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生的张文尝过穷的味道，张文身高1米75，来自陕西榆林子洲县，讲普通话带浓郁的陕西腔。
榆林是红军长征后待过的地方。老家人传说毛主席在那胖了三十多斤。现在榆林产煤、石油，少数老板因此致富，但跟张文家这样的普通人家关系不大。
2012年，张文从陕西老家村里考进太原理工大学。当时他黑黑瘦瘦，体重120斤。
大学一年级有天下午，张文发现饭卡里只剩两元钱。加上银行卡和兜里几个铛铛响的硬币，一共六块多。
六块多能吃什么？张文有点发愁。食堂馒头卖5毛一个，张文决定去买馒头吃，总能填饱肚子。在食堂刷卡时，他惊喜地发现饭卡里突然多了100多块——国家给贫困大学生发的补助到账了。
靠这100多，张文撑了一个星期。
掌握自己的命运
张文第一次开始琢磨“阶层固化”这个概念正是大学一年级。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城市，在当时的张文看来都是“非富即贵”——至少不用像他一样，担心下顿的馒头。
张文高中同学郑玉峰比他小一岁，高考发挥得比他好，考进西安交通大学。郑玉峰肤白眼细，笑起来像男版林忆莲。他来自陕西榆林横山县，家庭条件比张文稍微好一点，能交得出一年5000元的学费。
张文跟郑玉峰从高中起就走得很近。上大学后，他俩常讨论怎么打破“阶层固化”。他们觉得，自己的农村背景，如果按部就班读本科、硕士，找工作，很难出人头地。
“能混个中产以下或中产就已经算很不错了。”这两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尝试过不同的法子打工赚钱。张文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给高中生补习。他请了几个博士、硕士来讲课。
老师好找，学生难寻。为了招学生，他坐公交、骑自行车去太原的小区里贴传单。小区保安见他就赶，运气不好时，还有野狗追着他咬。张文觉得这模式难以持续，把补习班关掉了。赚到几千块钱，他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大一下学期，张文去西安交大找郑玉峰，在图书馆看到丁鹏写的《量化交易：策略与技术》。书里一句话打动了他：“喜欢做一名宽客，是因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张文从来没有做过量化交易，但他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方向。
大二上半年，张文瞒着父母从太原搬到西安交大，住在郑玉峰宿舍，和他一起研究量化交易。他和郑玉峰开始上各种论坛和QQ群，自学VBA语言。他俩嫌量化交易的软件太贵，就用Excel里面的VBA编程连接CTP（上期技术的综合交易平台简称，期货自动化交易接入API的一种）做期货交易。
那段时间他俩也没忘记赚外快。
他俩发现，同一款手机，淘宝上有人标价3500，有人标价2500，高和低的都有买家。两人做了个类似于“搜同款”功能的网站，让人可以用一个中间价从他那里买到手机。
他们不囤货，不发货，跟淘宝信誉不错的卖家合作，赚差价。张文和郑玉峰前后卖了100多台手机，赚了一万多。郑玉峰记得当时卖得最火的手机是那款长得很像数码相机的三星S4 Zoom。
虽然赚到了钱，他俩担心自己没资质、没仓库，量上去了，会有法律风险。“虽然是套利，搞不好被人告是诈骗。”张文说。
2014年，张文和郑玉峰把手机网站关了。这时，他俩技术能力增强，对自己的期货交易模型感觉良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炒期货！
第一桶金
张文和郑玉峰不少初高中同学早几年已经出门打工，手里有些积蓄，虽然搞不懂“量化交易”是什么，但都蛮信任他俩，几万几万地塞给他们。
两人很快就筹来三十万：最多的一笔四万，最小的一万。借钱做交易，张文和郑玉峰压力不小。
