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则小故事：
“体制内哭穷”，该还是不该？
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并非所有公务员都喜欢“哭穷”。比如我认识的几百号公务员中，虽然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穷人”，但天天抱怨“工资那么低，不想干了”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我有些公务员朋友活得还相当滋润，不仅年纪轻轻就有房有车，工作也不忙，每天健身、购物、读书、娱乐，节假日还能出国旅游，生活可谓多姿多彩。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不过总体来说正能量满满、幸福感爆棚，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这里有个前提：我身边“活得滋润”的公务员朋友，无一例外地来自“实力比较雄厚”的家庭——这“实力”既包括硬性的“经济实力”，也包括各种大家懂的“软实力”。至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广大“屌丝公务员”，在这份职业上获得的幸福感似乎就没那么多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概括：公务员这个职业，带给人的“体面”多于“实惠”，它可以给“富人”锦上添花，却不太容易让“穷人”脱胎换骨。我们不是常说“升官发财自古两道”吗？其实对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这是“一道”：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
也许这个判断过于片面了，我但愿如此。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些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的公务员，“哭穷”有道理吗？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副乡长，她是女性，那时刚满三十四岁，有个六岁大的女儿。
她是三十一岁上被提拔为副乡长的，在乡镇，这个“升官速度”算是“坐火箭”了。她当然对组织的栽培感恩戴德，工作格外卖力。
然而乡镇工作可不是光凭“卖力”就能做好的，什么计生、维稳、招商、新农村建设，没一个是“好啃的骨头”。有时白天忙一天，晚上也不能歇着——比如很多乡镇政府都有“三夏防火”任务（有些地方还有“三秋防火”），也就是在雨季到来之前的干燥时节，要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规模火灾。对那些地处平原的乡镇来说，这活还不算太难，只要保证农民夏收时秸秆还田、不让随意焚烧，一般不会有事。但那些辖区内有山林的乡镇可就头疼了：你怎么知道哪天晚上、会有哪个人闲着没事、去哪个树林里烧个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晚到山上巡逻。
那位副乡长所在乡的辖区内就有山林，而且还不少，所以“巡山”任务很重，所有干部职工无论男女老幼，都得轮着来。她那个乡政府工作人员挺多，每名工作人员半个多月才轮一次；但负责带队的科级干部没这么多，六天就得轮一回，她是那六个人之一。
说实在的，山林着火的概率并没多大，而在那个年代，只要整个夏天不着火（或者着了火但不让上级知道），每个人都能领到一点奖金。因此大家对这项工作也就嘻嘻哈哈，白天到山上绕一圈，就当郊游；晚上去山下晃悠一会儿，也就回家睡觉了。但这位副镇长却很认真，每次轮到她“巡山”，都要“真刀真枪”地“巡”上好几个小时——这倒也不是因为她觉悟特别高，只是她恰好在乡政府里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一旦出了事，板子肯定第一个砸在她头上。
第一年“巡山”时，她的女儿刚满三岁，晚上非要缠着妈妈；她说妈妈要去山上啊，女儿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她拗不过，只好带着女儿一起爬那黑黑的山路，爬了几次，女儿就感冒了——初夏的晚间，山上还是“阴风阵阵”的，小孩当然受不了。可女儿痊愈后还吵着要跟妈妈一起“巡山”，万般无奈之下，她忽然从“阴风”中得到了灵感，带女儿爬山时，专挑风大的地方给女儿讲鬼故事，吓得女儿再也不敢上山了。
我认识她女儿时，小姑娘已经六岁，白天偶尔路过山脚，眼神中还透出恐惧。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讲着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让我觉得特别好笑：一个无神论者，果然编不出什么像样的鬼故事。
其实那位副乡长运气不算坏，“巡山”三年，近千亩山林从未冒过一丝火星。但她终于还是无法忍受那繁重的工作（晚上“巡山”，不代表你白天可以睡觉），申请平调到了一个城郊街道办事处。
——她领到的“防火奖金”比别人多一点，但每次也不过千把块而已，她不想要了。她想的是，在晚间多陪陪女儿，并给女儿讲点正常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同事，今年他三十二岁，跟我一样是普通的年轻公务员，跟我一样每天八点半上班，跟我一样每天十二点吃午饭，跟我不一样的是我几乎每晚都六点下班，他有时晚六点下班，有时晚十点下班，有时次日凌晨两点下班。
我不知道他那个处到底有啥可忙的，但总之他们很忙，我来单位这三年，有两个元旦他们是在办公室集体跨的年。更让他头疼的是，人家跨完年都步行回家了，他家却在十五公里之外，而公交车总也不肯陪他一起跨年。
