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要分析这个社会，得你们自己来了 | 单读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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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有着多重的身份，是编辑、出版人，也是电影制片人、唱片公司和互联网公司老板。这一次，詹宏志以旅行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借他的新书《旅行与读书》出版之际，单读主编吴琦再次专访他，谈他在不同角色变换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潮流更迭中的坚持与叹息。

詹宏志：要分析这个社会，得你们自己来了

吴琦

三年前，曾在一场台北的大雨中，拜访过詹宏志老师。

通过侯孝贤、杨德昌、罗大佑、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人的大名，我才慢慢知道他，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书的内页、唱片的角落、滚动的电影字幕里。他是这些著名作者的同代人，是他们亲密的朋友，也是那时崛起的台湾创作重要的推动者。

听说他读书无数，记忆力惊人，和传说中的情形一样，穿过层层叠叠的书架，我才在他办公室里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见到他。那时他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了，在新技术的浪潮下再一次开风气之先。但我顽固地拉着他谈书、谈电影，没有料到互联网经验此后会在内地抹平一切。

八十年代，他对于台湾社会的判断就曾准确地点中社会的命门，看到经济起飞的情势之下人们内心的空洞，一时畅销无数。杨德昌电影里的叛逆青年，陈映真小说的那些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白领，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同伴，成为我们自己，而詹宏志的人生轨迹，也成为我们的寓言。跨入 21 世纪，内地在电子支付、网络购物领域的步伐已经超过台湾，整个社会的焦虑也达到了新的强度。当年，正是类似的振荡，撕开了台湾社会的口子，在深渊中，鞭策出那一代人的创作。

詹宏志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幕后身份、读书人的位置、知识的作用——这些我们依然纠结的命题，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北京重逢，许多旧事重提，唯有一件是新的，那就是时间。他谈起自己的衰老，许多事情力不从心，也有一些，不愿提起。

尽管崎岖缱绻，时间终究是线性的，在我们之先的台湾经验与台湾教训，还是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事情正在往同一个方向发展。詹老师的过人之处和遗憾之情，除了诉诸记忆，似乎再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托付了。

我记得在台北时他说起自己从乡下进城时，行李中专门带了一把“扁钻”——压扁的长铁钉，作为自己的防身武器。临行前母亲吩咐他两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万不要写文章，仿佛唯有如此，自己的孩子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技术、资本、欲望加速奔流的年代，我们的武器是什么？詹老师笑笑，不愿再解答我更多的问题了。

吴琦

好的编辑是理解作者的意图，然后充分表达它

单读： 《旅行与读书》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您对全书做过比较大的修改，我想问被删去那一部分主要是怎样的内容？

詹宏志： 大部分是讲旅行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进展，旅行的多种形式，比如军队的移动是军旅，采集动植物是自然学家的旅行，和尚跑去取经叫做学问僧，有的为了知识而移动，有的为了财富，还有作为教育形式的旅行，把旅行作为训练自己的一部分。我曾经写过蛮多跟旅行理论有关的文章，讲人为什么去旅行，旅行带给他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历代的人怎么看待旅行，写的时候也会举些例子，有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游记里面的段落，有的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论述里面有一点故事。我也写了一些自己的游记，那是以故事为主，偶尔也有一点论述，延伸出来的议论。当时我把这两类的文章放在一起，我的小孩看了之后给我一个建议，说这显得有点性格分裂，而且看起来你对这个书没拿定主意，他建议我不要这么杂，要单纯一点，后来我就把理论性的东西都拿掉了，剩下的以游记为主。

当然我有点惶恐，我自己并不是真正厉害的旅行者，只是一个有点书呆子气的旅行者，如果完全没有理论的部分，我也觉得怪，后来留了一篇文章做附录，其他被我拿掉的十多篇文章，文章有长有短，都是比较接近这样的风格。

