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场宣传战？｜大卫·格雷伯访谈“占领华尔街”｜上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访谈｜ PLATYPUS × D. GRAEBER ／ 译 编｜ 星丛+

发生于2011年9月-11月之间的“占领华尔街”（OWS）有可能是晚近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从9月17日开始进入租科蒂公园，到10月8日抗议活动呈现升级和扩散趋势，至11月15日凌晨起，遭到了强制的清场。在运动的组织方那里，希望能够从这场暂时的失败中汲取具体的经验教训，得出结构性的决策框架，制定出可供 学习复制的关键准备步骤，并由此展开跨代际的对话，延续这场运动的方法，去迎接“当代面临的挑战”，进一步的建立“更有意识的、交叉的、负责任的、公平的和有韧性的运动”。

而在本次推送的访谈中，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的始作俑者大卫·格雷伯则以反向的方式延展了这场“占领”运动，指出它与在此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之间的共通性： 宣布某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资本家他们自己造成的，并要求替换掉那些所谓的“中立的技术官僚”…… 这是一场直接民主、预示性的政治、直接行动。

在现实中的“失败”问题上，大卫·格雷伯重申了几年前他在 另一篇文章 中的观点，建议直接行动的参与者不要对当前的短期目标有所执念，而是要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在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要因为中期目标的迅速实现而带来的各种困难，使他们无暇觉察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当我们 纵观世界革命的历史时，也可以发现 并不存在那种 可以预测的 模式， 战术上的失败与战略上的胜利几乎是随机关联的。

由此回到当下， 我们不能只把新自由主义当作是为了 建立一种真正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运动， 将每一次抗争的胜利条件看作是夺取国家机器并把自己的控制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只有凭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暴力才能实现。所以，在预示性政治的眼光下，应当明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场已经不断地再对各种社会运动所谓的“失败”做出反应的政治运动，从而已经演 变成了一场不断分出层级的宣传战。

因此，人们 需要更多设想“胜利如何能相互促进，以形成一个朝向新社会的逐渐累积的运动”。 尽管完全否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区分，这是完全错误的方向，但是在由各种社会运动逐渐累积的过程中，具体到战术层面上，有时必须尽可能地广撒网，因为实际上我们共同面对的是 已经占据了生活方方面面的 市场和官僚主义这一可怕的结合体， 所谓的左右两翼存在着很多共同点。

正是“99%” 的这个口号，这个用来对现状加以说明的口号让“占领”运动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力。虽然这种说明无法代替深入的分析，但还是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方法，开始互相讨论彼此的共同点，从而为其他事情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形式。而这正是我们现在都很难做到的一件事。访谈的下半部分将会在此基础上，对运动如何指明“反资本主义”策略和方法展开深入的讨论。

大卫·格雷伯｜ PLATYPUS × D. GRAEBER

论“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

本文 5000 字以内

PLATYPUS：

这次“占领”（ Occupy） 运动与1999年西雅图的反世贸（anti-WTO）抗议活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场运动都始于民主党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都由无政府主义者起头，都是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也都得到了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

作为反 ／逆 全球化和占领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你认为“占领”运动多大程度上是西雅图运动的延续？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D. GRAEBER：

我想很多参与全球化运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觉得这次是我们努力的延续，因为我们从未真正觉得全球化运动已经结束了。每年我们都会一边拿头往墙上撞，一边嘴里说着“哦，是的，这次我们真的回来了。哦，等等，也许不是”。

我们中有很多人逐渐开始失去了希望，认为它真的会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反弹回来。 接着，它搞成了，那是一种战术上的结合，试图创造出一个预示性的样板，告诉人们民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也是一种组织抗议或行动的方式，直接针对那个显而易见的不民主的治理结构。

与此同时，上面说的两次运动中采用的这些战术看起来都很恰当，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某种程度上我们谈的是同一周期的两轮实质相同的债务危机。

有人可能会说，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就一直处于这样或那样的债务危机之中，而且大部分时间里，危机都会被转嫁给了全球的南方国家， 某种程度上，北大西洋国家，那些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受到牵连，它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利用信贷来防止民众骚乱。

全球正义运动最终成为了一种相当成功的民众起义的形式，用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反对华盛顿共识，还有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债务执法者的暴政。这场起义明面上来看已经非常成功了，它从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 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驱逐了出去 。 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这一组织根本无法运作下去。最后，它不得不滚回老家。