“我心里想如果实在亏了，就变成我俩各负债15万，毕业之后自己去找工作，慢慢还也还得起。”张文说。在学校，张文和郑玉峰就一门心思学编程、打工赚钱，经常翘课。这下两人开始炒期货，更成了大家眼里的“败家子”，引来周围许多同学异样的眼光。
期货交易有夜盘，郑玉峰的宿舍要断电，张文又从西安交大搬回了太原。他找学院借来学生会的办公室交易。办公室24小时供电。晚上交易完，张文就睡在充气床上。
张文和郑玉峰把钱全部投在了自己研发的期货中高频策略上。做得最多的品种是被称为“小股指”的橡胶。
大半年时间，他们借来的三十万翻到了200万。张文把这归功于运气。“现在看来，当时建的模型一般，还是机会把握得比较好。”尝到了期货市场的暴利，张文和郑玉峰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不能再做期货了。
“期货比股市理论上更成熟，比如是T+0。但是越成熟的市场，你很难去赚。多空各种信息都会引领某个方向。”他俩把钱加分红还给同学，就开始注册公司，打算做股票交易。
西安交大曲江科技园免费给了他俩一个50平米的办公室。张文又多租了50平米，房租一年一万多。那时张文和郑玉峰加了许多量化交易的技术群。张文常在群里发言，和群里一位成都的先生成了朋友。
这位老兄做矿起家，后来转做金融，不怎么顺利。他专门从成都开车到西安，张文陪着他逛了三天，喝了三天酒。
“成都人的酒量跟比我们差，其实技术上就简单说了一两句，感觉我大口喝酒，打动他了。”张文说。成都老板成为张文和郑玉峰的第一位客户。
2014到2015年，张文团队攒了20多个客户，几百万规模的理财，赚了钱就提成20%。从2015年初开始，两市持续上升，势头猛烈，张文和郑玉峰的代客理财做得风生水起。赚到第一桶金，他俩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郑玉峰在老家市里给爸妈买了套118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均价7000元每平米。张文把自己的手机和电脑换成了苹果。他回榆林的周大福专卖店，花四五万给妈妈买了一套粗的金首饰：手镯、耳环、项链，因为“她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妈妈热泪盈眶，但首饰戴几天就收起来了，说要留给儿媳妇。“我说妈你赶紧戴吧，媳妇不要这些。”张文说。
当上了“暴发户”，张文觉得以前眼里“非富即贵”的同学“都好穷啊”。“他们去学校食堂吃饭，15元钱以上就舍不得吃了。我就大鱼大肉，天天去食堂里吃饭，随便点，随便吃。”
张文很少为自己花钱，但对亲人、同学和女朋友都很慷慨。
赚到钱后，他带80多岁的爷爷旅游，坐飞机，坐高铁， 给女朋友买包包。高中和初中同学从外地来找他玩，他就给他们报销吃住。有朋友做生意找他借钱，他爽快地给借了几十万。
“以前我穷的时候就对朋友很大方，有钱了也是一样。”
搞个大新闻
2015年，中国A股越来越火爆。5月22日，上证综指高开，收盘涨到4657点。这一天，北京《新京报》上出现了一张惹眼的“挑战书”。
温城辉、余佳文，5月24日9点，北京前门建国饭店，比比谁才是真正的90后最强创业者！你们敢来吗？
署名：张文。
挑战书占了整整半版，跟着印了一个巨大的二维码。
温城辉、余佳文是当年“90后互联网创业”的红人。余佳文的“超级课程表”项目获得了阿里巴巴的千万美金B轮投资。温城辉的“礼物说”项目获得了红杉资本数百万美金的 A 轮投资。
张文想利用别人的噱头，给自己的基金路演会增加点曝光。“我就是想搞个大新闻。”张文和郑玉峰都不再满足于代客理财，发基金才能有公开的业绩和长久的发展。
张文在《新京报》刊登的广告
半版广告《新京报》要价十几万。张文砍到了5万，他觉得这个钱该花。广告刊出来，张文和郑玉峰傻眼了。二维码在报纸上放大之后，也许是清晰度偏低，手机居然无法识别。
在建国饭店，他俩租下300多人的场子，只来了100多人。张文发基金的渠道方是北京某期货公司。期货公司联系人看到张文的学生样，有点不以为然。
“他问我发多少，我说3000万。”张文承认自己对能募多少钱心里还是没底，但他认为几百万肯定是有的。路演后第一个礼拜，张文和郑玉峰只募到了四五百万。他俩赶紧找以前的客户，好说歹说筹来3140万。