单读： 从作者自己的角度，删掉这一部分会觉得可惜吗？

詹宏志： 当然，那是我兴趣的一部分。未来也可能找一个方式，重新来编辑它。现在出的这本《旅行与读书》大部分是旅行记录，尽管文章长短有别，体例有别，但环绕着一个人的旅行的感受，好像还成系统，但当它变成理论文字的时候，这么分散就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可能要更有结构性。那些文章现在看起来结构性不强，是各自独立的议论，长短也不一，也许我需要补充一些东西，才适合把它编成另外一本书，这看缘分了，我总觉得一本书到它成型的时候，自己会告诉我。

单读： 一边是故事性的叙述和自己的经验，读者容易看得懂，另外一边是知识性的、议论性的写作，可能大家未必看得明白，您写的时候会注意这个区别吗？

詹宏志： 写作时候的我跟做编辑的我有一点不同，做编辑的我当然得去考虑和读者之间沟通的问题，而作为写作者的我，当然想的是忠于题目本身。题目要求的门槛是高的，能读的人少，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哪怕是我现在作为附录的这一篇，其实也有一定的门槛要求。这篇文章真正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论点，科幻小说其实是旅行文学的延伸，从它的源头上看出两种文体的相似性。这是一个大胆的看法，有很多不一定周全的地方，其实不是一篇容易读的文章，但在叙述的策略上，我尽量用公众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讲。举个例子，凡尔纳和斯文·赫定的书在科幻小说和旅行文学类别里都是比较大众的作品，读起来难度没有那么高。

我的写作其实大部分是理论性的文字，很少会写抒发个人情感的东西，过去十年当中我只有两三本书比较感性一点，包括这本书在内。感性的书和理性的书目标不同，也很难彼此替代，并不是说我希望跟更多的读者沟通，就能去写更故事性的作品。有的书出发点就是理论性的，它也只能写成理论，如果能够沟通的人数有限，也只能这样，这是创作者忠于题材的方法。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还有机会讲故事，这给了我一个和比较多的读者接触的可能，现在看起来好像的确如此，这本书显然能够接触到的读者比我过去纯粹理论的书多一些。这个话好像也不太对，我 80 年代末写过分析台湾社会发展的书，在台湾可以卖到四十万本，当然那时候整个社会对台湾何去何从有强烈的困惑，正好跟这个书相符合。不过我现在可以感觉到，一本说故事的书，让我接触到的读者是比较多元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单读： 您书中记述了大量的细节，我很好奇这些细节是什么时候记下的？用什么记下的？

詹宏志： 这个大家都猜错了，我大部分文章都写在旅行之后很长的时间。比如阿拉斯加那篇，我写它的时候距离那次旅行已经十年了。我写非洲的时候，极可能离我的旅行大概过去七八年。旅行中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全部是靠记忆。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我让它沉淀，如果我还记得那就表示它对我来说印象深刻，记不得我就不可能写它了，第二，我又是一个要跟描述搏斗的人，所以我需要这些细节，任何一个经验我都必须让它反刍到那个地步，我才有办法写它。所以有一部分自然淘汰了，另外一些必须要像一个真正的工作，和记忆拔河，把里面的东西完全抓出来。我很少做完一件事回来就写它，通常会放个五年十年才写，我要确定这个事真的对我有意义，过了十年，如果不在了，就算了，那就不是要紧的事。

在旅行当中，的确有一两件事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未来有可能会写它，我害怕会忘掉它，当时会有一点简单的描述，比如我写非洲狮子，当时在现场写了车子转弯时看到那头狮子在石头上方的样子，它身上的肌肉，虽然是母狮子，可非常雄壮，还有画下来。写寿司师傅那一篇，我把当天的菜单留下来，所以后来还能记得所有的细节。不过，我平时在旅行当中不记任何笔记，也不拍照，不会把手机拿出来。

单读： 是不是可以说，作者的身份必须忠实自我，对自己表达有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和读者沟通的障碍？