因此，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宣布某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资本家他们自己造成的，并要求替换掉那些所谓的“中立的技术官僚”，这些人 实际上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一直在经济中从事着金融精英们的大规模掠夺。

由于“占领”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所针对的是同一回事儿，所以它们采取相同的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场直接民主、预示性的政治、直接行动。 在每一场这样的运动中，它们所要表达的都是那些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具本质上都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

PLATYPUS：

针对9-11事件之后，反/逆全球化运动的解体导致的萎靡不振，你认为其中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知道如何应对早先取得的胜利带来的冲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全球正义运动]如此容易崩溃的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大多数的直接目标中，我们再一次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1]

换而言之，通往失败的道路 对你来说， 主要是由胜利铺就的。这似乎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映射了卡尔·马克思对1848年6月反直觉的理解，尽管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马克思写道:“只有六月的失败，才有可能创造出法国能够掌握欧洲革命主动权的一切条件。只有在浸透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有可能成为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2]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通往胜利的道路是由失败铺就的。

如果存在这种关系的话，那么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有着怎样的关联？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还是相辅相成的？谈论“失败的辩证法”是否恰当，甚或是否可能？[3]

D. GRAEBER：

这是一个有趣的类比。我们不禁要问 ：“马克思说得对吗？”他说，失败是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胜利最终能否真的会发生，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确实，某些失败可以被神话，而且可能转化成胜利，或者在战场上看起来像失败的事情，实际上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胜利。我认为这种情况在革命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某种程度上，战术上的失败与战略上的胜利几乎是随机关联的。

并不存在什么模式是可以预测的，那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一系列世界革命的看法，先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再到1848年的世界革命，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没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运作方式。这就是普及教育，重新划分选区等等的由来。

PLATYPUS：

法国大革命甚至在它内部也失败了，因为拿破仑把它变成了一个帝国。但它仍有助于传播民族主义和自由 ／ 共和精神。

D. GRAEBER：

绝对是这样。从那时起，有一些制度性的、具体的形式就一直伴随着我们。1917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是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但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几乎和它在国内的影响一样的大。

之后的一切都不同了。基本上，沃勒斯坦认为1968年是一个类似于1848年的革命时刻。他现在谈的是2011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还不太清楚这将是哪种模式。

这让我想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它远 不是一场经济运动，更 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对60年代社会运动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反应，无论是反战运动、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等等。

这成为了一种制裁，用来 阻止任何社会运动觉得自己成功地挑战了资本主义，或提供了任何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从而它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于是，新自由主义在建立一种真正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上，变成了一场不断分出层级的宣传战。

伊拉克战争的指挥方式就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策划这场战争的人真正的执念在于如何克服他们所谓的“越战综合症”，也就是60年代的反战示威浪潮，这一浪潮在30年的时间里阻碍了美国在任何的陆战中部署大规模的地面部队。

为了克服这一点，他们需要以一种能够防止国内广泛反对和抵抗的方式来进行战争。他们算计的结果是“死亡人数就是一切”，因此，他们必须制定出能够让美国士兵死亡人数足够少的交战规则，这样就不会出现反战运动形式而引起的大规模骚动。

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交战规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的死亡，这反过来又几乎确保了他们无法赢得战争。但对他们来说，阻止反战运动看来要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

当然，过去十年里的反战运动由于9-11袭击事件而陷入到了糟糕的境地，这是一场在美国本土发生的规模空前的袭击。现在来看，9-11发生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当口，真的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那次袭击，那么他们可能会试图 为海外战争寻找其他的借口。

因为当你终于搞明白了一场草根政治运动，无论是民权运动，反核运动，全球正义运动，还是别的任何一种微光，上面所说的情况似乎都会再发生一遍。对我来说，值得关注的是统治阶级是如何地立即就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必须做出巨大的让步，并且好像无一例外地会发动某种海外战争。他们似乎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盒子里。我们在美国国内显然已经遇到了麻烦，但他们到底要攻击谁，或者他们可以在海外攻击谁，还不是很清楚。

[1] David Graeber, “The Shock of Victory” in Revolutions in Reverse: Essays on Politics, Violence, Art, and Imagination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s, 2010), 17.

[2] Karl Marx,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1,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0: 1849–185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70.

[3] See Platypus’ discussion at the 2009 Left Forum: Dialectics of Defeat: Toward a Theory of Historical Regression.

