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头条问答
作者：袁岚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 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
这个问题提得很专业，大多数人可能都看不懂题目说的是什么。
背景是这样的：“量子通信”是一个大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密码术”（又称为“量子保密通信”或者“量子密钥分发”）、“量子隐形传态”（就是科幻电影中的“传送术”）和“超密编码”等，而其中唯一接近实用的只有量子密码术。在媒体报道量子通信时，大部分情况下记者指的其实就是量子密码术，而不是这整个领域。
实现量子密码术的技术方案，科学家提出过若干种，都叫做某某协议（就像计算机科学中的“TCP/IP协议”），包括BB84协议、B92协议、E91协议、诱骗态协议等等。这其中BB84协议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最早的一个方案，是美国科学家Charles H. Bennett和加拿大科学家Gilles Brassard在1984年提出的，BB84是两人姓的首字母以及年份的缩写。
题目问的是：为什么1984年别的国家就提出了量子通信的协议，到现在这个领域却成了中国领先？
回答其实很简单：
一，中国科学家解决了大量的实际困难，把量子通信从方案变成了现实；
二，中国的领先主要是在实验层面，在理论层面虽然也大有进步，但还远没有像中国的量子通信实验那样达到独占鳌头的地位。
打个比方，1786年意大利科学家伽伐尼就发现了生物电现象，但这离电的大规模应用还远。要经过伏特、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贝尔、爱迪生、特斯拉等人的接力，到一个世纪后人类才进入电气化时代，而那时意大利已经不是领先的国家了。
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科学家的成就包括：多次刷新在光缆中安全传输距离的世界纪录（近十多年来，这些纪录几乎全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家创造的，成了科大内部的你追我赶），世界首次实现自由空间（就是在大气层中，不通过光缆）的量子通信，世界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即墨子号量子卫星），世界首次建立长达2000公里的量子通信线路（即量子通信“京沪干线”），提出“测量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概念并实验实现，把量子隐形传态从一个自由度提高到两个自由度，参与提出目前最先进的量子通信方案“诱骗态协议”（清华大学物理系王向斌教授是最初的几个提出者之一），等等。
也许你无法理解这些成果的确切意思，那你只需要知道这些成果多次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世界十大物理学进展等大奖（两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还被评为2015年世界十大物理学进展之首），也就明白它们的重要性了。
总而言之，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能后来居上，在技术层面是因为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是因为我国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等研究者也发挥了超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方面，可以参见《半月谈》2017年第14期的报道《花开，在闪亮的日子——问讯量子世界的中国80后》（https://mp.weixin.qq.com/s/z7lxnchCfh95z3dK75JpVw）：
2017年5月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在量子科学的两大核心领域——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先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突破性成果。
该团队一大特色即在于成员多为“80后”“90后”，充满青春朝气与创新锐气。除了斩获国内外诸多荣誉的陈宇翱、陆朝阳等研究带头人，还有一大批青年研究员、博士后乃至博士生构成了中国量子“梦之队”的中流砥柱。
近日，“梦之队”的青年科学家接受半月谈独家访问，首度开讲中国量子科学“80后”追梦之路的动人故事。
量子光源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光信号。单光子级的光信号亮度，相当于一根蜡烛在140公里之外的人眼中的强度，要知道，人类肉眼能够分辨蜡烛光亮的极限距离，大约才700米。
2008年，印娟和曹原被派到上海佘山，借助天文台和卫星之间的光信号星地传输，证明单光子级别的光源也能被地面接收，为星地一体量子通信网络提供实验支撑。
一个无人尝试过的题目。一年间，印娟在楼顶望远镜旁盯着电脑，曹原在楼下控制偏正补偿，日复一日。
由于天气、技术参数等多种因素影响，电脑上几个月都没有一丝信号。忽然有一天，惊喜降临，望远镜和卫星交会在一起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丝微弱的抖动。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证明，如果从卫星上发射单光子级的光信号的话，地面上是可以收到的。也就是说，基于卫星的量子通信是可行的。
走进量子世界，为后来人探出一条平稳的路，让大家渐渐明白这个世界的用处在哪里，是中国量子科学人的初心。
做这样的研究，就像是茫茫黑夜独行，面前是一片混沌旷野，不知道研究方向是否正确，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得出来。
何玉明有一段时间一直受这种焦虑的困扰。研究对象、测量技术……似乎处处都有不可预测的陷阱。从他考上博士的五年里，身边的人一个个毕业或就业，他的研究却依然举步维艰。