詹宏志： 你这个话说得很对，作者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忠于他的选题，忠于他预设的说话的调性，他已经选择了读者。这当中有的读者群大，有的小，那是求仁得仁，你不可以写一本沟通有困难的书，又抱怨这个社会不买它。如果你提了一个较高的门槛作为阅读的要求，最后读的人不多，每个作者都要明白，这是你做的选择。

单读： 编辑需要帮作者去平衡吗？

詹宏志： 不，我认为一个好的编辑是充分理解这个作者的意图，然后充分地表达这个意图。应该少数人读的书就要变成少数人读的书，要多数人读的书就要让它真正成为多数人能读的书，意图和结果要一致。

单读： 编辑和作者的纠结与矛盾，在您多年的工作中，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吗？

詹宏志： 这个其实是我每天面对的问题，应该这样说，我真正的训练是一个编辑，这是我做最长的时间、也是自己下的工夫最多的一个领域。我是用作为一个编辑的训练，来参与别的工作，并没有真的改过行，从头到底我只会编辑这件事。我是这样来理解编辑工作的，他面对的社会有两种人，左边是一群有知识、有创造力的人，右边是有一群渴求知识的人。我的工作是要认出这些有创造力有知识的人，还有他们身上潜在的题目，我要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这些能量变成某一个创作物，或者一本书。为了让这些书能够到达这些渴求的人，我需要设定一个情境，让这些人可以理解，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彼此相遇。这是编辑每天在想的事。

当我在出版的工作里失业的时候，有机会跑去做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当时有一种唱片是刚产生的新东西，它需要一个新的沟通情境，比如我 1983 年碰上罗大佑的唱片，台湾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类型，这个唱片几乎没有办法在传统的唱片管道里出现，它不能在电视上出现，不能在广播里出现，完全不能公播。这要如何让它的潜在听众知道这张唱片的存在，我就需要用别的工具。这种时候，编辑的背景才有用处。

电影的情况是很像的，我有机会处理电影的时候，如果把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电影放到院线上去，和成龙的电影一样，在一百家戏院一起上，不容易达到沟通效果。用那样的方式工作，带给这个影片其实是伤害，一部分观众是不能明白的。但当我把这些电影倒过来，如果它是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艺术电影，在较小范围上映，较细致地沟通，找到对这个电影有较强的热情、较多的知识背景的人来看，每个社会都有这么一群人，如果是一个国际性的劝募式的市场，每个地方拿一点钱，结果极可能跟台湾整个院线一样大，或者更大。但它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沟通情境完全不同。这个理解就完全来自我对书本的理解，书本就是不同的书种，面对不同的阅读大众，有的书是大众的，有的书是比较学院的、比较高端的市场。我们得做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工作方法，到达这些不同的阅读者。不管是唱片、电影或者是后来的互联网，其实我的情境是很像的，也就是那个设计沟通情境的人。

回到自己的书，我当时有一个困难，如果作为创作者，我希望忠于我心里想的题材和我的表达方法，我希望写我想要写的东西，可我作为一个编辑，又希望管住那个写作者。我这时候采取了一个策略，让自己忘掉编辑的身份，先让这些作品被写出来，稿子聚集在一起，再用一个好像第三者的身份来看待它跟社会的关系，再跟编辑商量，甚至我把书交出来，你们怎么做我都没关系。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改我的书名。我知道这个书名是每个出版社都想改的，都觉得这个书名太笨重，但这个书名隐藏了所有我想做的事。其实这本书在出版之前走了好几个出版社，我都觉得不合适，又拿回来了，最后在台湾给了新经典，在大陆给了中信，也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我的想法。这个想法包括了两个，第一不要改我的书名，第二不要让我放任何一张照片。大家一说这本是旅行书，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景观，为什么不把照片放上来？既然你都已经写了小野二郎的寿司，为什么不把寿司拍下来？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了一个描写狂所做的事，19 个寿司写了 1 万 8 千字，已经把眼睛能看到的细节写到如在眼前一样，再放一张照片是非常奇怪的事，那是完全重复、累赘的。而且所有图片都有场景和时间，而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日期，所以理论上它不会过期，但任何一张照片放上去，就会破坏这个结果。如果放上非洲沙漠里的照片，你马上会看出那是哪一年，因为我穿的衣服会透露，二十年后看起来，这就是一篇古老的文章。现在因为这本书的书写方式是比较古老的，所以文章看起来古已有之，它没有日期，也不会过时，这是我内心的企图。除此以外，编辑们想怎么做，我都完全支持。