好在单位给他报销打车的钱：你让人家加班到凌晨，人家怎么回家？总不能骑自行车走这三十里路吧？那等他到家也甭睡了，直接洗漱了出门接着上班正好。
可是如今，这样的生活走到了尽头。去年年底，单位公车改革，我们一群小科员“弹冠相庆”：就那几辆公车，本来也轮不到我们坐；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六百块车补，挺实惠。这哥们却闷闷不乐。
我很奇怪：这等于是涨工资啊，你怎么不高兴？
他白了我一眼：你是涨工资了，我呢？以后我打车就不能报销了好不好！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每晚从单位打车回家，都要花四十块钱，按一个月加班十天计算，就是四百。他的车补一共就六百，要是某个月加班超过十五天，他就得倒贴钱。
从理论上讲，车补的作用就是这个：公车虽然取消了，但你还得为公家办事，所以才发给你车补。但实际情况却是，像我这种加班既少、又没太多外出任务的人，领车补等于实实在在的“涨工资”；对这哥们来说，则等于别人都涨工资而他没涨。
“按理说，加班多的挣钱也该多啊！”一向和气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这算混的啥？”
“唉，这个——”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宽慰的话来，就例行公事地说，“你出力多，提拔得也快啊。”
“你确定？”他抬头看着我，脸上表情甚是古怪。
“我——”我当然不确定，但又不能这样说，只好转换话题，“要不你买辆电动车？”
他笑了。“这才像兄弟说的话。”他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今年年初，他真的买了辆电动车，花掉了五个月的车补。然而省下的是以后每个月的车补。
第三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位学长，今年他三十八岁，目前是副处级。
我上高中那会儿，他就已经参加工作了，那时他的工作地点是某个县城，身份是事业编。有一次我们聊起“公务员薪水”的话题，这位学长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县公路建设资本金认购证”。
我们问这是啥？他说这是他们曾经的“薪水”——县里要修路，可是没钱，只能借贷；借银行的还不够，只能借老百姓的，也就是“发公债”。然而县里是没资格发行公债的，何况就算有资格，老百姓也不会去买，因此这些“公债”最终只能“发”给体制内的人。
“然后你们就买了？”有个同学惊讶地问。
学长摇头。“谁去买啊。”他忽然叹了口气，“这些都是从工资里扣的。”
“从工资里扣？”
“就是每个月少发给你一些工资，然后告诉你，这些工资被‘买’成‘债券’了。”学长晃了晃手中的“认购证”，“完全强制性的，没商量。”
“那……”我弱弱地问，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们后来还债了吗？”
“当然没有。”学长的回答不出所料，“后来县里换了领导，谁还啊。”
“那你们就不去找他们？”好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问。
学长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我们找过好多部门，也找过好多次，但解决不了。”
我们都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打破沉默：“生气吗？”
学长缓缓地摇了摇头。“当时挺生气，现在不生气了。”
“是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接口道。
“唉，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学长说，脸上再次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主要是理解了他们。县里本来税收就不多，还要上交一部分，留在自己手里的就更少；不借钱怎么修路，不修路怎么发展？”
我愣住了——那一瞬间，我以为他接下来一定会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他没说。
但我仿佛看见了佛祖。
他当然不是佛祖，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有着很普通的憧憬，我从未听他们“哭过穷”，但每当我看到有关“公务员哭穷真矫情”的言论，脑海中总会浮现他们的影子。我不是说“每个公务员都有理由哭穷”，但你能说“所有公务员都不该哭穷”吗？
的确，每个作为个体的公务员，都有权离开这个“低薪行业”，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讲，总要有人去巡那些山、加那些班、买那些建设公路的“债”——不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又从哪里来？
不过话说回来，公务员保障了社会的安定，“非公务员”也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大家都有贡献；公务员有经济的压力，“非公务员”也有生活的苦楚，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公务员一味抱怨自己薪水低，那其他行业的兄弟们薪水很高吗？公务员说涨薪就涨薪，对“非公务员”来说公平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个问题：站在“非公务员”尤其是“体制外人士”的角度看，对公务员涨薪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