6月18日，A股在4900点位置时，张文开始建仓。两市午盘后跳水，收盘沪指跌3.67%，创业板指暴跌6.33%。6月19日，建仓第二天，沪深两市千股跌停。张文和郑玉峰的产品两天浮亏10%。
“当时就感觉人生又完了。”张文说。
6月20日，张文和郑玉峰当机立断，把仓位全部清掉，决定从多头策略策略转做Alpha策略。Alpha策略维持市场中性，如果股票买入1000万，他俩会做空等额市值的股指期货进行风险对冲。
“之前（多头策略）赚钱太不踏实了，Alpha策略可以规避股灾，最起码不会亏得很多。”
他俩保持30%的仓位上Alpha策略，基本毫发无损地度过了A股从8月18日开始的一周内超过1000点的下跌（这被称为“第二轮股灾”）。
到2015年年底，他俩接近满仓，把基金净值做回到1。有客户撤资，有新客户进来，规模持平。谁料到，一过元旦，熔断又来了。
2016年1月4日，新年首个股市交易日，沪深300指数跌幅达7%，两度触发熔断机制。1月7日，再度触发熔断机制，全日交易不足15分钟便提早收市。这天基金回撤4%，但他俩很平静。
“其实说实话，做Alpha就是等着这种事情发生的。发生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小很多。” 到2016年年底，他俩把基金做到了1.23的净值。
信息战
2016年年底，张文和郑玉峰跟其他几位合伙人出现分歧，六个人分成了三拨。张文和郑玉峰从当时办公地杭州搬到了北京。最开始办公室租在丰台，后来从丰台搬到中关村。
说起在北京注册公司，张文一肚子苦水。公司本来打算注册资本1000万。但工商局说，1000万以上，必须叫业主的公司法人代表去工商局签字。
“我说人家房东是国企法人代表，官那么大，我见都没见过面，怎么干这个事。”为了绕过1000万这个坎，张文和郑玉峰把注册资金定在999万。
虽然说北京的生活成本是杭州的三到四倍，但是张文很快发现，这里人才的优势是杭州十倍以上，特别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人家就是又聪明又勤奋”。他俩死死盯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大学生招。这是他们的策略十分需的人才。
“比如我们的数据维度是4000维度，股市有3000多只股票，它一天的数据是3000乘4000。人工方法已经完全不能处理这个事了，所以说只能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来处理。”
张文的建模理念很简单——超额收益必定来自于超额信息。“两个国家打仗，你掌握对方情报很多，胜率越大。再举个例子，徐翔，他自己就是内幕，就是超额信息。”张文和郑玉峰自认跟同行比，最大的优势是他俩有更多的优质数据。
市面上，数据公司能卖四五百个因子，但他俩有4000个因子。基础数据库之外的因子，都是他俩自己找的。
“比如说舆情数据库，某个股票的关键字搜索频率，最近一个礼拜的增长率，跟其它股票的相关性系数，不同的周期不同的相关性系数，都可以作为一因子。”张文比喻说，如果说所有因子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人的图像的话，头发有多少根也是作为一个因子，鼻子、眼睛、身高、皮肤，哪块皮肤有斑点，都可以作为因子。
“你不要嫌它复杂，不要嫌它麻烦，可能会有重合和不相关，但是越详细是越好的。”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资深量化基金经理告诉我，张文说有4000多个因子并不夸张，因为有时一个因子会有多个变种，“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因子有多少个”。
张文和郑玉峰跟清华、北大实验室合作，把数据给实验室，让他们分类、评级，从第1名到第3000名。他们每天会做排名，一天一个Excel文件。“你收益最高的票肯定是前50名或者前100名。”