单读视频：詹宏志｜你住在一个叫做“朋友圈”的监狱里

那个时代一无所有，我们有一种天真

单读： 您八十年代写的台湾趋势系列，虽然有阅读的难度，却取得销量上的成功，一个原因是它和社会的节奏达到某种共振。当时您是怎么样来感知这些时代的变化？

詹宏志： 我不是因为那个社会可能在当时对这个题目感兴趣而写它的，我是基于对自己的困惑而写它的。在那个情境，对社会的动向有焦虑感，不知道它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它未来的面貌是不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问自己，当我看到这个社会有一些力量正在发生，这些东西最后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叙述。我并不知道它跟社会会有共鸣，我不是因为共鸣而写它，共鸣是结果，是我事先不知道的事。

我做编辑的时候，也许会注意到某些书适合这个社会情境，但我自己写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包括我当时如果参与了任何社会的文化上的活动，后来看起来很重要，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我可能从前也说过，我在参与侯孝贤或者杨德昌电影的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很重要而来工作，而是因为这是两位潦倒的朋友，你知道他们很有才气，你知道他们工作不顺利，作为一个朋友坐立难安，你觉得应该出一点力。如果知道他们后来会变成大师，我根本不会参与这个工作，就完全变成沾光了。如果我在很多台湾重要的文化事件上正好也在现场，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我在那里，而是因为不管重要不重要，我都在那里。重要的事，我在那里，有更多不重要的事，我也在那里，因为我参与的事足够多，所以看上去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至于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么多的事，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一无所有，我们有一种天真，如果有一个朋友想做一件事，我们都来帮助，没有计算得失，没有想象他会做好或不好，不会问有没有任何资源，要不要任何代价。那个时代，我们懂得太少，我们不太知道事情做了之后，未来会如何。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可能我们知道太多，变成很多事不能做，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做了也是徒劳无功，知道它的结果。如果有好结果，很多人愿意做，不会有好结果的话，没有人愿意做。可在我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问题，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我们都做，那种天真和不计较，让我们可以在那么匮乏的时代做出一点事来。这个讲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单读： 在那些事件的过程中，您的角色依然是一个编辑？

詹宏志： 在我的朋友中，我大概始终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聚合者，这个朋友是个有才气的人，但他需要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我通常是那个帮他做组合的人，大家都当我是朋友，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我的调度安排，虽然他们并不要好，因为我在，大家也不好意思。第二个，创作或者活动一旦完成，它要跟社会有对话，那个出去寻找沟通的资源、安排沟通的设计的人，也多半是我在扮演的角色。我是一个编辑人，也是一个营销人，我比我做创作的朋友更愿意花力气去寻找沟通的方法，还有贩卖的可能，这是我特别不害怕去做的事。

单读：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恰恰是对文化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最害怕的两个工作。

詹宏志： 是，在我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大部分朋友都是，他们愿意做各种创作的工作，但没有人肯去做最市侩气的事情。我很愿意跳脱这个身份，跳脱文化上的洁癖，这些事情向来都是我在做的。