在产生高品质单光子源的过程中，如何让前后产生的光子保持极高的波包重合度，是国际所有研究团队十多年来面临的难题。
斯坦福大学实现了70%重合度，并把这一世界纪录保持了十年，直到2012年何玉明所在的团队通过探索一条崭新的道路，一举把这一纪录提高到了接近100%。
谁都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包括他们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何玉明的理由是：“劝自己放弃，比劝自己坚持难多了。”
芮俊2005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今年整整12年。自从投身超冷量子化学，他跟在国外领先小组后面跑了4年。
2013年他开始搭实验装置，想去一家世界领先的实验室参观，对方并不很乐意，后来芮俊是“蹭”其他大学的团队进去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曾问他，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以前的路线做，不去开辟新方向。他老实回答说，我们经验还不足。
没有实验室主页、没有论文……整整三年多时间，他们的团队在国际上没有任何“能见度”。
转机出现在2016年。又一次按照MIT的方法设计实验装置、进行系统搭建，本应出现分子的实验结果，只能看到对应的原子；调试了半天，分子倒是出现了，却无法测量。
这是怎么回事？芮俊和团队里的其他老师同学，花了3个月的时间琢磨，最终弄清楚了——他们为超冷分子研究打开了一个新方向。
“动手比MIT晚了5年，还能绕过他们辟出一条新路，这是我们最欣慰的。”芮俊说，2016年底，MIT开始有很多学生过来参观他们的实验室，结果发现，困惑芮俊及其同事的实验现象，早在5年前MIT的论文里已经显露出了信号，当时却没有引起重视。
科学研究不是一个方法不行，就赶紧换一个方法；而是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方法不行。定位问题、复现问题、分析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只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必须把前一步的所有问题都解决，才能进入下一步。实验做到最后，成不成基本上心里早就有数了。”与芮俊一样实现超冷量子化学“逆袭”的吴湛如是说。
把量子纠缠源送上太空前，曹原和他的同事发现它的指标总是出现波动。不可能给天上的卫星配一个“维修工”，只有抓紧分析。
问题定位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光学器件——光束分束器，然后做出50多套相同的试验件，穷尽每一个疑点。
“容得下一张书桌”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默默地给了他们“打怪升级”最大的包容；组建实验室的时候，他们的导师潘建伟院士放开所有束缚，他们可以5年不发一篇论文；团队各司其职，杂务最大程度为实验让步，让大家可以持续高强度、高质量工作。
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特别牢，取得理想成绩便显得“自然而然”。
曹原曾错过一秒。本来“墨子号”卫星第一夜经过兴隆地面站的时候，他就可以完成星地之间的光路链接，让红光和绿光在天空中相逢。
但是，由于地面望远镜的控制软件版本出现问题，比真实时间快了一秒，第一个夜晚就这么错过了。
是卫星上的载荷出了问题，没有正常启动吗？曹原慌了，他和国家天文台的同事张晓明，一遍遍复盘操作，想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确认是地面的问题。
不到24个小时卫星就会再度过境，参与的所有人都等着光路链接成功，卫星正常运转的那一刻。
“最后发现是地面的错，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找到了那一秒钟。当卫星的绿光如同一颗耀眼的星划过天际、最终和地面的红光链接在一起时，曹原和张晓明不由自主地拥抱了一下。
徐凭不想错过。知道西藏很苦，但没想到阿里站会这么苦。
地面站位于海拔5100米左右的山上，不通电，靠太阳能供电。在阿里漫长的冬季，太阳能发的电只够支撑实验仪器运转。
卫星都是在凌晨2到4点过境，实验团队几乎每天都在深夜11点前后上山，凌晨5到6点下山。
为省电不能开空调，实验室的温度维持在零下15摄氏度。手机充不了电，拿出屋外就自动关机；用锉刀把冰锉开烧水泡面，面没泡开，水已经全冷了……
但大家最记挂的还是仪器，仅余的电都用来驱动仪器元器件的取暖片。
裹着“秋裤+毛裤+牛仔裤+皮裤”的徐凭，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在高原上呆了150天。
“中间休息了半个月，回来结了个婚。”徐凭说。十年前潘建伟是陈宇翱的证婚人，如今，陈宇翱成了她的证婚人。
证明的不仅是婚姻，是十年光阴，更是中国量子科学人薪火相传的探索精神与坚韧毅力。
十年前，国内的量子科学研究既没有经费，也缺乏成熟环境，潘建伟将自己得意弟子陈宇翱、陆朝阳都送到了国际顶尖的实验室，学成后，不用一句催促，他们又回到了中国。
今年4月份，在陈宇翱之后，芮俊竞争到了马普哈佛量子光学联合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将以中国量子第三代人的身份，到国际顶尖的实验室工作。“我们有一个不会说出口的默契”。
“你在地球的轨道里，自由地飞；
我在对面的山顶上，寒风在吹。
一路顺风，我们的量子卫星”。
在去年的院内活动上，张文卓把这首改编自《南山南》的《量子星》搬上了舞台，曹原、廖胜凯都是主唱。这时离张文卓把《爱在西元前》改编为《爱在量子前》已有14年。
进入量子世界的机会，芮俊是捡来的，他大学时偶然听了量子通信的讲座；
曹原是碰来的，无意中得知科大有提前面试的计划；
廖胜凯是拼来的，觉得毕业论文一定要经过验证才能完美闭环；
张文卓是主动请缨来的，他坚信在这里望得见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曙光，付出整个学术生涯也值得。
进入量子世界后，他们才明白这种“公无渡河，公竟渡河”的勇敢，对于自己，比对于那个世界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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