讲到这，张文打开一个Excel文件指给我看。
“纵列相当于投资标的，投资标的我们都是加密过的，横的就是相当于每个特征值。虽然是4000多个，但我们分析之后，可能会有几百个因子没有用，所以我们有时候给他们实验室的时候，直接把那些删了。让他们稍微轻松一点。”如果实验室提前交结果，他们会给实验室额外奖励。
野路子
2017年3月，我去中关村拜访张文和郑玉峰。
办公室在知春路的一栋不起眼的大楼，离北大东门几百米距离。大堂站着位执勤保安，穿军大衣，戴皮帽，衣袖上绑着个红袖章。跟他俩同层的邻居大多是IT公司，其中包括腾讯。
办公室前台装修了一半，墙壁半秃着。“去年年底雾霾比较严重，不让装修，今年两会来了，又不让施工了。”张文解释说。
张文（左）和郑玉峰在中关村的办公室
搬进新办公室，张文找北大某道教协会的道长来指导风水。道长通过微信指点，说办公室只能买红色的花，总数不能超过8盆。张文一一照办。他在微信上打赏了道长1000元。
去年12月，两人开始申请基金备案，到春节前备案通过，春节后刚刚开好户开始做。张文和郑玉峰告诉我，现在公司加上他俩一共有12名正式员工。公开管理规模3亿多，私下还管了几个亿。
这两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年轻人报出这数字时，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跟传说中长征后的毛主席一样，张文比2012年考入大学时胖了30斤。郑玉峰还是瘦瘦的。
他俩纷纷在各自学校办了休学，但每周都跑到北大清华去旁听人工智能方面的课。张文告诉我，过两年，他还是想回学校把学位拿到手，然后去读个清华的EMBA。“中国讲究出身，我现在都不敢把我简历往网上放。”
这是个竞争已经白热化的行业。张文和郑玉峰知道跟自己在市场上抢钱的，不少是从华尔街回来，在国际金融机构经过严谨训练、头戴光环的牛人。“其实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路子比较野一点，自己琢磨的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张文把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能力等同于“创新能力”。他说，去年股灾之后，如果不创新，传统Alpha策略根本没法做，基差成本都覆盖不了。今年的行情“感觉比去年更难赚钱”，张文研发压力很大。
他们在策略里加了一些新因子，最近跑下来，效果还不错。模型每周都要微调，新股发行速度加快，新因子加上去之后也要不断调试。张文认为，他和郑玉峰在量化交易这条路上走得比较顺，是因为风格切换非常及时。
“比如说我一直做期货可能会做得破产，如果我一直做股票（多头），我2016年就没得发展了。这个很关键，路对了，你去奋斗才有成功的概率。”
从单打独斗到带领一个团队，张文和郑玉峰在管理上琢磨出了自己的路数。现在公司员工绝大部分北大清华毕业，最小的1996年出生，不少都是奥赛奖牌获得者。公司还有三十多个实习生。
员工入职时，张文会跟他们一起制定学习计划，事先约定，比如把这门语言学会了，就涨50%工资。
表现不佳者，则被迅速淘汰。
张文“开掉”的第一个人是位北大毕业生。张文觉得直说有点难以启齿，就公布了严格的考核机制。这位员工收到邮件就主动提出辞职。辞职信里，他承认自己“智商不够”。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张文和郑玉峰已经开除了十几个人了。“就是不停地招人，不停地换血，很残酷，但是也没办法。只有公司在，你才有利益，公司不发展，你什么都没有。
张文跟郑玉峰和公司所有员工都住在离公司5分钟步行距离的小区。房租由公司承担，员工伙食补助一天50元。张文认为这能保证员工在通勤上不消耗体力，上班状态良好，“其实很划算”。
搬到北京不久，张文请他爸妈来北京，带他们逛天安门，参观他的办公室。父母始终搞不懂儿子在做什么，心里很忐忑。老两口反复叮嘱儿子：“这行业是不是挺危险的？赚钱可以，千万别做犯法的事。”