单读： 为什么呢？

詹宏志： 可能有一两个原因让我这么做，第一是我自己受经济学训练的背景，这个背景让我对市场这两个字是有一个比较谦卑的心情。如果我们要跟市场打交道，我们得理解这个市场的规律，不是让市场来迁就你，而是你要有能力跟市场对话。第二，我在学生时期就有感触，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创造力，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才情都比我更高，都是一流的创作者，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些一流创作者的支持者，而不是另外再做一个二流的创作者。我很早就觉得这个社会要分工，一定要有人做另一种事，如果我们大家的背景和想法都这么相像，我们造就不了今天的生态。

单读： 您在看书的时候，也不太高低之分，比如您说过，看一本历史书和一本烹饪书，没什么区别，不太有那种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洋洋得意的感觉，我也很好奇，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人与书的关系？

詹宏志： 这正是我想象中真正编辑的角色，他明白这个社会需要阅读的内容是多元的，各种人要各种东西。这也真实地来自于我的生活经验。比如我去马来西亚，那里有六百多万华人，吉隆坡双子星大厦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书店，叫纪伊国屋，是一个日本书店，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书店，它的地位几乎像诚品一样，进去之后发现它有 70% 的英文书，30% 的中文书。这是一个讲马来文的国家，在这个社会想要变成一个更有知识的人，必须先学其他人的语言，光凭母语是不够的，你如果不学英文，不学中文，没有办法读到足够的书。那里面的中文书主要是商业企管、应用科学，比如桥梁工程、微积分、园艺、种菜、灌溉，这些需要中文书，所以我说在马来西亚使用中文的华人当中，有机会能读白先勇是一个福分，读不了对那个社会影响也不大，但如果他没办法取得从台湾来的财经管理类的书，他用中文来学习做生意这个链条就断掉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作为一个读书人，可能不小心就会有一种人文沙文主义，以为人文书才是所有书当中的高峰。可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些很具体的应用科学的书，比如一本好的育婴书，对很多新手父母都是困扰的事，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比一本文学书、历史书还重要。我们能够有机会出一本了不起的书，觉得很高兴，可是没有好的儿童教养的书，整个社会也会痛苦不堪。有大量的乱七八糟的书充斥在市面上，没有人说出什么书好，什么书坏，这是很严重的，从前我在台湾也常常提醒这些做书评的版面，大众需要你告诉他哪一本育儿的书更好一些，不能所有的评论都在说哪一本小说、哪一本历史著作比较好。读者有生活上立即的需求，你却一点都没有想要帮助的意思，让他在一堆书里面自己去碰撞，这是非常无助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相信出版是一个专业，我们需要有能力为它找出各种评量的方法，而且不止一个观点。这个平衡感来自于你对社会多元情境的理解，来自做编辑的处境，你意识到你要沟通人的类别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只有一种编辑，我们需要多种编辑，各种书都要有专业性。在这个过程里我提醒自己，不要很快为书分出高下来，这个高下往往是知识的傲慢和偏见，不是对这个社会总体的帮助。

单读： 在这个时候，作为作者的那种自我，不会时不时跑出来吗？

詹宏志： 我只有很少的时间是个作者，我也没有享受太多编辑对我的服务，也很少用到作者的那一点点自由和特权。当然创作者坚持他相信的事，这是一个力量，创作的困难在于，如果你不是用那么绝对的自信，你无法坚持，因为创作者在某一个时刻要相信全世界都错了，只有他自己对了，他才有办法追求到极致，我也希望我在创作的时候能够是那样的。但创作一离开我的手边，它就变成公众的评价之物，就丢到市场上了，就要服从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了。我内心明白这个事，所以我的得失心不高，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个书卖得不好，这个社会不需要它，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心存不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容易理解事情，然后心平气和，不太利用那个理解去占社会的便宜，这是我还颇引以为傲的地方。