PLATYPUS：

占领华尔街运动内部的核心争论之一是，这场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并对所有人的开放性。 从一开始，自由广场的示威活动就吸引了许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罗恩·保罗的支持者、茶党和右翼阴谋论者。尽管在后来的几周里，他们在运动中的知名度可能有所下降，但在占领活动中，他们的存在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使是边缘化的存在。

有些人拒绝将自己划分到“左”和“右”的政治光谱中，因为他们都认为这种分类过于狭隘，并且担心认同了其中的一个有可能会疏远潜在的支持者。那么，你认为“右”和“左”的语言对“占领华尔街”还有什么用处吗？占领运动是否代表了一场新的左翼的民众运动？

D. GRAEBER：

有一种倾向确实令人遗憾，那就是以为所谓的“左派”不是一套理想或理念，而只不过是制度结构而已。很多很多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起义者和原始主义者会把左派看作是各种左派的政党、工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纵向组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把自己与这些组织连在一起感到相当的谨慎。

但是与此同时，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左、右派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重要了。大约每隔五年，人们就会在发表一些重大的声明时提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恰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好像人们不断地用宏大的宣称指出整个进步的叙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每一代人都会这样说一遍。但如果进步的叙事真地消失了的话，那么为什么 每过一代 还要再宣布一次呢？所以，我认为这些概念仍然存在。

茶党也声称他们不是右翼团体，他们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结构的某种泛民粹主义的拒绝，这和人们希望能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 占领运动的灵感来自左翼的原则，而那一个却是非常右翼的民粹主义拒绝，很大程度上它甚至与人们对市场经济和企业资本主义的态度 无关 。

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关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这实际上比社会主义 或者其他任何左派既有的概念还要 乌托邦的多得多。因此，茶党和占领运动的终极乌托邦是截然不同的，这表明他们的基本取向是不同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归根结底是反等级制度的。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而 右翼最终并不是反等级制度的。他们是希望限制某些类型的等级制度，并促进其他类型的等级制度，但最终他们并不是一场平等主义运动。所以，我认为忽视那些泛左派的遗产是很愚蠢的事儿。我觉得那么做显然是不诚实的。

我能理解的是，有时在战术上尽可能地广撒网是有用的，因为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例如，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真地是反对文化垄断，还反对客观上存在文化精英这一事实，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垄断了那些工作，那些你原本可以从事的或追求非金钱价值的工作。

而工人阶级也对文化精英恨之入骨，对如何武装起来是欢欣鼓舞的，要支持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能够成为成功资本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你真的也不太可能成为《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人。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一种方式把那些人吸引过来，而又不要让他们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还是那句话，如果完全否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区分，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方向。

我们要面对的是市场和官僚主义的可怕结合体，它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只有右翼才有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就算是一种头脑简单的批判吧，但是左派确实压根就没有这种批评。

PLATYPUS：

有些人把“占领”运动定性为敲响了“阶级战争”的警钟。他们引用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来证明这一事实。

作为这一口号名义上的发起人，你是否认为“占领华尔街”是民间社会潜在的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不管它的修辞效果如何，这一量化的标准是否为阶级斗争的分析提供了恰当的框架？

D. GRAEBER：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分析，更多的只能算是一种说明。 这是一种打开不平等窗口的方式。当然，一个口号永远无法回答社会阶级如何再生产这一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口号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指出，你如何开始思考一个你可能根本还不知道的已有的问题。

它能在这方面非常起效，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它指出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受益者是多么少的一群人。他们基本上拿走了所有东西。还有就是这一口号也成功地使“占领”运动具有了包容性，这是此前其他的社会运动难以做到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它的效果。我们相互之间显然存在着无限的差异，而阶级是比某一群人超级富有或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要复杂得多的事儿。

但尽管如此，这个口号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他们可以开始互相讨论彼此的共同点，从而为其他事情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形式。必须从你们的共同点开始。到目前为止，这正是我们都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PLATYPUS：

“占领”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社会不平等这一现象很严重，但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上却存在着分歧。许多人希望占领运动能够为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提供必要的草根政治动力，而这些改革通常是通过现有的政府渠道以立法来实现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占领”运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它指向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这两种观点似乎表明了这场运动可能采取的截然不同的走向。 你会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反资本主义”吗？是否应该如此？如果是，那么它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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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PLATYPUS ｜2012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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