全倡议中的共赢意图，加强对该倡议正面形象的塑造。对他国外交行动的抹黑和负面形象的塑造是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惯用的外交手段，由于中国在国际传播能力上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弱势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新动态的警惕，中国的新外交理念就常常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和污名化，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是如此。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在安全领域内的最新倡议更是受到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话语攻击，这也影响着中亚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真实意图的理解。基于此，我们应不断加强在安全领域内的话语传播能力建设，在直接驳斥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虚假抹黑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向中亚地区传达真诚共赢意图，并通过与中亚国家加强在安全领域内合作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共赢逻辑的现实意义。

第二，根据不同国家的诉求有针对性地细化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领域和路径，强化该倡议的落实效果。虽然《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了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系列具体方向和行动路径，但主要是针对宏观的全球安全问题，对具体地区安全问题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安全问题均有所不同，若要更好地将全球安全倡议这一理念的落实效果最大化，制定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导核心的、针对不同地区安全问题的差异化解决方案显得尤为必要。同样，中亚地区也需要一个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导原则的、具体针对不同安全诉求的解决方案，除了对全球安全倡议宏观指导方案和理念原则进行完善之外，还应该有针对性地根据中亚国家不同的安全诉求，进一步细化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路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价值。

第三，充分发挥包括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合作平台的作用，助推全球安全倡议的进一步落实。包括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在内的多边合作组织与平台不仅有着开放性、互惠性、合作性以及涉及成员国的众多性等特点，还能够通过约束机制规塑参与者的行为，为各国主动进行交流互动甚至产生共赢行为提供机会。基于此，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与平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平台，而中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与中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不仅可以与中亚五国凝聚安全合作的共识，还可以推动互信建设，从而使得中国的共赢意图与行为更能被中亚国家所接受，更好地助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现。故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对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与平台的支持与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亚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在中亚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作用，积极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支持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 论

全球安全问题与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需要各国摒弃紧盯自身国家安全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安全观，以合作代替对抗，将利他融入利我。因此，国际关系中包含着既利我又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逻辑的存在，不仅是国际合作和互动得以实现的关键，更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不同于西方国家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论，蕴含着既利我又利他的价值取向，力图重新唤起解决全球性问题所需的新安全理念，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全球安全倡议包含了丰富的共赢逻辑，是对西方国家在安全领域内采取以邻为壑、制造阵营对立行为的有力驳斥，已经受到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然而，仍需要澄清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利我不是以牺牲他者利益为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不择手段的利我，而是一种适度的利我，是对本国利益的坚定捍卫和维护；同样地，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中的利他也不同于只关注他人福祉而不关心自我利益的纯粹利他主义类型，而是在关注自我福祉基础上的利他。基于此，为更好地理解全球安全倡议、推动该倡议的进一步落实，本文从利我和利他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全球安全倡议中的共赢逻辑，并以中亚地区为例，探究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情况及其优化路径。当然，包括对该倡议正面形象的塑造、根据不同国家的诉求细化该倡议的落实领域等优化手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适用。为更好地促进全球安全倡议继续走深走实，未来仍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安全议题的特点具体分析全球安全倡议在不同区域的落实效果并给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尤其是像非洲、中东这些安全问题频发的地区，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全球安全倡议落到实处，以共赢逻辑对抗国际安全领域内的狭隘利己趋向，为世界应对安全问题提供更加精准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