没有一个时代会比另外一个时代更差

单读： 您现在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詹宏志： 虽然我还有一定的好奇，但我没有很大的动机要去解释这个世界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焦虑。我年轻的时候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因为那个世界要去的地方就是我未来要去的地方。现在我不着急了，我已经很老了，这个世界到哪里去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如果要分析这个社会，那年轻人得自己来，我没有这个义务帮他们看出来这个世界要变什么样子。我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的是，在这些时间里和这个世界有一个简单和平的关系。我要过得自在一些，修补一些人生的错误，有些事我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完整，这是我对余生的想法。所以这个社会要到哪里去，我不是不好奇，只是我没有说的欲望了。哪怕对我儿子的前途有点影响，我也不关心，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或者这个权利去描述它，解释它，甚至去呼吁要做什么样的轨迹修正，我一概都不做。

单读： 之前您谈过，现在大家都读电子书，其实可以得到比纸书时代更多的资讯，下一个应该更有机会做成事情。

詹宏志： 我并不完全知道答案，以现在这个社会的知识工具的条件，年轻人要比我那个时代厉害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取得知识的工具强大太多了。要问他们有没有这么大的动机，有没有像我们那时候求知那样饥渴，如果有，他可以比我们更有理想，但他有可能没有，因为分散他注意力的事太多了，从某个角度看也挺公平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感觉到年轻人要变成专家的能力要比我那个时代要容易，但要变成我那个时代那样世故和平衡会比较难。现在知识集中的过程，不一定同时要对付这个世界，这也是御宅族的意思。宅男宅女对某一个事情的偏执，可以得到足够的力量，不需要跟这个世界形成平衡。如果问我年轻人能不能做到我们80年代做到的事，我不是很确定，80 年代做的事里面有一种天真，现在这个天真相对是没有了，我看到的年轻人，都我们那个时代要聪明很多，他知道很多事是徒劳无功，很早就确定自己不会做那么笨的事。80 年代的那些事到底重不重要，我也不确定，但那就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东西，也许新一代的人会产生全新的东西。我希望当他们做到的时候，我还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够欣赏，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我对年轻人的要求。

没有一个时代会比另外一个时代来得差，如果我今天说年轻人不如我们，这个话一定是错的，我的上一辈也曾经说过，他的下一代不如他们，我也完全不服气。但某些东西确实变了，比我长一辈的人花在某些东西上的时间比我们多，比如写字，从整体上看，上一代比我这一代写字写得好得多，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看我的下一代，能写字的人就很少了。但这不是要紧的事，每个时代有它要紧的事。

单读： 但您现在的工作依然在处理和新技术相关的项目？您还对这些感兴趣？

詹宏志： 只要是我没做过的事，我都感兴趣，我要常常提醒自己，别做太多事，因为人生有限。我现在是过去很多、未来很少的人，我应该善用未来的时间。这些时间其实不应该开启新的事，应该修补过去没有完善的事。是我工作一不小心就跑去做比较多新的事，那是我的个性使然，并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单读： 新书也是在处理过去的事吗？

詹宏志： 我想写的书都还没写呢，现在出现的书都是因缘际会，在某种情境下写的。我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力气能写我想写的东西。你看《旅行与读书》这本书前后写了六年，我是一个很慢的人。我没有几个六年了，所以我也不会有太多书了，应该把力气放在哪里，我自己得很小心。

单读： 您以前就这样说过，但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詹宏志： 是没停下来，这次再提醒我一次。

单读： 尽管在我们看来您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了，但您自己心里有没有遗憾？有没有特别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詹宏志： 每一天都有，我内心当然有很想做的事，不过好像这一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机会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做觉得当下应该付起责任的事。朋友做不了的，我应该去做，工作伙伴希望我做的事，我应该去做。我花在这里的时间，被责任感驱策的时间多，满足自己愿望的时间少。我每次都想说，先把这个做了，再回来做我想做的事，怎么一转眼六十岁就到了呢，好像什么事也做不了，这种感触特别深。我开玩笑地把胡适的诗改一改，的确有点像我生平的写照：清夜每自思，此生非我有，一半属工作，一半属朋友。最后做的事，一部分是为了某种公共的利益，一部分是为了朋友的艰难，没有把一生留在自己手上，半是自嘲，半是感慨。

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